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名叫柳妈的「女善人」为她指出一条生路：
「我想，你不如及早化解，到土地庙里去捐一条门槛，当作你的替身，千人踏、万人跨，赎了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
祥林嫂显然看到救星，她立刻去镇西头土地庙捐门槛，庙祝起初执意不允许，直到她急得流泪，才勉强答应，价目是大钱十二千。在苦苦工作一年后，祥林嫂拿到积蓄的工钱，换了十二元鹰洋，请假到镇西头去，不到一顿饭功夫，就回来了，神气舒畅，眼光有神，高高兴兴对「四婶」说，她已经在土地庙捐了门槛。
这就是「捐门槛」典故，在上海时，有朋友直率的告诉我：「不必办文学奖了，他们认为你捐门槛！」但没有留下印象，可是到了北京，一连几次，从分别不同的朋友口中，听到各式各样的风言风语。有人说：「对柏杨太重视了，说穿了他仍是一个小地主反动派！」有人说：「柏杨所以要中国作家协会邀请，不过为了提高他的地位！」有人说：「谁不想为将来铺路，柏杨只不过也是铺路。」而最精彩的，则是有人画龙点睛的说：「柏杨搞作家大系，还不是捐门槛（坎）！」
有些作家这种反应，我早有预感。本年（一九八八）五月，突然接到彦火先生从香港发来传真信，叙述他陷于难以解脱的困扰，发誓以后再也不做这种傻事，要我出面证明各书初版稿费多少、再版稿费多少；此外，又代作者要求预支再版稿费。因为他被怀疑中饱，彦火先生感叹的说：「我们原想为两岸的交流尽一点力，断不料竟到如此地步。」要我或出版社把证明快快寄去，「否则，我就算跳进大海，也洗不清。」我当天（五月二十三日）就用传真覆他一信，除了说明每册初版稿费港币一千五百元已付，再版稿费，出版社不可能预支外，我说：
「深感对你不起，你并没有从中拿一文钱酬劳，还要付出邮费和分出时间，当初，只是看到海峡两岸隔绝四十年，希望尽一份文化人的责任，才把大陆作品介绍到台湾，如此而已。台湾方面有个印象，大陆有些作家，对自由世界的情形太不了解，因之往往高估或低估，使人畏惧。」
翻阅旧信，想起从台湾启程前往大陆时，竟然又向林白要求再续出六册、四册，不禁惭愧，只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一点对祖国的眷恋之情而已。就在北京一个聚会上，跟某一位颇具知名度的作家同席，我问他忙什么，他说美国美孚石油公司主办的飞马文学奖，今年（一九八八）在北京颁给一位作家，他参与筹备典礼，我问：「奖金多少？」他说：「没有多少！」我说：「没有多少是多少！」他说：「才两千五百元美金！」我吃惊得几乎连筷子都要掉下来，美金一元，市价人民币六元六角，两千五百元美金合人民币一万六千五百元，大陆中级官员每月薪俸平均一百二十元，两千五百元美金等于一个中级官员一百三十七个月薪俸，也就是十一年薪俸。苍苍者天！十一年薪俸，对任何人（包括美国总统），都是一笔巨款！
霎时间，我觉得脊背发紧。
就在北京饭店，香华拨电话到台北，告诉林佛儿先生，《中国大陆作家大系》，不必再出下去了，林佛儿说：九、十两册已打出清样。那么，就只出十册。在一个封闭太久的社会里，人，很容易成为井底之蛙，有时候似乎还自以为是天朝大臣，海外朋友的情意，不过万邦来朝而已。使人警觉到，对天朝大臣保持一段冷静或适当距离，才能维持地位平等，对双方都有裨益，尼采说：「男女因误会而结婚，因了解而离开！」两岸交流，固可使关系密切，但也可能因太过刺激的缘故，而更疏远。中国人因为内心长期积压一种不可解的情意结，所以习惯使用损话──损人的话，越锋利越好，把别人贬抑到底，蹧蹋到底，牺牲到底，用来维护自己稀薄的尊严。
