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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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全集- 第38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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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教寺就在表厂附近,那不是玄奘法师当初写经和安葬之所,据说,当玄奘逝世后,唐王朝三任帝李治(武照那个窝囊丈夫)每次登上皇城,都望见兴教寺,十分伤感,遂把庙院和玄奘的坟墓,原样迁到现址。李云殿先生陪我们一齐前去参观。因为距市区太远,当年红卫兵还没有蔓延到那里,所以那座历史性古刹,得以保持原貌。李云殿先生和方丈相识,方丈亲自出来招待,领我们瞻仰各个宝殿,但是方丈老而多病,无法长时间陪伴,他告退后,由他的助理印彻法师引导,特地打开「唐三藏塔」门锁,让我们进去参观,我虽是一个基督徒,但对其他任何教派,都充满尊敬。

   印彻法师曾远游广东,在深圳当过主持,见多识广,言词流利,他领我们到一座宝殿,等大家向佛像行礼后,他打开一个玻璃柜锁,拿出两张拓印的《玄奘大师负笈求经像》,推荐说:「这是仅有的两张,非佛教徒买的话,两百元一张,佛教徒一百元一张,我把你们当作佛教徒──优待。」对异教徒反而多收一百元,不知道是惩罚?还是歧视?香华显然不高兴这种地摊型的推销术,淡淡的回答说:「你留下来卖给非佛教徒吧。」印彻一面卷画,一面重复的安慰说(不知道是安慰我们还是安慰他自己):「不买没有关系,不买没有关系!」他引导我们上藏经楼,楼上四周橱柜中安放着一千一百年前玄奘法师原始的佛经译文,印彻法师表示他可以拿出来翻阅,我坚绝称谢,这是国宝,多一个人翻阅,就加重一次损毁程度。然后,印彻法师请我登上一个铺着锦缎的平台,签名留念。可是当我提笔要签下去的时候,才突然发现那是一个重建藏经楼的捐款簿,我迟疑的抬头望望大家,显然的,他们并不知道我遇到了什么麻烦,对我一直不下笔投来惊奇眼光,印彻法师却向我露齿而笑,我脑海中掠过一道闪光:我要不要马上放下毛笔,立刻出寺!但最后我还是屈服,仿效前面的人捐款数目,写下人民币二百元。二百元是中级官员一个半月的薪俸,经过外汇兑换,对海外朋友而言,实在微不足道,不过应该事先告诉我,如果告诉我,我可能捐出十倍于二百元之数;但我不高兴在压力下捐出一文。
   这种感觉并不影响我赞成重建藏经楼。而且我更进一步建议重译当初玄奘翻译的佛教经典。我对玄奘法师的印象,几乎全来自《西游记》。玄奘所翻译的全部经典,和他所着的《大唐西域记》,我根本看不懂,有些信徒买了全部《大藏经》,我怀疑他能阅读几行?基督圣经已经有新译本,佛教经典如果仍坚持玄奘先生的译本,那跟没有译的梵文一样,只能用作考古,不能普渡众生。一部《西游记》的力量,超过正史玄奘的记载;一部用现代语文重译的《大藏经》,将是促使佛教复兴的新的丰富资源。
   
   
   国家标签
   一个很多人都想离开,政府又偏偏不准他们离开的国家,就是封建专制、黑暗落后的国家。
