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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妻子当破鞋
上面说的，固已经过份缺德，还有更缺德的玩艺，也出自有名人士之手。东汉王朝的官姜诗先生，他娘喜欢喝江水，太太去汲，路上遇见台风（一定是台风，否则何其大也），不能马上回来，老太太急啦，发了两句牢骚，姜诗先生就抓住机会，把太太休掉，他阁下真是八格野鹿型的健者。而唐王朝李？秀先生，似乎也在该型中数一数二，太太骂丫头，老娘疑神疑鬼，以为在骂自己，气得脸色发青，李先生不由分说，立刻也把妻子休掉，这种无情无义的干法，还有他的理论根据哩，李？秀先生曰：「娶妻所以事姑，苟违颜色，何可留也。」另外还有一位南齐王朝的刘瓛先生，太太挂衣服时，一不小心，把墙上的灰尘弄了点到婆婆床上，该婆婆可能有爱洁之癖，也可能借题发挥，刘先生就也把妻大人赶出大门。
为了母亲而把妻子当作破鞋，说扔就扔，说甩就甩，已经够叫座的啦，而竟然还有为了兄弟，把他们妻子当作破鞋，说扔就扔，说甩就甩的哩。南北朝时想做大官想得发了狂的孙谦先生，他哥哥卧病在床，嫌做弟媳的伺候不周到，孙谦先生就立逐其妻，这是对兄。有一位陈平伯先生，他的弟弟其肥如猪，饱食终日，不事生产，嫂嫂说了他两句，丈夫也大怒，也立逐其妻，这是对弟。呜呼，这一类的事，历史书上记载辉煌，抄三年都写不完。下等人固然打老婆，而上等人又如此的凛凛然，说杀就杀，说剐就剐，说逮捕就逮捕，说入狱就入狱，说不要就叫她滚，不但不会背上恶名，反而振振有词，曰「孝」焉，曰「友」焉，曰「忠」焉，曰「义」焉，有权势的朋友真是有福啦，随心所欲，无往而不利。于是我们真怀疑中国文化中有没有怕老婆这回事，以及有没有纯真的爱情这回事也。
最近台北不是在上演《白蛇传》乎？男主角许宣先生如果参加竞选，准可成为八格野鹿型的阔大代表，白娘子一片痴情，爱许宣先生爱得魂都没啦，且看她分娩之后怎么对她的丫头青儿讲话，她曰：「奴家自配婚许郎，虽只一载有余，却幸喜生下宁馨儿，以传许门之后，也不枉受许多折磨也。」书上有她的唱词曰：「俺昔日觅有缘，遇见这潘郎面，俺须是打叠起蜂迷蝶，才能够美满姻缘。只道是飘飘阮郎误入天台院，全不想几番受颠连，到今朝腮边艳，只有俺兀的不喜盈盈也么哥，兀的不喜盈盈也么哥。」而许宣先生，你猜他当时正在干啥，他正在那里「此时不下毒手，更待何时」，像白娘子那样的太太，不要说她是一条蛇变的，即令是一条蟒变的，都应永爱不渝。如果嫌她非我族类，内心恐惧，溜之可也，为啥要用那么厉害的残酷手段乎？法海先生更是一个典型的凶僧，而社会上这种人多矣，法海型的凶僧越多，八格野鹿型的气焰也越嚣张，文化中的灵性也越小。中国似乎只有假怕老婆，而无真怕老婆，因怕老婆要先爱老婆也。中国文化缺少很多东西，怕老婆不过是其中之一焉。
很难明白真相
读者陆玄先生来信，对闻名天下的「季常癖」提出抗议，说陈季常先生并不怕老婆，只因被苏东坡先生幽了一默，赠了一首七言诗，才弄得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看了苏东坡先生的诗，陈季常先生的太太好像把他管得奇紧，他平常在家宴客，如果仅只吃吃老酒，倒还罢了，如还要找些不三不四的歌女舞女酒家女以及政府登记有案的绿灯女或应召女，陈太太当然不客气起来，在后堂用棍子猛敲墙壁，一直把客人敲得坐立不宁，狼狈逃走为止。