两岸同胞必须试探着平等相待，诚恳相等。损话，是一种没有爱心的话，既伤人又害己、两头利刃的话。
红颜对白发
在北京昂贵的一次筵席上，亲耳聆听电影明星和资深教授的对话。
自从抵达大陆，所接触的都是从没有见过面的新友。陈鼓应、黄顺兴二位先生虽是老友，但来自台湾；四十年前留在大陆的老友，第一位遇到的就是鱼类专家李思忠，他已从中央科学院退休，白发苍苍，轮廓仍旧，如果蓦然遇见，我仍会认出是他，虽已呈老态，但十分健康，一如往昔，他在北京四十余年，仍然一口河南乡音，连香华都听不懂，这一则说明河南人其笨如牛，二则说明他也实在太僵固。身上穿着破旧衣服，脚下蹬着破旧皮鞋，一脸祥和的憨笑，使人想到每个大学校园中都常出现的那种老教授的憔悴身影。我让他坐下，问了一些四十年前北京朋友的名字，我以为可能从李思忠口中得到徐天祥的消息，他想了想，说，他根本不认识徐天祥！我怅然若失，十五块银元是一笔救命的巨款，我现在有能力作千倍、万倍回报，却找不到这位患难之交。最无奈的是，我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探听他的地址，三四年前，我的一位远在新疆的老友，都辗转给我取得联络，徐天祥如在，应该还记得我这个受过他大恩的老同学。李思忠是我唯一的希望，既发现是我记忆错误，忽然间，我大为恐惧，难道徐天祥已不在人世！假定他不在，我希望能找到他的儿女，希望有人帮助我。停了一会，我直接问他：
「思忠，还记不记得你要我发誓不走？」
「当然记得！」他搓着手。
停了一会。
「可是你仍不声不响走了，」他说，「你走得对！」
「如果我听你的话留下来……」
「不堪设想，」他嗫喃说，「不堪设想！」
「我差一点被你的热情感动，你解放后遭遇怎么样？」
李思忠先生在三反五反时，上级要求大家批评，保证「言者无罪」，李思忠在开会时遵照上级指示，鼓励他的同僚发言，可是领导官员却把他叫去，要他说出谁和谁说些什么？李思忠拒绝作这种卑鄙的事，于是他就被揭发是地主阶级反党反人民，把他贬逐到外地，对他「无产阶级专政」十年之久。
马克斯先生地下有知，如果发现他的「无产阶级专政」，到了中国，竟被酱成毛泽东模式的无产阶级专政，一定羞愧难当，说不定会从棺材里爬出来，落荒而逃。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有权大爷对无辜小民的一种凌虐手段。每天教李思忠站在台阶上，低头弯腰，眼睛看着地面，有时脖子还挂着一个牌子，上写「我是个反动派坏份子」之类，这就是「专政」。不过，这在「阶级斗争」中还是属于轻量级的，李思忠被专政十年，家破人亡。人生，多么难测！
我请他到北京著名的个体户开设的豆花饭庄晚饭，豆花饭庄不但是北京最昂贵的餐厅之一，恐怕也是世界上最昂贵的餐厅之一。结账的时候，发现要付七百元，对一个国外游子来说，七百元不算什么，可是看见北京朋友面对账单露出的震惊脸色，我忽然想到，七百元是一个中级官员六个月的薪俸，不禁嚎叫起来。
