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生活，在山野中唱猎狩之歌。
然而，随着大环境的转变，这个小岛也天翻地覆。一百年前，日本人击败中国，入据台湾，把绿岛作为囚禁思想歧异份子与政治立场不同的人的场所。五十年前，中国击败日本，台湾回归祖国，国民政府沿用日本人的手段，把这个岛继续用作箝制思想和打击异己的天然囚笼。所以，一百年来，这个拥有美丽名字的岛，成为一个痛苦的岛，和一个哭泣的岛，监狱受难者的呻吟声，和法场上死囚被处死时的枪声，互相呼应。监狱外几个世代受难者家属、朋友，和胸怀理想，追求人权尊严，以及自由、民主、平等的斗士们，绿岛是他们最深的伤痛，她象征蹂躏和屈辱，也象征迫害和挣扎。
然而，任何苦难，都有结束，一百年的痛苦岁月，虽然漫长，仍终于成为过去。二十世纪末叶，台湾随着戒严的解除，走出了专制政体的高压统治，在中国土地上，台湾首先成为一片干净土。出现五千年来从来没出现过的政治民主和经济繁荣，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所做的最大的努力和贡献。在这项伟大的工程中，绿岛扮演了重要的催生角色。
过去，中国人的观念中，常强调一项教训，要人们忘记过去，尤其是见不得人的过去，专制政权的暴君暴官尤其害怕人民记得他们制造出来的苦难，总是告诫说：「算了！算了！」以及「过去了就过去了，不必再提！」长期生活在专制政权下的人们，也往往习惯用驯服的态度，把过去的苦难，一笔勾消，特别是这项苦难与切身不相关连的时候。事实上，这种表面看来既往不究的「温柔敦厚」，实际上是因为不敢面对过去的错误。我们遂永远不能分辨是非对错，也终于丧失了检讨和反省的能力，使我们这个民族永远在历史上翻覆过无数次的旧轨道上，踯躅徘徊，找不出新的航道，以致苦难一而再、再而三，不断的重复演出。
台湾人已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创造奇蹟，我们企图在文化上也创造奇蹟，那就是：希望国人对于过去的苦难，永不忘记，只有这样，才能保护我们不再倒退。所以，我们决定在新面貌的绿岛上，建立一座垂泪碑，上面刻着白色恐怖期间每一位受难者的姓名，不分党派、不分籍贯、不分老少、不分男女。这样做不是复仇、更不是记恨，而只是一项忠于历史的纪录，用来纪念、缅怀，更用来提醒，使我们铭记台湾走过的这一段痛苦岁月，把每一位被剥夺自由的人，恢复他本来面目，并从中得到启示：一个人如果不忘手指伸进火炉被烧伤的往事，他才不致于再把手指伸进火炉。百余年来的眼泪，洗涤了罪恶和悲伤，面对着现代家国，警惕民主自由得来不易，感谢他们所做的牺牲。绿岛，将永远成为一个欢乐的岛，将来前来绿岛的客人，不会再绳捆索绑，不会再戴手铐脚镣，而是一群欢乐的、充满尊严和喜悦的新的生命。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坚信它会实现！
──一九九六？七？香港《明报》月刊
──一九九六？十一？十八？台北《自立晚报》
血缘
──《郭氏族谱》前言
辉县郭氏家族，由何方迁至，至少，有三种说法：一是从北京南下，一是从江西北上，一是从「槐树下，摔锅片」的山西省洪洞县。然而，从我祖父郭纯先生（我从没有见过他，也很少听人谈过他）的序文里，却呈现另一幅凄凉的故事：先祖郭弘先生，和再上若干代的先祖某公，在元王朝部队中当兵（假如他有一官半职，后代会称他的官衔），在一场不知道时间和地点的战役中丧生，遗下孤儿寡妇，流浪到辉县沿村落户。即令是现在，沿村以及延伸出来的常村，仍是半开发土地，何况七百年之前。那种求助无门、贫穷饥饿、家徒四壁、举目荒野的情形，可以想像。就在这种艰苦环境中，子孙繁衍。而我，在我七十五岁时，第一次看到家谱的时候，才知道我是第十七代子孙，感慨无限。
一九四九年，我迁至台湾，迄今四十七载。向我提重印族谱的是稍长我数岁的郭立生堂兄、把族谱从辉县带回台湾给我的是稍小我数岁的郭立熙堂弟。数百年来，战乱频仍，人命不如一只蚂蚁、族谱之能幸存二册，似有天意，使郭氏后裔的归属感，得以维持不坠。时代不同，现代印刷，无论打字、排版，都由电脑作业，迅速整齐，自非先人石印时代和抄写时代，事半功倍。但愿海峡两岸、郭姓家族后裔，念及血浓于水，互相亲爱，直到永远。
──一九九六？十二？十？
归属
──《郭氏族谱》后序
一、再也想不到，我会负责筹印《郭氏族谱》，我在家乡的时间很少，和同族兄弟相处的时间更少，而离乡却最远，远在我出生时仍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时代的巨轮创造变数，一九八七年，大陆改革开放，我回乡探亲，祭拜父坟。堂兄郭立生先生向我提到修印家谱，我们立刻决定：他负责重修增订，我负责校对印刷。然而直到一九九三年，跟我同时移民台湾的堂弟郭立熙先生，才把旧家谱带到台北。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地位重要的、真实的「家谱」，更是第一次看我所归属的《郭氏家谱》。细数源流，发现我在这个郭姓族群中所占的位置，是多么的渺小。
二、家谱带到后不久，我一连串发生大病，最先，心脏开刀；稍后，眼睛开刀；再稍后，脊椎开刀；最后，已是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基督圣诞前夕，胃大量出血，几乎丧生。前后相接四次重大手术，均平安度过，深为感谢父母赐给我这个坚强的身体；但气息残余，已不能久坐，无法提笔，印谱之事，不时中断。
