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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刘山人当初「护女」时被杀了还好些，免得再受苦刑，不但打碎了他的身，也打碎了他的心，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还为这老头一洒同情之泪。
刘玉娘女士如此对待她的父亲，是有理由的，她的理由是不能容许庄稼汉冒充她爹。但真正原因却只有一个，盖唐王朝时代，最重门第，刘山人如果是个宰相，嗟夫，一场父女相会，该是一幅多么动人的天伦重聚图，偏偏刘山人跟柏杨先生一样，属于三无牌；无钱、无势、无地位（蒋程九先生的老爹，如果腰缠十万贯，骑鹤下加州，恐怕形势大变。他之贸然相投，是不读史之故，没挨板子已经很现代化啦）。而刘玉娘女士正在跟美女如云争宠，忽然冒出一个三无牌老爹，不但不能增光，反而成了累赘，在亲情跟利害之间，加以选择，因她聪明绝顶，当然发得起狠。读者老爷听了她的说词，如此的确确实实，不由得不想；她爹早死，也是可能的呀，看她哭得一枝梨花春带雨，不像假装的。
──我们附带报告一下刘玉娘女士的结局，当九二六年，李存勖先生被叛军流矢射中时，急忙把箭拔出，口渴得要命。这时刘玉娘一看大势已去，在夫妻之情跟利害之间，再加选择，于是她又有了聪明的决定，不但不去看李存勖先生一眼，反而教宦官送去一碗酪浆。呜呼，拔箭之后，喝水还有活的希望，喝酪浆是非死不可。于是，李存勖先生翘了辫子。刘玉娘女士收拾收拾金银财宝，跟皇弟李存渥先生，双宿双飞，率领七百人的骑兵卫队，逃到太原，结果是被新皇帝李嗣源先生在她那可爱的玉颈上，喀嚓一刀。我们附带报告这些，不是宣传因果报应，而是说明：孝道就是厚道。当刘玉娘女士下令拷打她亲生之父时，李存勖先生应该警觉到她的潜在恶毒，绝不是一个可信赖的朋友，更不是一个可信赖的妻子。李存勖先生不这样想，活该他喝酪浆。
我们举的这些例子，如蒋程九先生的「逐父」，刘玉娘女士的「拷父」，都是顶尖的杀手。杀手并不常见，一旦上报，自然轰动。我们忧虑的倒不是这些杀手会层出不穷，而是忧虑那些中等程度的不孝──年轻人的两种可怕的趋势：一种趋势是下一代对上一代，毫无感谢之情，而感谢之情是爱的基础，无论是天伦之爱、朋友之爱、夫妻之爱，或对国家之爱。下一代对父母的态度，就像对一个付款机器，要一百元如果只给九十，就大发雷霆。而且认为老子娘的一切牺牲都是活该，都是自作自受。最使柏杨先生发抖的是，有些年轻人竟然认为老一辈谈起他们孩提时候的往事，简直是一种激发他们孝思的阴谋。一位朋友十七岁的女儿经常委屈万状的呐喊曰：「这几天，老汉教我听我三岁时的录音带，讨厌得要死，真受不了。」（大概看看幼时的照片，还受得了。）一位女学生为她现在只有六岁的儿子照了很多活动电影，我真担心那位儿子老爷长大，老娘敢不敢放映给他看。
另一种趋势是，下一代似乎认为「天下没有对的父母」，父母永远不了解他，永远在「管」他。于是把老爹老娘吓得胆战心惊，啥也不敢问，三更半夜回家不敢问，两天两夜不回家也不敢问，功课不及格也不敢问，交什么朋友也不敢问，「关心」变成了「管」，「建议」变成了「不了解」、「规劝」变成了「代沟」，有些父母千方百计想当儿女的朋友而不可得。我的一个离了婚的男学生，揍了女儿一顿，女儿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把小刀，照手腕上割了一下自杀，这当然是把老爹恨入骨髓，之后还写了一封长信，把老爹骂了个狗头喷血，父女十七年的感情，遂一笔勾消。想一想人生又有啥意思。
说来说去，我们没有具体的办法解这个结。有一天，我老人家在巷口小摊上吃面，等老板下面期间，看街上拥拥挤挤，除了人，就是人，简直到处是人。忽然间有点恍然大悟，如果下令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三天不准出门，那么大街之上，恐怕稀稀落落，没有几个人影──而那正是一九四九年台湾初光复时的镜头。这说明大多数下一代都是在太平日子里出生兼长大成人的，老爹老娘经过太多流泪流汗的日子，那时候一家大小挤在一间榻榻米屋子里，能有一个收音机，就是大富大贵，谁要是有个电冰箱，就立刻摆到客厅──没有摆到大门口敲锣，已是很有修养啦。因为经过太多的苦，所以把全部幸福都报偿给下一代。而年轻朋友是在温室中长大的，不但没见过风浪，也没听过风浪──也拒绝听风浪。呜呼，「棒头出孝子，娇养忤逆郎」。棒头不见得出孝子，但娇养却很容易出忤逆郎。
抱怨上一代，影响还小。没有感谢之情，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素质，这是一个可哀的隐忧。
中文系毕业生何处去
《笑林广记》上有这么一个故事，甲先生和乙先生在道上相遇。乙先生曰：「听说你生了一个儿子，恭喜。」甲先生曰：「不是一个儿子，是一个女儿。」乙先生曰：「也罢。」甲先生一肚子火，恰巧过来一顶轿子，四名臭汗淋漓的轿夫，抬着一个官太太。甲先生曰：「老哥，你瞧，四个『恭喜』，抬着一位『也罢』。」
