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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家生活无虞的日子里，财富的意义包括一个人的品质。一个暴发户，如果不能沉醉在书籍阅读中，即令过了三代，仍不会穿衣吃饭，过了十代，仍不会欣赏画！仍是一群族居的野人。
只有书籍，和由书籍延伸出来的读物，才可以把一个人的钱，转变成身上的教养，把一个人从动物界提升到人类，从野蛮界提升到文明，创造出另一种新的财富。有福的人，会多多珍惜。
──一九八九？三？台北《出版情报》
红色恐怖
──《家园》日文版序文
《家园》中文版出书后的第十五天，北京发生天安门六四惨案，一声天崩地裂，中国大陆重又回到文化大革命时代同样可怕的红色恐怖之中。筑波大学教授张良泽先生从东京传真告诉我：日文版《家园》将于八月出版，并改名为《绝望的中国人》。我去年（一九八八）前往大陆，当亲自观察共产党在世人面前，所呈现改革的成果，不断升高之际，曾经心情沉重的提出：「大家都认为中国再也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之类的暴乱，但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认为像文化大革命那种反潮流、反人性的暴乱，恐怕仍然随时都会发生！」这项隐忧，竟在今年（一九八九）六月四日不幸应验。张良泽先生和已经读到译稿的日本朋友，认为天安门事件，应属《家园》的一章，要我特别为日本读者朋友，写几句话。
对整个天安门运动，不是几句话可以表达无遗，几百万字和盈眶的眼泪，都不足以倾诉内心的感受，我深为中国有这么一个野蛮政府，感到羞愧。我对所有帮助中国年轻学生、和中国民主志士的外国朋友，充满感谢。当我接到一位来自中国大陆，而目前居留日本的朋友，在给我的越洋电话上，告诉我他如何受到日本朋友的庇护时，我激动得流下眼泪。虽然，仍有人认为有些国家表现得太软弱，但是，这种残暴的杀戮，发生在共产党政府对待中国人民身上，应是中国人应哀痛沉思的时刻，而不是一味乞求外国朋友同情的时刻。邻居可以供给我们棒棍，但不能每天到我们家除暴安良。中国人肩上的责任，要自己承担。
我无法回答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政府为什么不惜与全世界正义为敌，公开屠杀徒手学生和手无寸铁工人？」我只能悲痛的告诉你：中国人受了诅咒！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开始，中国人站起来又跌倒，再站起来再跌倒，而每一次都比上一次跌得更重，这诅咒可能来自「塔什干屠城」，但也可能来自其他难明的原因。否则的话，谁能解释中国人永远不能站起来的事实！
没有制衡的权力宝座──像北京中南海，事实上只不过是一个同样受了诅咒的孵卵器，无论你放进去什么蛋：鸡蛋、鸽蛋、麻雀蛋、凤凰蛋，孵出来的全都变成恐龙。六四之后，很多私人谈话中，常听到中外朋友们的叹息：「中国已没有救！」我无言以对，只有跟着叹息。但是，问题在于，中国必须有救，因为今天的世界，「四海一家」已不是一个口号或理想，而是一个实质上互相依存的实体，中国拥有十一亿人口和将近一千万平方公里土地，一旦沉船，它会把其他国家吸进深海。监督共产党政府遵守文明社会的秩序和规范，是每一个文明国家的责任。这比永无尽期的与政治经济都停滞不前，但连自己人民都屠杀的国家为邻，代价要小的多。
重读我自己写的《家园》，对于我曾经晤面的王若望、方励之等朋友，想到今日他们身陷绝境，而和我交谈过的许多青年学生、年轻教授、作家中，又有那些是共产党已经逮捕，或正在追缉的对象！我焦急而又无力，倍增伤感，难道这就是中国知识份子命中注定的厄运？中国共产党当初以民主、自由、法治、人权为诉求的目标，迷惑了所有知识份子，但共产党的体质却偏偏缺少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的基因。天安门惨案是中国共产党最大一次暴露在世人睽睽的注视下，脱下美丽外衣，显示蛇蠍身体。从此，在大陆的中国人将更不相信共产党，在海外的中国人也将再没有左派。十年改革成果，毁于一旦。
中国现在又回归到红色恐怖，又恢复「紫人国」一齐撒尿的时代，前途一片黑暗，但我愿重复一遍《家园》中的话，对中国必须用望远镜看，这次天安门事件势将促使中国产生蜕变，天安门前被摧毁的民主女神，不会只是血泪控诉的国殇，而是一个解除诅咒的契机。
──一九八九？七？
我们到底受了什么诅咒？
香港学生联合会准备把五十年前的一九四七年七月，上海中国学生联合会出版的《向炮口要饭吃》，再版付印，这是一部当年发生在国民党政府时代，全国各地的学生运动，以及国民党政府残酷镇压的记实。从已经褪色的图片中，看到脑浆崩裂惨死的王志德同学，和在寝室里被击毙的黄鸣刚同学，最使我激动的还有刚回祖国求学的台湾青年陈如丰同学。国民党政府军警特务的暴行，一字一字记载分明，每一个字都是一滴血泪。对这部书我乞求你仔细阅读。
就在出版这部《向炮口要饭吃》二十年之前，一九二六年四月，鲁迅先生写了〈记念刘和珍君〉一文，这是一篇当年发生在北京一地的学生运动，北洋军阀政府（段祺瑞执政府）枪杀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的记实，它收集在《华盖集续编》，现在，从中摘录几段，同样乞求你仔细阅读。
鲁迅先生说：
「我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早晨，才知道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下午便得此恶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今颇为怀疑。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