然而，这一桌昂贵的菜肴并没有浪费，因为它使我听到一位知名的电影明星，和一位知名的鱼类学家间一席精彩对话。原来，大陆名演员刘晓庆女士也在那里，经朋友介绍，她和她的一位朋友就和我们合成一桌，我虽然不晓得刘晓庆女士，但朋友在介绍中已说得很明白，她是大陆最有票房价值的明星之一，而且演技精湛，成功的扮演了很多角色。可是，坐下不久，李思忠就露出他老学究的面目，他悄悄问我说：「她是谁？」虽然悄悄，大概耳朵有点背，习惯大声的缘故，香华首先听到，惊讶说：「你不知道她？」李思忠说：「我不知道！」香华说：「她就是刘晓庆？」李思忠说：「对不起，我不知道！」香华说：「她在大陆鼎鼎大名的呀？」李思忠满脸通红，忸怩起来，说：「我不知道！」我说：「你不看电影？」他说：「四十年没看了。」我说：「那么，你也应看看电视？告诉我电视机是圆的是方的？」他沮丧的说：「很多年我也不看电视。」
中国的前途，建筑在这些埋头苦苦研究的学者们的身上，但刘晓庆对于天下竟然有这种书呆子，显然不能相信，她说：「全中国我的绯闻跟江青齐名，你怎么不知道？」李思忠窘迫得简直要呓语了，他说：「不知道！不知道！」刘晓庆女士正色说：「我在演艺圈里，是代表青年思想，你不知道我，大概是不关心青年！」
席散后我们送李思忠回中国科学院宿舍，我说：「思忠，你有没有电视机？」他说：「有有有！」我说：「抽出时间，多看一点电视！」他说：「是是是！」他的背影在一片林木中消失，我想到自己，我自己也很少有时间看电视，嘲笑别人是太容易了。
统战部申冤
平反不平反本没有关系，但大陆是个随时会变化的社会，就非常有关系了。
人生何处不相逢，就在北京饭店一楼走廊，我匆匆出门时，和迎面而来的一对夫妇交臂而过，忽然间，听到那位夫人叫：「柏杨！」我大吃一惊的停下来，回头寻觅声音，原来是张颖女士和她的夫婿章文晋先生。这真是难得的再逢，世界的运转，竟是这么奇妙，一九八四年时，章文晋还是驻美大使，张颖女士到爱荷华探望参加国际作家协会的大陆作家（国民党的外交官绝对没有时间做这种无聊的事），我们谈得很是融洽，尤其当我知道对日战争时她在重庆《新华日报》当记者，我那时在重庆当流亡学生，有共同的回忆，自然更为亲切，有一次我们在一起跳舞，聂华苓在旁拍下照片，大喊大叫说：「柏杨，你这次可是完了，我把这张照片送到台北，就够张香华往牢房送饭忙了。」后来，我们一块到迪莫爱城参观，回程上，坐在一起，她向我询问台湾情形，我本来要作介绍的，偏偏就在那时候，雷根先生竞选连任总统揭晓，车上喇叭热闹非凡，我讲的话她都听不见，只好闭嘴。第二天，他就回华盛顿，邀我到华盛顿时去她家，她包水饺。
「可是，」现在，我睁大眼睛问，「你怎么一下就认出是我？」
「你长得和英若诚一样，既不是英若诚，当然是柏杨。」
英若诚是大陆名演员兼文化部副部长，八四年在爱荷华时，我们共同参加一项座谈会，我是主讲人之一，可是英若诚先到，负责招待的同学，就把应该给我的一份资料，全交给了他。朋友们曾开心的说，他可以拿我的护照到台北祭拜他父亲英千里先生的坟，我可以拿他的护照到北京他工作单位上班。
张颖约我们星期天到她家晚餐。
「上次请客没有请到，」她说，「这次补请。」
章文晋先生是一位文雅书生，住宅是张勳旧宅的一部份。张颖告诉说，她本来邀请几位文艺界朋友，但差不多都到苏州开会去了。但我仍有幸的再度看到中国作家协会副会长冯牧先生和剧作家吴光祖先生。章家的客厅和餐厅相连，章文晋卸使大会回国后，转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可是他那实在不算宽敞的房子，却十分简朴，沙发也略嫌陈旧，跟外界所传，中共高官都盖世奢侈，绝对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