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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医密布不是偶然的，它早已潜伏，不过现在再度揭开粪缸盖，当问题提出的时候，也就是这问题已到了有办法解决的时候。因之，柏老有两项建议：
第一，在司法系统中，应该早日成立医事法庭，专管医院医生跟病人之间的纠纷。这个法庭应附设一个国家经营的病理检查院，使任何恶医都无法遁形。医事法庭并不是专跟医生作对找碴，同时也具有保卫仁医的功能，遇到发泼的流氓无赖，跟医院医生豁上啦，也同样伸出除暴安良的援手。
第二，受宰受割受窝囊气，挨窝囊刀的病人或病人的家属，至少应做到一点，那就是记下恶医的名字和恶行的日期事蹟，等到环境许可时，给他抖了出来。有人说，反正于事无补，腿已砍掉啦，再抖也抖不出一条腿。我想，这正是一种可怕的自私根性，须知固救不了自己，却救得了别人也，而且使恶医们心理上一直蒙着有一天会被病人揭他疮疤的阴影，也是对兽性的一种围堵阻吓。
对讲机风波与恐怖路
女作家韩韩女士，在美国《世界日报》及香港《南北极》杂志上写了一篇〈我见到了柏杨〉，记述她回国时我们在台北鸿霖餐厅的一夕谈话。我看了她的大作之后，不由的努力瞪眼，盖她引用我所说的一句话：「在经过我这样的遭遇后，天下没有任何事情可使我吃惊。」──现在我正为这句话懊悔不迭。呜呼，仅只柏府这次乔迁之喜，使我老人家吃惊的事，就如天女散花。
柏府本来是住在吾友罗祖光先生汽车间的，今年（一九七八）三月，隆重搬到了新店镇附近一个新社区的公寓，我是宁死都不肯住楼上的焉，但问过价钱，再掏出小包数了一下银子，我想我还是不要「宁死」，就老老实实的住上了三楼。我之所以宁死都不肯住楼上，是恐惧臭鞋大阵，那种使人不知道怎么说才好的文化，跟女人缠小脚一样，是中国人的一项伟大发明。小脚已风吹云散，臭鞋不知啥时候才能无影无踪也。
我既然住上三楼，就摩拳擦掌，准备大战那些抛头露面的臭鞋，不过不久我就发现有点英雄无用武之地，臭鞋大阵竟没有出现，这不能不向建筑师递佩服书。盖古老的设计，进门就是客厅，私心沉重的同胞，既不愿踏脏油光光的地板或地毡，只好「双足踢出脚下鞋」，一齐堆到门外，眼不见为净。我住的这家公寓，进门之后，有一个小小的钢砖走廊，作为缓冲之地，可以大脱特脱，不扰客厅的美观，没有把臭鞋往门外展览的必要。
──不过我专案考察的结果，有些人家正在大兴土木，扩充地盘，把走廊跟客厅合并，而且铺上跟客厅一样的拼花地板，看样子已下定决心非把臭鞋择吉展出不可，悲哉。
臭鞋大阵目前虽然暂时逃脱，但几乎在搬进公寓的当天，就发生对讲机风波。十年之前，对讲机还不流行，公寓房子，客人沿梯而上，直抵门口。自从有了对讲机，客人便被阻在楼梯口的「总门」之外──「总门」者，楼上人家共同使用的门也。不但可防止闲杂人等在楼梯地带睡觉撒尿，保持清洁卫生；也同时可以防止宵小无赖，往里硬闯。受欢迎的客人驾到，主人一按电钮，红灯大亮，总门即开。不受欢迎的客人驾到，主人不按电钮，总门紧闭，即行永隔门外。柏府搬家后不久，就有一个讨债精，尾追而至，其声如雷，问曰：「柏老在家乎。」我一听就知道非良善之辈，厉声曰：「不在」，讨债精哀告曰：「请你开门，我可以在府上等他回家。」我曰：「他到银行开会去啦，要开三天三夜，欠你那几个臭钱，难得你看到眼里。」砰的一声，耳机挂断，在窗缝里看他一楞一楞的蹒跚而去，忍不住想打听一下谁发明这玩艺的，真得递给他一张感谢状，否则，碰到这种只知讨债不知友情可贵的粗汉，岂是轻易打发得了的哉。