「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作证的便是她自己的尸骸。还有一具，是杨德群君的。而且又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但接着就有流言，说他们是受人利用的。
「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还在医院里呻吟。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枪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啊！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但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时间永是流水，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处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料。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的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为是之从容。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勇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北洋军阀屠杀学生后二十年，国民党政府屠杀学生。国民党政府屠杀学生后四十年，共产党政府屠杀学生。每一次屠杀的人数，都比上一次多，而且，二○年代屠杀学生，「有尸骸为证」；四○年代屠杀学生，有照片为证；八○年代屠杀学生，却没有一具尸体。中国人民解放军跟国民党军队、北洋军阀军队，最大的不同点是，人民解放军有收尸队的组织。所以共产党政府袁木先生坚决认为没有死一个人。全世界都被这种气不发喘、面不改色的巨谎、吓得目瞪口呆。因为他充份发扬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说谎就是美德。
中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宣言上的奋斗纲领：「反对摧残人权、屠杀青年，人民有言论、出版、结社、身体等基本自由！」
当初，这正是共产党追求的目标，说明中国人丝毫没有进步，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学生死亡的人数从少到多、从有尸到无尸，似乎也说明中国人进步之速，至堪惊人。
苍天，我们到底受了什么诅咒！
──一九八九？九？一○？台北《自立晚报》
「虽千万人吾往矣」
当大地春回，一片青山绿水呈现人间时，谁都难以想像，就在不久之前，极目所及，还是万里冰封，一不小心伸出五指，都会断裂。
这就是台湾，解严之后和解严之前强烈的对比。现在，九○年代开始，我们身处大地春回的环境，很多年轻人认为言论箝制和思想戒严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中年以上的朋友，恐怕记忆犹新，使我们对今天所过的强差人意的太平日子，深知得来不易，而更万分珍惜。也使我们难以掩饰回忆那漫长的黑暗，和在断指裂肤酷冷之下，有一只救难的手，不断悄悄伸出，多少受迫害的知识份子，因此得以重获生命。
这只手，就是《中国时报》。在文字狱如火如荼的时代，报社就好像一个火药库，编辑、校对、作者、排字工友，和报社负责人，每天都在那里猛敲炸弹──一个字就是一个炸弹。随便举一个小故事，作为说明：排字工友一不小心把「中央」排成「中共」，校对职员又没有校出来，就至少会有两个人要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编辑和作者更随时都会被炸得粉身碎骨，没有一个人敢为这些毫无保护的知识份子说一句话，反而更有一些人（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也是知识份子），为了表演忠贞，还要落井下石。
在这个畸形社会中，当一位陷于恐怖的知识份子，走投无路，台湾虽然报社林立，也只有《中国时报》肯给他一份工作，或肯给他具体帮助。当一位编辑被治安单位「约谈」，全家战栗时，余纪忠先生总是要求把「约谈」的地点改在报社，希望扭转扣押的情势。正是因为如此，《中国时报》跟若干掌握权柄的大人物之间的冲突，日益升高，当然引起同样日益升高的打击。最严厉的是一项发生在不久之前，迫使美洲《中国时报》关闭，一位当时还炙手可热的先生，誓言：「《中国时报》连一分钱都汇不出去！」于是，在美国销售量庞大、代表国家言论自由崭新形象的这份华文报纸，就这样的被活活扼杀。写到这里，为这个从黑暗中走过来的国家，兴起无限悲叹。
我不愿故意不提我自己的亲身遭遇，当我经过十年牢狱之灾，于一九七七年出狱后，台北像一个冰窖，人们都把我视作有辐射线的蛇蝎，我十分孤独、恐慌，也只有《中国时报》邀我出席那一年的作者联谊会，在冠盖云集的大厅中，余纪忠先生突然宣布：「我们欢迎柏杨归队！」这是我的殊荣，我感到人生充满温暖，那只一直照顾知识份子三十年的温暖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