中文系在现代人们的观念中，似乎也有点「也罢」的滋味。美国哈佛大学一向有一种优越感，认为只有哈佛才算大学，别的大学不过小杂货铺，引起的反感可就大啦。有别的大学斯密斯先生和约翰先生焉，闲逛动物园，斯密斯先生指着一头企鹅曰：「他阁下一定是哈佛毕业生。」约翰大惊，斯密斯曰：「看他那种昂头阔步，目中无人的模样，不是哈佛毕业生是啥。」我们也可以反而套之，在目前的台湾，一个大学生如果看起来精神不振，自顾形惭，用不着到测字摊算卦，就可以肯定他是中文系的。柏杨先生就常有这种奇遇，有一天，到朋友家串门，朋友的大学生儿子进来，我就问曰：「你念的是哪一系呀？」只见他面红耳赤，扭扭捏捏，我就赶紧往别的地方瞎扯，可是吾友没有柏杨先生这么聪明，不了解现代行情，催之曰：「告诉柏老呀。」小伙子只好硬着头皮答曰：「中文系。」声细如蚊，要不是柏杨先生耳朵奇尖，简直听不见。
中文系在大学堂各系中的排列顺序，是第一把交椅，只要有中文系，在各系中一定要坐首席。我们既是中国人，又说中国话，又写中国字，又读中国文，而中文系却马尾提豆腐──提不得，实在教人双目流泪。最近，台北《自立晚报》刊出陈缓裕女士的一篇大文：〈中文系毕业生何处去〉，道出了中文系的种种伤心。嗟夫，柏杨先生念北京大学堂文科时，文起九代之衰（本来是八代的，我又给它加上一代，就是「五四」那个使大家七嘴八舌，心惊肉跳的一代）。还没出学堂哩，各衙门敦聘「夫子」前往屈就的八行书，就雪片飞来。连洋教习都承奉颜色，弄了一大堆各式各样奖学金兼安家费，像摆地摊卖地瓜似的，摆在八仙桌上，苦口婆心的央求学生老爷，务请光临敝邦。想当年何等威风，如今落得「也罢」局面，竟然焦急的不知道「到何处去」，怎不教人掩面唏嘘也哉。
中文系现在这么狼狈，是残酷的事实，陈媛裕女士的文章代表了中文系学生老爷老奶们的心声，也代表了非中文系，包括全面社会的心声。柏杨先生也早都有这种感觉，我虽然没念过中文系，但察言观色，感同身受，而现在又是靠着在格纸上写字吃饭，更不由得同病相怜。不过翻来覆去的左思右想，似乎事实并不如表面上所显示的那么单纯，有很多节骨眼的地方，值得商量商量。
第一，是近程的，中文系因「不被社会所需要」，出路太窄。「出路」──眼前来说就是吃饭，是中文系满面无光的焦点。不过大学堂跟专科学堂最大不同的是，大学堂设立的目的，不是培养就业人才，而是培养追求更高深学问的基础人才。如果为了就业而上大学堂，那算走错了路，既然谁劝也不听的走错了路，走来走去走不到目的地，还抱怨个啥。中文系自认最佳的前途是当中文教习，这就跟柏杨先生晋见大官一样，还未鞠躬，气已先馁了半截，太小看了自己。夫中文教习当然由师范大学堂担任比较合适，不可以认为凡中文系就一定能教中文，犹如不可以认为凡中国人就一定能教中国话。从前洋大人学中国话，只要是中国人，他就拜师，现在的行情有点大变。柏杨先生有位朋友的太太，言语天才是第一流的，英文版《新约全书》简直能倒着背，在美利坚合众国教洋大人学中国话，每天两个小时下来，就像跟谁打了一架，回家之后，气喘如驴。盖那些洋大人死心眼，三更半夜不睡觉，却听白天课堂上的录音，而且听得仔细，某一句中某个字的发音跟另一句某个字的发音，稍有不同，第二天她就得作满意的，也就是有学理根据的解释。中国人对自己语文语气的高低、四声的分辨，一向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但洋大人却是逼着她非说出个道理不可。于是有一天，她被赶出大门，只不过她坚持「鸡蛋」就是「鸡蛋」，而洋大人却坚持标准的北京话，非要读成「鸡子（儿）」不可。──去他妈的「鸡子（儿）」，北京话在语尾所加的轻声「儿」韵，实在混账王八蛋，它把语气搞得既轻佻而又不正经，至少它把庄严的气氛完全破坏。可是洋大人也有他赶人的理论基础。是非且不必管，反正吾友之妻如果是中文系，就不愁没饭吃矣。
陈媛裕女士又叹息外文系可以当英文秘书，中文系却沾不上边。这就要问啦，台北市各衙门或公司，有几个英文秘书哉，职位有限，纵是外文系自己人，也挤得丢盔撂甲。何况「英文秘书」跟「中文秘书」的意义不同，目前所谓英文秘书，不过打字员罢啦，中文秘书却是三号老板。当打字员易，当三号老板那就得狠狠的下点工夫。目前的现象是，英文人人都会挤两句，最香气四溢的是阿拉伯文，谁要是精通阿拉伯文，就跟有一个金矿一样，可是万一中东的石油涸竭啦，又怎么办？也是一位朋友，会葡萄牙语，在巴西大使馆就像太上皇，现在也开始没啥意思。中文系的风光，自有不同。
我们可用「出路」衡量一个系的市场，但不能衡量一个系的价值。师范大学堂中文系的学生老爷，命中注定要当中文教习，其他大学堂中文系就不必流口水。能在一家公司润色稿件，正是一个起步，难道一开始就能写出一部让诺贝尔先生花钱的大作乎。至于待遇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