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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看了子滋甫先生的折腾，似乎不能算一霸，只能算隔墙扔孩子──丢人。
《荀子》一书提出越王国，事情更简单明了，盖五霸者，乃春秋五霸。十九世纪也曾有过五霸：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再怎么说，都不好意思说日本是春秋五霸之一吧。春秋时代，依儒家学派的说法，也是传统的史籍上的界限，起自纪元前七二二年，终于纪元前四八一年。《中国人史纲》对此也有说明：
「周王朝所属的每一个封国，都有自己完整的本国史，但只有鲁国史流传下来。鲁国史称为《春秋》，流传下来的部份，起于本世纪（前八）纪元前七二二年。史学家就从这个时候起，直到纪元前五世纪前四八一年，共二百四十二年间，称为『春秋时代』。这是一个人工的划分，犹如『世纪』也是一个人工的划分一样。事实上整个社会剧烈的变动，应起自周政府东迁。但中国历史学者在二十世纪前，全部属于儒家学派，他们一直使用这个称谓，在没有发现这种划分有重大害处之前，我们仍顺应这个习惯。」
春秋时代于纪元前四八一年结束。次年，纪元前四八○年，战国时代开始。七年后的纪元前四七三年，吴王国覆灭。再五年后的纪元前四六八年，越王国迁都琅琊（山东省诸城县），霸权才正式登场，把齐鲁等国，吓得发抖。《荀子》一书把战国时代的事算到春秋时代里去啦。
第二春秋各国列名编年问题彭先生曰：「根据《史记》所载，春秋十二国为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根据十二诸侯年表列吴，共为十三国。这十三国在《中国历史年表》上列名编年，自有学理上的根据。但其特别把杞国也列名编年，就不知究何所本了。」这又是一个「何所本」，一个人为啥自己没有创见？而又不尊重别人的创见？非酱在「有所本」的酱缸里不可。呜呼，司马迁先生写《史记》，十二国焉，十三国焉，所本的是啥？十二国如果有所本，十三国就成了胡说八道。十三国如果有所本，十二国同样也成了胡说八道。任何大哼，包括司马迁先生，甚至包括孔丘先生在内，他们的主张我们都不闭着眼睛接受，一定得认真的思考。任何「有所本」的东西，不能仅仅因它「有所本」就站得住脚。
独立思考下的创见，都是对「有所本」的扬弃和突破。相对论有所本乎？万有引力有所本乎？相对论之前从没有相对论，万有引力之前从没有万有引力，英雄好汉所本的只是事实，不是本前人说的，或前人写的也。《中国历史年表》把各国和各国年号都排列在上面，只是尊重他们存在的事实，同时也为了读者老爷检查时间位置时，不致气喘如牛。举个例子说明：纪元前七世纪二○年代前六八○年，它是周僖王二年、鲁庄公十四年、秦武公十八年、陈宣公十三年、蔡哀侯十五年、郑姬婴十四年、宋桓公二年、楚文王十年、齐桓公六年、晋姬缗二十五年、燕庄公十一年、卫惠公二十年、曹庄公二十二年、杞共公元年。在那个时代，中国没有统一的记年数字，而是「你记你的年，我记我的年」，必须如此排列，才能知道郑国国君姬突复位之年，即息国灭亡之年，亦即楚王国攻蔡国之年，亦即杞国国君杞共公即位的次年也。杞国犯了啥罪，不能列到表上？如果不列到表上，读者老爷读《史记》读到《陈杞世家》，若「德公十八年」「文公十四年」，要找它们的关系位置，恐怕每一找都是一场手忙脚乱。柏杨先生辛辛苦苦把它对照出来，读者老爷不但不说一声感谢，送一份厚礼，反而指着鼻子吼曰：「你究竟何所本呀。」真教人龇牙。
第三少正卯问题彭先生曰：「鲁定公十四年，孔子诛少正卯，乃是因他『乱政』之故，而《中国历史年表》写为诬杀，不妥。」
──注意「鲁定公十四年」的使用，柏杨先生笔下，从来只用耶稣纪元，而不用中国传统的年号，为的是明确的显示时间的关系位置，把中国历史文化纳入世界历史文化的巨流。夫年号是一种记时工具，犹如骑马射箭是战争的工具一样，丝毫不具神圣的意义。试考一考：「鲁定公十四年」，距周敬王二十四年多少年？距楚昭王二十年多少年？卫灵公三十九年多少年？又距今年（一九七九）多少年？真能把读者老爷的痢疾都考出来。不但时间距离弄不清，现在拜托贵阁下，查查《中国历史年表》或任何一部年表，「鲁定公十四年」在哪一页，恐怕也会查得垂头丧气。柏老又一次的想不通，为啥不直接写「纪元前四九六年」乎哉？用「纪元前四九六年」，干净俐落，一目了然，何必努力搬石头来砸自己的脚，跟自己的脑筋过不去耶？战争已进入电子时代，如果再有人坚持把洋鬼子发明的飞机大炮都扔到河里，仍继续古老的跑马射箭，恐怕准被送到疯人院。可是在文化的领域里，却非跑马射箭不可，一心一意把中国孤立于世界文化之外，似乎也应请医生诊断诊断也。而彭先生全文都是如此──事实上很多史学家到今天，仍都酱在年号里，这就教人紧张啦。
