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馓锥骰簧舷执环ǎ灰虻サ男聪�1825就可以啦，因为它是用每一单数的位置来决定它是千、是百、或十、或个的。」
科学不是孤立的，我们可想像到，当愚笨的罗马式传统数字被破坏时，卫道之士如丧考妣的情形。因为一直到现在，阻挠人类进步的所谓卫道之士，用异端裁判所来阻止荒谬的文明被破坏时的嘴脸，仍惊心动魄。
科学和人类文明相偕跃升，给人类带来的绝对不是灾祸，而是幸福。动辄怀念过去好日子的人，事实上并不知道过去好日子的内容是啥。西方人士总是认为十八世纪的乡村是诗情画意的，犹如中国儒家系统总是认为尧舜时代是诗情画意的一样。诗人古德斯密先生描写那失掉的乐园曰：
甜蜜的奥本，平原上最可爱的村落
健康与丰收鼓舞了青年的工作
多么幸福啊，他在树荫下完成了这些
年轻的工人，休闲的岁月
这真是隔山观虎斗，看人挑担不费力，作者布罗诺斯基先生斥之曰：「完全胡说八道。」在乡下当牧师，对当时乡村生活有深刻体验的克拉比先生，看了之后，几乎气死，也报之以诗曰：
是的，缪斯为那些快活的工人歌唱
因为缪斯不知道他们的创痛
辛苦的工作，无时或休
真的能会为这乏味的谄媚音律所感动
《文明的跃升》给我们的启示是：人类过去的成就虽然很重要的，但它必须受到无数挑战，人类文明才能有进步。人类的美景和幸福，不在那些逝去的日子，而在未来。这世界充满了因新事物的产生，而随之产生的希望。布罗诺斯基先生曰：「如果我们一定要信仰，则必须是知识份子的民主。我们不能因人民与政府、人民与权力之间的距离而衰亡。巴比伦、埃及、罗马，都失败于此。这一距离要想缩短，要想集结，只有知识流传人间，或领导人民，没有控制别人的意图，不孤立于权力之中，才有可能。」
我们需要沉思。
死不送书联盟
一个人生了一个娃儿，贺客盈门，送礼的送礼，恭喜的恭喜，老爹老娘受用之余，龙心大悦。这种场面，柏杨先生见得多矣。据我辛苦的调查，似乎还没有听说过贺客们向老爹老娘曰：「啊呀！你生了娃儿啦，送一个给我，如何？」假设有人认真的说了这话，恐怕神经病医生要财星高照。
可是，一个作者出版了一本书，情况就大大的不同，既没人送礼，也没人恭喜，门前冷落车马稀，作者可怜兮兮之余，偶尔遇到一个知道内幕的朋友，他的反应大概千篇一律，喊曰：「啊呀！你出版了大作啦，送一本给我，如何？」假设该朋友认真的说要去买一本，准被疑心是个呆头鹅。
说来话长，中国虽有悠久文明，可是出版并不发达，「想当年型」的朋友动辄曰：「活字版兼印刷术，都是中国发明的。」但发明归发明，发展归发展，一直到十九世纪，洋大人开枪开炮打出了五口通商，中国仍逗留在「刻版」阶段，仅这一点就实在不光彩。出版业所以不发达，跟学术的领域太狭有关。中国正统学术，只限于儒家思想，越此一步，就可能粉身碎骨。举一个例子说明吧，清王朝有位谢世济先生，因为他注解《四书》不用一千五百年前朱熹先生的见解，结果被皇帝允祯先生下令斩首。在这种一花独放的文化独木桥上，要想避免噗通一声掉到河里淹死，唯一的方法就是在一花之前，独木之上，来一个军事训练：「原地踏步走。」翻看二十五史历朝所被珍视的图书，不是这个「注」，就是那个「解」；不是这个「考证」，就是那个「释义」，抱着儒家大亨的腿，死也不放。看这些书的人，几乎全是有志一同的做官之士。这跟现代《留学须知》、《高考精华》，拜读的人只限于一个小圈圈一样。而这些作者，也多半已经是官啦（或正向官位猛爬），有的是谁也弄不清从那里来的银子，出版几本巨着，用来送更大的官和同等的官，以作固位之物，自然乐趣横生。