不过陈季常先生固不如此之窝囊也。陆玄先生曰，苏东坡先生另外还有一篇大作〈方山子传〉，就是写的陈季常先生，〈方山子传〉中的陈季常先生，却另有一番风光，不但家庭和睦，而且「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色」。如果老爷怕太太，太太自得，尚有可说，「婢」也自得，就不简单矣。陆玄先生另举叶申乡先生的〈本事词〉上的记载，曰：「龙邱子（也是陈季常）自洛之蜀，载二侍女，戎装骏马，每至溪山佳处，则作数日留，见者疑为异人。后十年，筑室黄冈，独居习道，自号静庵居士。苏东坡先生因作〈临江仙〉赠之云：『细马远驮双侍女，青巾玉带红缰。溪山好处便为家。谁知巴峡路，却见洛城花。』『西旋落英飞玉蕊，人间春日初斜。十年不见紫云车。龙邱新洞府，铅鼎养丹砂。』想其载侍姬而远游，亦非无故欤？」是以陈季常先生固风流倜傥，浪漫不羁，假如真怕老婆怕得要死，他敢带着两位美女，招摇过市哉？
陆玄先生高见甚佩，可能偶尔有一天，陈季常先生有大错犯在太太手里，给他来一个大闹特闹，又恰好被苏东坡先生看到眼里，乃吟诗一首，以资纪念。不过我想，无论啥事，都可考证，唯怕老婆似乎可放过一马，一个凶汉宁愿被人当作怕老会会长，他自己绝不会洗刷，也绝不会希望别人洗刷也。
不过无论从那方面讲，陈季常先生都应感谢苏东坡先生，若非苏公，谁知道他是老几？然而喜欢调侃人的文坛朋友，固多的是，宋王朝大诗人姜夔先生便整了张仲远先生一下，张仲远先生，吴兴人，怕太太怕到顶尖，姜夔先生闲极无聊，乃作了一首艳词〈百宜娇〉，悄悄放到张仲远先生的口袋，词云：「看垂杨连苑，杜若吹沙，愁损未归眼。信马青楼去，重帘下，娉婷人妙飞燕。翠尊共款，听艳歌，郎竟先感。便携手，月地雪阶里，爱良夜微暖。」「无限风流消散，有暗藏弓履，偷寄香翰。明白闻津鼓，湘江上，催人还解春缆。乱红万点，怅断魂烟水遥远。又争似相携乘一舸，镇日相见。」结果是啥，可想而知，张仲远先生百口莫辩，脸上被妻大人抓得左一道右一道，半个月不能出门。这才是真正的怕，看起来陈季常先生只能在怕老会中当一名工友也。
困惑不解
中国过去之怕老婆，大多数都是假怕老婆，柏杨先生常怀疑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里少点什么，于此似乎可以看出一点空隙，古圣先贤以及有权有钱的朋友，他们都是教人「敬」，而西洋基督教文化，则是教人「爱」。中国文化建筑在「敬」上，而西洋文化建筑在「爱」上。基督教《新约圣经》，全部道理，一个字可以包括，那就是「爱」，上帝和他的独生子耶稣先生所作所为，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为了爱。〈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全部《圣经》的精华，该节曰：「上帝爱世人，甚至把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基督教教堂门口如果写标语的话，千篇一律都是写的这个金句，读者先生走路经过时，一看便知。上帝爱世人是第一因，因为上帝爱世人，所以世人也爱上帝，也爱君王、爱父母、爱兄弟、爱朋友、爱丈夫、爱妻子，（这和中国圣人曾参先生以及他所总代表的观念，大不相同。）不但爱自己爱的人，还要爱自己恨的人。保罗先生曾在〈哥林多前书〉强调，无论说啥干啥，如果没有爱，跟鸣的锣、响的钹一般，都不是灵性的。咦，即令怕老婆，如果没有爱，也和鸣的锣、响的钹一般，也不是灵性的也。