三谈《中国人史纲》
──抹杀和伪造事实的干法，不但不是史学家的态度，也不是有高尚人格的态度。
关于少正卯先生，《中国历史年表》曰：「鲁司寇孔丘摄相事（代理宰相），诬杀大夫少正卯。」《中国人史纲》叙述它的经过曰：「堕三都的第二年（前四九六），孔丘被赏识他的国君姬宋，任命为代理宰相，三桓已大为光火，而孔丘却不到三个月，就把一位很有名望的文化人少正卯逮捕，立即处死。然后宣布少正卯有五大罪状，这五大罪状是：『居心阴险，处处迎合人的意思。行为邪恶，不肯接受劝告。说的全是谎话，却坚持说的全是实话。记忆力很强，学问也很渊博，但知道的全是丑陋的事情。自己错误，却把错误润饰为一件好事。』这种烟雾蒙蒙的抽象罪状，说明凡是有权柄的人，都有福了，他们可以随时把这项奇异的帽子扣到任何一个人头上，而仍能振振有词。」
──少正卯先生罪状的原文是：「心逆而险，行僻而坚，言伪而辨，记丑而博，顺非而泽。」
一个人是不是犯罪，尤其，是不是犯了死罪，要有犯罪的积极证据，连消极的证据都不行，更不要说只是一些情绪上的形容词。扣到少正卯先生头上的帽子，跟巫婆的魔帽一样，扣到任何人的头上，都同样合适。扣到我阁下头上固然合适，扣到你阁下头上也非常合适，扣到任何一位律师、一位民意代表，甚至扣到孔丘先生、孟轲先生的头上，同样非常合适。──晏婴先生就有一顶「倨傲自顺」的帽子扣到孔丘先生头上，幸亏晏婴先生心软手善，否则，老二危矣。
我们在已公布的少正卯先生的罪状上，找不到他犯罪的证据，更找不到他乱政的证据，只找到一场冤狱──中国最早的冤狱之一，少正卯先生不但被诬陷处决，而且还要背上一大堆恍恍惚惚的罪状。然而这还不足说明这些罪状鸭子屎，鸭子屎的是，即令这些罪状并不恍恍惚惚，而是有根有据的，也谈不到乱政，更距死刑十万八千里。
孔丘先生对少正卯先生的手段，使人寒心。任何人企图证明少正卯先生「该杀」，就跟老水牛掉到枯井里一样，恐怕是有力无处施，除非再制造另一个冤狱。于是，儒家学派朋友，监于扬汤止沸既然不行，根治之道，莫过于釜底抽薪。《中国人史纲》介绍曰：「若干世纪后，儒家学派发现杀少正卯这件事不太光彩，所以曾竭力证明根本没有少正卯这个人。」理由是，这么一件惊天动地，杀人栽赃的大事，在记载孔丘先生事迹最多的《左传》《国语》《论语》上，都只字不提，未免违反正常情况。只有《荀子？宥坐篇》冒出来，《史记》也就跟进，而《史记》中有关孔丘先生的记载，错误不少，例如它说孔丘先生由「大司寇摄相事」，「大」字是司马迁先生加上去的，「大司寇」乃中央政府的司法部长，「司寇」只不过曲阜警察局长，恐怕没有权力乱扣帽子乱杀人──杀小民可以，杀贵族就下不了刀。而「摄相事」，并非「代理宰相」，只不过「代替季孙斯先生担任鲁国国君的礼相」，礼相者，掌管礼仪的官。
呜呼，这是为孔丘先生洗刷的最好办法，既然根本没有少正卯先生，一切事情都告解决。可是，假定如果真有少正卯先生，那么，正式文献已无情的显示得很明白啦。
第四孔丘先生去国的用语问题彭先生曰：「根据《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孔子跑到各国去，旨在施展政治抱负，并非到各国去谋一职业，各种典籍均用『周游列国』，而年表写为『流亡』，显有不妥。」
彭先生所称的「各种典籍」，不知道是啥典籍，如果包括《中国历史年表》和《中国人史纲》，那各种典籍的说法就不一样。对孔丘先生的去国，《史记？孔子世家》是这么说的：「桓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脸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只说他「遂行」，并没有说他周游列国。而「遂行」的意义是啥，《中国人史纲》曰：「恰巧遇到国君主持对天老爷的大祭典，在分祭肉的时候，三桓故意不分给孔丘。这是周礼社会中最严重的一种处份，表示已被深恶痛绝。孔丘只好流亡，出奔卫国。」播
中国史学家好在文字上耍花样，为了一时的利益，而把真实的史迹扭曲、伪造、掩饰、删改，甚至埋葬。随便举一个例子，纪元前六三二年，晋国国君姬重耳先生，召唤身为天子的周国王姬郑先生，到晋国境内的河阳城（河南省孟县）见面，这简直是反啦反啦，诸侯竟把君王当作奴仆一样的呼来喝去。好在史学家可以颠倒是非，于是，姬郑先生由被召唤被传见的卑微地位，变成了高高在上，威风凛凛的「天子巡狩」。然而，屁纵是放到铁裤子里，三年也会露出来，历史真相，也是如此，再厚的铁裤子，只能掩饰一阵子，不能掩饰永久。
孔丘先生之去国也，原因很多，而按下的电钮是：不把祭神的肉分给他，这不仅是一个侮辱，也是一个警告。孔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