三、旧谱刊有十四世郭惠元先生，及十五世郭葆桢先生玉照，年代久远，已不能复制，只好省略，其他无任何改动。文字部份，仅增标点符号。增修部份，分别由堂兄郭立生、堂弟郭立熙执笔，我则除了加添儿子，还添女儿，希望能被认同接受，共同实现男女平等这项理想。至于弘、通、聪三位先生为各支派之祖，我毫不清楚，这辈子也从没有人告诉过我，我也从没有看过其他文件，直到本谱出版前夕，才被指出：这部族谱只是郭弘先生之后，仍缺郭通、郭聪之后，不禁茫然。本谱由我负责校对印刷，执行则由助理，舛错之误，十分抱歉。希望郭通、郭聪二位先生的后裔，能有人出面，重修增添，届时不妨单独发行，或再合为一册。
四、本谱编印之初，已与堂兄郭立生约定，校对印刷，由我全部负责，不接受任何捐款，事实上也无人捐款，为此写下这几个字，乃万不得已。将来再印，亦复如此。
──一九九七？四？二十一？
领袖人才的ＥＱ教程
──《总裁狮子心》序
常言：「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去年，我的女儿从大陆来台探亲，沿途受了很多不便和挫折。当我为她感到委屈时，女儿安慰我说：「出门就是要受苦的。」我脱口而出告诉她：「出门就是要享受的。」她呆了一下，想是被这个她从没有听过的观念所震惊。她那种惊愕的面色，使我回想到自己前半生流浪时走过的颠簸旅程。出门，所以被中国人视为畏途，主要的原因是：旅途确实可畏。
我们不能想像，一个旅客在中国旅行时，会有下列的奇幻遭遇：
好比，你到台北接洽一项巨厦的建筑工程，在桃园机场通关之后，推着行李到大厅，一个和颜悦色的年轻人走上前来迎接：「您是张三先生吗？我是您预订房间的某某旅馆的接待人员，请随我上车。」仅这一点就足以使你觉得惊奇，心想：「他怎么可能在机场一秒钟之内就认出我？」然后在一辆宽敞的轿车上，接待人员一路说明：「欢迎您到台湾来，从这里到台北需要四十分钟的车程。从我们旅馆到您要拜会的公司，有二十分钟车程。」等车子停在旅馆门口的时候，早已伫立在那里的接待人员，打开车门，准确的唤出你的名字：「张三先生，欢迎光临！」然后立刻卸下行李，完全是专业化的效率。可是，当接待人员引领你去柜台时，是第二个惊奇。
原来，这家旅馆根本没有柜台，更没有等候check in手续的旅客长龙，接待你的是一张喝咖啡的桌子，柜台主任请你坐下，原本所有的登记手续和表格，都已填好，我们只要过目一次，签一下名就可以了。大概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柜台主任亲自带你进入房间。在房间桌上，蓦然发现带有你全衔的中英文名片，已整整齐齐的放在那里，而同样有你名字的信纸和信封，也早已摆在一旁，更使你惊讶的是，一个倾斜带有灯光的绘图桌，已放在屋角。因为你是一个绘图员，数年前在一次住宿这家旅馆时，曾经要服务生找一张这样的绘图桌，然后你又发现，有一份台北市的地图，标出你开会会场的方向……。
这样一个奇妙的遭遇，过去只有在《镜花缘》这类小说里，才会出现。它是一个中国人所盼望，而又永不能实现的美梦。不过，这个美梦，如今已在一个中国人的经营领导下，使美梦成真。
七○年代开始，台湾新的现代化观光旅馆纷纷建立，每一家新旅馆，开始的时候，都有崭新的、引人入胜的风格，只是，一二年之后，这家旅馆就沉寂了，换另外一家新旅馆兴起，建立另外一个崭新的、引人入胜的风格，同样的，不久之后，也再度沉寂。如此，一家家兴起，又一家家沉寂。使人怀疑：台湾永远在追求现代化的设备，却不能保持现代化的人文精神。外国有百年以上的旅馆，这不仅仅指百年以上的硬体，更指有百年以上的人文气质的累积。
最简单的例子是：十年前曾经光顾过这家旅馆的旅客，十年后再度光临的时候，他会发现这家旅馆还记得他的名字及特别嗜好，一位十年前给他提箱子的那个服务生（可能已升为领班），仍记得十年前他来时的情景，现在为他再度提起箱子，欢迎他的归来，使他感觉到这就是他的家，使他享受到回家的温暖。台湾却没有这种人文累积。
使你更震撼的是：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旅游业问题，而是整体文化问题，中国人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民族，像上述所说的成真美梦，中国人可以在一、二个月之内，学习得精通非凡，但文化的停滞性，却使我们无法使美梦持续。中国人更有一个致命的观念：以为钱可以买到一切，但是，像这种温馨、周到、体贴、关怀如家人般的服务，绝不是钱可以购买到的。它是一种长期文化薰陶的艺术境界，中国人如果只注重创造奇蹟，却没有文化薰陶，难怪再轰动的奇蹟，不过一时。正因为这个原因，使我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推荐严长寿先生的这一本书──《总裁狮子心》。
严长寿曾经当过美国运通公司台湾分公司经理，现在则是亚都饭店总裁，他就是本文开始时所描绘的，使美梦成真的创造者和维护者。
在这部《总裁狮子心》书中，他无私的──甚至因此可能被抨击为自夸的管理理念及管理实务，贡献给社会，这项理念和实务，不单限于旅馆业，而且还可以做为所有行业的规范，上至总统对国家的领导、统帅对军事的运作，下到一座三人公司的小店，或一人唱独脚戏的单帮客。主要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