然而，据说对讲机不是魔术，而是其中有一个小马达，如果总门开的太久──一次超过若干小时，或累积起来超过若干小时，它就损坏，需要再买一个的，而新的价钱，十分可怕，当然是八家分摊，但分摊的数目，也足使我老人家一跳。银子固然事大，主要的是，一旦损坏，以同胞们一盘散沙的特性，要装新的，恐怕需要一年半载，在这一年半载中，你听那些受欢迎和不受欢迎的客人，和一些偶尔忘带总门钥匙的主人，在楼下像发生了凶杀案似的猛喊吧。
可是就在柏老住的这个总门系统之内，有些男女老幼，硬是以不关总门为荣，目睹着红灯亮在那里，一小时二小时过去，只好御驾亲关。有一次刚刚关上，一位住在二楼的老爷就吼曰：「打开打开，天这么热，我要吹吹凉风。」呜呼，他一家吹吹凉风，却让七家的对讲机一同陪他烧坏，这种心理状态，恐怕在他残余之年，都难开窍。不久之后，我老人家半夜荣归，只见总门大开，一位老奶正安步当车，在巷子里溜狗哩。我进去后，正要关门，老奶曰：「莫关莫关，我自己会关。」我曰：「现在暂时关住，等你溜罢尊狗，只举手之劳，尊府即可打开，如此一直开着，八家马达岂不为你阁下一狗，都要报销乎耶。」她勃然大怒，砰的一声，把门关住。我也大怒，把门打开，瞅了她玉容一眼，也砰的一声，再关一次。
然而最紧张的事件发生在昨天，晚上时分，我有事出去，而一位青年才俊正靠在大开着的总门之上，跟一位窈窕淑女，在那里猛烈的谈情说爱，打死我也不明白，他为啥非靠着开着的门不可，关起来的门照样能靠呀。趁他不备之际，我就把门带住，这一着大概伤了他「死要面子」的优秀传统，在女朋友面前丢了人啦，他跳起来，就要动武。柏老一看情形不妙，立刻采取紧急防卫，从口袋里闪电般掏出──依目前的风俗习惯，理应掏出扁钻的，我既然没有扁钻，所以只好掏出钥匙，再把门打开，以平民愤。
和对讲机风波同时发生的，还有人车之战。这个新社区没有电话，每次打电话，都要千里迢迢，越过马路，到马路对面公共电话亭。这条马路曰「北新路」，即台北到新店的路也，十年前还门前冷落车马稀，而今车马却像尼加拉瓜大瀑布，风驰电掣，简直没有个完。台湾交通的紊乱，司机的英勇，车辆的凶猛，都占世界第一位。有些洋人仅只看了台北市区街头，就血压高升。他如果看了北新路上横冲直撞，每辆车都像屁股后着了火，斑马线、红绿灯，一概不在眼下，恐怕心脏都会爆炸。而柏杨先生的新居，恰恰首当其冲。
话说今年（一九七八）六月三日晚上八时左右，柏杨先生暨夫人，为了借钱，去给朋友打电话。站在北新路跟明德路口，好容易等到车辆间歇，正要举步，忽然间柏杨夫人大叫一声，我觉得右半个身子被猛烈的一拉住，就毫不客气的仰面朝天，后脑勺庄严的攻击地面，发出连华盛顿都听得见的巨响。当时还神智清醒，原来一辆黑漆一团的摩托车竟然在慢车道上靠左行驶，把我撞翻了之后，扬长而去。老妻扶我回府，不久就陷于昏迷，恰巧隔壁住了一位医生老奶，前来诊治，看我既没有呕吐，瞳孔也没有放大，嘱老妻安心，但告诫曰：「每半个小时都要把老头叫醒一次，问他一点话，如果神智清醒，就没有关系，如果神智不清，那就要马上送医院，可能是脑震荡。」