唐王朝中叶就有一种雏形的小说问世。到了宋王朝，更多得不得了，大批平话，比现代的流行性感冒小说，还要高明。这对那些抱腿之作，简直是一种异端──虽然读者老爷多如繁星，但异端总是异端，所以纵有高深的文学素修，有一肚子的话要说，却是没胆写出他的真名实姓（老哥，你可别拍胸脯，你也没这个胆，我也没这个胆）。于是，「山人」焉、「居士」焉、「斋主」焉，大量笔名，应运而生。中国古典文学中顶呱呱的《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金瓶梅》、《红楼梦》等等，就在这种情形下，谁也不知道作者是谁（不过幸好不知道作者是谁，胡适先生之流有考据癖的朋友，才有事做）。
抱腿派也好，草民派也好，都不发生「送书」问题。夫抱腿派有的是金银财宝，出书的目的就是为了送书。草民派则反正不知道谁是谁，根本用不着送。
可是，好景不常，到了二十世纪，出版事业发达，抱腿派日渐没落，草民派风起云涌，就开始发生送书的烦恼。之后，出版事业更发达，草民派多如瀑布大雨。送书就成了一种威胁。盖人们普遍的有一种心理，以能够被作者送一本书为荣──其实，真的「为荣」，作者还是感激涕零的。最差劲的是，有些自以为不同凡品之士，认为被人送书送得越多，越表示自己的权威庞大，就可以关起门来沾沾自喜，开起门来炫耀曰：「真麻烦，俺那有时间看？」柏老就常常碰上这种艳遇。有一次，一个大家伙（当然是我眼中的大家伙），忽然把我叫到桌前曰：「听说你出了书，送我一本瞧瞧。」我被他的和颜悦色所感动，当下就飞奔书摊。若干时日后，我笑脸问曰：「老爷，请你批评指教。」他愕然曰：「批评指教啥？」我曰：「就是我那本敝大作呀。」他恍然曰：「对啦，我那有时间看？是我那司机向我讨的，他拿去啦。」接着抱怨曰：「那小子真不像话，前天他撕下几页擦屁股，把抽水马桶塞住，害我花了八百元。」
无论如何，作者出一本书，仅只「敬请指正」，就是一个负担不了的负担。对大家伙而言，送他书就跟送他什么「晚会票」一样，送给他他不看，不送给他却又把他从头得罪到尾，认为你骄傲不驯；说不定遇有机会，暗下毒手（放心，这种机会多的是）。对朋友而言，可能从此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以后向他借一块钱都难，不幸他先借了你的钱，那笔债你就今生别想。原因很简单，他们认为没有面子，你瞧他不起。
──从前的出版商，尚有「古风」，马马虎虎，作者顺手牵羊，还可以多讨几本。如今的出版商，似乎都身兼律师，一切按合约规定，一种书出版，只送二十本。而且军令如山，多一本都半两棉花，免谈。谈也可以，超过二十本，七折优待（作者有时苦苦哀求，声泪俱下，六折优待，也偶尔有之）。嗟乎，以二十本之数，满足若干大家伙和所有伸手朋友──耶稣老爷用五个烧饼和两条鱼，能喂饱五千人，作者可没有那么大的神通。结论是，不是得罪了个满贯，就是卖掉了裤子。两者必居其一，没有别的选择。如果巨着连连问世，境况也就更更凄惨，不是遍街血海深仇，就是倾家荡产。
因之柏杨先生就有一项大发明，一旦发现有人要开尊口借书，我就先下手为强，向他借钱。然后寄书一册，两相抵销。不过这办法有时候也不太灵光，一则对大家伙行不通，二则有些伸手朋友是抽冷子而上的，更有些天生的铁公鸡。前天就遇到这么一位，听说柏杨先生可能有大作出笼，就捉住我的玉手猛晃曰：「一定送俺一本，一定送俺一本。」我刚开口借钱，他就叫曰：「我身上向来不带钱，我只带信用卡。」