中国文化似乎都是拚命掇弄人起敬起畏，圣人书上，连篇累牍的不是发扬人的爱心，而是像酱缸一样，把灵性酱住──最大的工具是「礼教」。忽然间，柏杨先生想起一件事，姑且作为一例：对日抗战之前，也就是二十世纪三○年代之前，那时乡下还流行「点主」的古风，点主者，老爹或老娘死掉，牌位上写下死者的姓名和官衔，该文的第一个字是一个「主」字，可是怪哉怪哉，「主」字不写成「主」字，却写成「王」字，然后花钱送礼，「雇」一位（通俗的说，当然是「请」一位）当地有财有势的土豪劣绅者流，道貌岸然，前去点主，用红笔（或朱砂笔）在「王」字上点上一点，使之成为「主」字。
为啥要把「王」字用红笔点上一点，使之成为「主」字乎？圣崽们当然有其道理，我们没工夫研究，但有一点却是值得一提的，像「点主」这么简单的玩艺，不要说大官大商啦，仅只小康之家，就得动员十人八人，搞上三四个小时。被红包「雇」来点主的那家伙叫「点主官」，死了爹娘的儿子叫「孝子」。你看他们热闹吧，司仪在一旁恭立，光喊「跪」「叩首」「起」，「跪」「再叩首」「起」，都能把嗓子喊哑，而当孝子的更是可怜，披麻带孝，一身超级重装备，被人拉着，一会跪下，一会磕头，一会起立，一会上香，东转西转，也不知道干的是啥，几个小时之后，在台上站的那个点主的家伙威风凛凛的手拿红包，下台而去，典礼才算结束。呜呼，死了爹娘，不让他去痛哭（事前严格交代，不准哭），反而使他大走台步，演一出戏，以便来宾们如孔丘先生者流在旁边看来，来一个「吊者大悦」。我想「吊者大悦」这句被万人赞扬的话实在可怕，吊者到死者家里，看见家徒四壁，停尸在床，孤儿寡妇扑到尸体上哭声震天，不但没有垂泪，反而大悦起来，还有一丝一毫人性乎？圣崽们红着脸解释曰：「吊者大悦不是悦家属的苦难，而是悦他们治丧合礼。」即令治丧合礼，点主点得鬼哭神号，心情应该更加沉痛才对，也不能大悦。但他硬是大悦啦，恭维点说，是「敬」礼超过「爱」人。老实点说，是狼心狗肺也。
《红楼梦》贾宝玉先生和贾政先生间的父子关系，读者先生不妨再看一遍，便可发现中国以「敬」为主的文化，把灵性酱成什么样子。贾宝玉先生结交戏子，调戏父婢，又把她逼死，老头知道之后，着实揍了他一顿。无论如何，孩子该打时是应该打一顿以警戒之的，可是贾母一听说儿子打孙子，像被蠍子螫了屁股一样，披头散发，跑到书房，贾政先生一瞧老娘气成那个样子，急忙跪下，老太太不问孙子做了啥事，也不问应该责打不应该责打，而只一味大哭大闹，一迭连声叫佣人打轿子回南京，把贾政先生急得除了磕头如捣蒜外，别无他法。呜呼，父子，至亲也，母子，更是至亲，但他们却被酱得成了一面倒，儿子见了父亲，像小民见了三作牌；而父亲见了儿子，也像圣人见了少正卯。贾宝玉先生有一天向林黛玉小姐发誓曰：「说实在的，我心里除了太太（娘）老爷（爹），第三个就是你啦。」柏杨先生颇疑心他说这话时是不是完全凭天地良心，贾宝玉先生和贾政先生在血统上是父子，在经济上是老头养娃儿，可是在感情上却稀薄得很，说贾宝玉先生怕他父亲，敬他父亲，还沾点边；说他爱他父亲，恐怕连边也不沾。敬也好，爱也好，都是一种感情，而感情是要培养出来的，即令父子母子天性，也需要培养。盖天性不过使其容易培养，不是说天性便可以不培养。没有培养的感情，比肥泡还要脆弱，宫廷中常发生儿子杀老爹（像杨广先生杀他爹杨坚先生），老爹杀儿子（像石虎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