如此这般，我躺在竹板床上，每隔一会就被泪流满面的老妻像叫魂似的叫醒一次。一天一夜之后，我才苏醒，除了浑身酸痛，右臂血流如注外，简直跟没有被撞一样。唯一不一样的是，为我出书的星光出版社老板闻讯赶来，一进门看我正在活蹦乱跳，先是如释重负的长长吁了一口气，然后咆哮曰：「老头，你欠我那么多出版税，应该守身如玉，洁身自爱才对，怎敢做出乱撞摩托车之事，你死啦没关系，我的账那里去讨？」又训柏杨夫人曰：「阿巴桑，柏老脑筋不清，还情有可原，你怎么这般糊涂，过马路不拉紧他。以后他有个三长两短，俺一块钱的奠仪也不送。」说罢悻悻而去，我气的一直等他走了好远，才发现忘了向他念三字经。
柏杨先生真是一个老泼皮，屡经大难而都不死。但从此我每次过街，都两腿发软，盖北新路乃化外之路，这一带乃化外之地，车辆闯闯红绿灯、闯闯斑马线，根本算不了啥，而竟然还靠左奔驰，却没有一个人出面干涉，此路遂成为恐怖之路矣。──附带奉劝全国同胞，如果不幸驾莅此路，过街时千万小心，不但要前看、左看、右看，还要往屁股后看。
公寓的总门常开，和恐怖路上的车辆靠左边撞人如撞狗，而且似乎谁也没啥妙法改善，仅这两项奇遇，就够我心跳如捣，想起来向韩韩女士吹牛的那几句话，真想找把小刀把舌头割掉算啦。
反撞大同盟
──我们不敢争取行路优先权，能争取到行路生存权，就心满意足。
柏杨先生对于如何平安的通过马路，一向有高深的研究，铁路平交道旁的「停」「听」「看」招牌，就是我奋斗的目标，每逢带着家人，或陪着朋友，要冒险犯难时，一定再三再四的昭示小心小心，盖据我的印象，如果一旦活活的被撞驾崩，仿效外交家的口吻：「借尸还魂的可能性，似乎不大。」所以戒慎恐惧，夙夜匪懈。想不到自己却首先以身试撞，而且是被一辆靠左逆行的车辆干了一下，实在不能瞑目。
自从六月三日被撞，转眼已一月有余，北新路上靠左逆行的节目，依然如昔。这节目完全是特技镜头，马路上正尘土四扬，眼花撩乱，只见一辆（有时候甚至二辆三辆）车如春水马如龙，英勇杀入重围，杀的行人鸡飞狗跳，正常行驶的车辆，则急刹车的急刹车，干他老母的干他老母，真是惊心动魄。所以如此的原因，北新路一段和北新路二段，快车道跟慢车道之间，有一条高堤线在焉，而快车道中央，也有一条高堤线在焉，车辆要想从右边到左边，往往要前进大大一段，才能找到左转弯的缺口，而慢车道跟快车道之间的缺口，和中央堤线的缺口，又往往前后参差，如果一定依照交通规则，就非要更前进大大的一段不可，与其浪费时间和浪费精力，胆大包天份子不知不觉就发挥了抄小路、走捷径的传统文化，逆流而上。
其实北新路不是唯一的恐怖路，台北另外还有一条恐怖路，专栏作家淼森先生在《中国时报》上曾指出辛亥路充满了杀机，淼森先生曰：「辛亥路的杀机，在于一般驾驶人，对行车道的白实线视若无睹，天天时时，都有驾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