万不得已，我又有第二个伟大发明，凡是可怜兮兮型作者，应该组织一个「宁死也不送书联盟」，以赴汤蹈火的精神，跟坐地分赃之徒硬干。凡加入联盟而又送书的，一律祸延先考。但这办法也不太好，柏杨先生天生的软骨头，恐怕抵抗力甚低，就第一个有点不可靠。而且大文豪之流，身价甚高，准召之不来，反正他只有受的份没有施的份，犹如摆花生米地摊的，跟银行老板联盟不起来一样。
走投无路之余，我想我们只有乞灵于全国同胞的观念现代化啦。贵朋友花五十元买一本作者的书──全当是打发叫化子讨饭的，或者全当是预付奠仪，这年头，五十元的奠仪不多吧。如果五百仁义之士如此，不但有书可供司机老爷擦屁股，也同时提拔了作者一把，好心必有好报。如果反转过来，教作者买五百本去送，恐怕不上吊者几稀。
这是一项新的道德标准，美利坚西洋大人焉，日本东洋大人焉，听说朋友出书，如果他确认为作者是朋友的话，他一定会去买一本（更上一层楼的，还找到作者签名），柏杨先生认为这也属于现代化的行为之一。虽然事体重大，一下子没法达到这个目标。但我建议应自己先从自己做起，自己不要求别人送书，朋友不送，也不暗地里咬牙切齿。朋友出书时，就先去买一本，以示恤老怜贫。自己的负担轻如羽毛，而作者却受无穷之益。这样做的人多啦，可能发生一种感染性的影响，进而培植出一种风气，认为作者不送书跟老爹老娘不送娃儿一样，有他的难言苦衷，不伤一点感情。
最后，向借书老爷哀告，去买一本你老人家希望作者送给你的书吧。那你所积的功德，胜造七级浮图。
十大劣书
世界上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看一本劣书，看来看去，能看得发疯。《聊斋》上有一则故事：一位得道高僧，有一种辨识文学优劣的本领，他不是用眼看的，而是把文章烧成灰烬，用鼻子一嗅，就嗅出门道来啦。一位大作家，洋洋得意，把他的流行性感冒大作，火化给他嗅，该高僧不嗅则已，一嗅之后，就像有人在他阁下鼻孔里灌了三斤芥末，先是打喷嚏，继是流鼻涕，接着牵肠动胃，大吐特吐，连肝脏都要吐出来，翻眼兼伸腿，性命交关。盖臭味薰天，薰得他受不了啦。
仓颉先生造字，鬼神夜哭，这故事人人皆知。可是毕升先生发明活字版印刷术，鬼神也曾夜哭过，却没有人知道。盖毕升先生发明活字版印刷术的那一天，鬼神哭得特别厉害，真是山河落泪，草木泣血，以致凡听到哭声的人，一个个肝肠寸断，气绝而亡。──这就是没有人把这场公案记载下来的原因。柏杨先生之所以知道其中过节，乃天生异禀之故。
看了《聊斋》那位高僧的痛苦，就可发现鬼神为啥那么伤心。夫鬼神有先见之明，他们早就看出一旦活字版印刷术发达，劣书一定倾盆而出，造成人间一大灾难。最近又多了一种打字术，速度比活字版快一倍，价钱却比活字版便宜一半，劣书如虎添翼，就更勇猛。《聊斋》高僧是清王朝科举时代的典故，如果该高僧迄今仍然健在，在台北市龙山寺门口摆摊子，我看他活不了三天。
满坑满谷的出版物，造成书籍泛滥。联合国曾经统计，如果人类继续这么蛮干，不出百年，全世界将被书籍淹没。所以人们想在这样汪洋书海中，寻觅一本自己喜欢看、和对自己有益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