   在北京的最后两天,很多大学生到北京饭店看我,最感动的是人民大学一群学生。他们一直等到我深夜归来,定要我去他们学校作一次讲演。在西安停留的时间,三倍于北京,青年们不断的敲门而进,从早上七点,到晚上十二点,我的感冒正重,轻微发烧,又不停咳嗽,喉头刺痛,所以不几天就沙哑得不能清楚发音,香华和家人非常担心我的血压(糟糕的是,我没有把血压计带去),但我不愿拒绝他们。有时,香华看我疲倦过度,双目失神,便接过话题,我就靠在沙发背上小睡,我有随时随地睡觉的能力,几乎每次一上车子,我都入睡,有时索性走上后座,一倒头便进入梦境。但香华也有她的新朋友,诗人、女作家、女儿的女同学,所以她的压力也越来越沉重。有一次,当一群青年朋友环绕着我,用各种称赞,逼着问我有什么方法可以救中国时,香华走过来,大声说:「柏杨连他自己都救不了,还救什么中国?不要轻率的崇拜一个人,不要轻率的听别人说的话,要自己用大脑多思考问题。你们这种心态,会使柏杨忘了他是谁!中国人已害了一个毛泽东,还不够么!」那些青年朋友惊愕的呆住,合不住张大的嘴巴。
   无法想像的一件事是,我所接触的青年朋友中,几乎都在肆无忌惮的大声抨击共产党,年纪越轻,越慷慨激昂,那简直跟四十年前抨击国民党的情形,一模一样。大陆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社会,大家习惯于被出卖、被陷害,但这些青年对一个来自台湾的陌生作家,却单刀直入的提出他们内心的困惑,一个年轻学者问我:「从前,共产党利用国民党贪污腐败,推翻国民党;现在国民党为什么不利用共产党的贪污腐败,推翻共产党?」我没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但我答应带回台湾,转达给国民党!有些青年热血澎湃,告诉我说:「非大乱不能大治,你赞不赞成大乱的主张!」我不知道「非大乱不能大治」是谁发明的?从脉搏上感觉出来,似乎是激进复激进份子的主张。问题是:谁乱谁?谁治谁?这种理论建筑在「我乱你」「我治你」的前提上;如果前提是「你乱我」「你治我」,你恐怕就誓死反对。毛泽东先生有句名言:「革命是粗糙的!」只是都粗糙到别人──像刘少奇先生、张志新女士的头上,等林彪先生要粗糙到他头上时,他就疯狂反扑了。革命是一个神圣的行动,也是一个污秽的行动,只看胜利的果实落到谁手?中国近百年历史,显示一项事实:革命的果实都落到最可怕的反动者之手!西方的革命可以使政治起飞,中国的革命却使政治更堕落、更黑暗、更惨无人道。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民主和人权两个翅膀,所以永远在血泊中盘马弯弓,无法跃升到法治社会。中国已再禁不起一次革命了,犹如一个正在康复中的病人,再也禁不起一次剧烈的拳击一样。我的回答显然出乎他们的预料,因为,连共产党都认为柏杨是偏激份子,大家譁然说:「柏杨先生,你替共产党讲话!」我说:「在台北,也有人认为我替国民党讲话!对一个具体意见,不分析它的是非,却把它抽象化,然后对抽象观念加以反对,是斗争手段,不是说理!」他们说:「如果政府一直死硬,我们难道忍受到底!」我说:「当然不,政府官员必须有相对的回应,不要逼人除了革命外,别无路可走!」青年朋友们对留学生不愿回国,愤愤不平,我认为这种愤愤不平,禁不起分析。大陆十亿人口,如果五亿留学生不回来,岂不更好!各国留美学生不愿回自己国家的,过去只有台湾和伊朗王国,现在伊朗王国依旧,大陆已代替台湾,其实非洲跟拉丁美洲各国留学生,也多不愿回国,只是他们的人数太少,制造不出新闻而已。这是落后地区的共同现象。八世纪唐王朝时,世界各国前来中国的留学生就不肯回国,连他们的商人、使节、官员、亲王,也都不肯回国,以致唐政府不得不下令整顿。我们不必生留学生的气,而应生自己国家留不住自己人才的气。
   横扫大陆的出国狂热,像烈火一样燃烧着每个年轻人的心灵,方励之先生就为此发出浩叹:「中国要解散了!」我不能在这方面作任何报导,但可以举一个例子,它发生在某一个城市,一个中年人,在参与一项香华接待的谈话后,要求和香华单独交换意见,他犹豫了一会,终于问:「我想找一个人,有没有这个可能?」香华认为他要寻亲,那当然可能,问他找什么人?那位朋友说:「我快要四十岁了,还没有成家,我想在香港找个人结婚!」香华惊奇的看着他,他补充说:「国内苦闷,没有前途!」香华尽量用不伤害他自尊的声调告诉他:完全没有这个可能,而且说:「外面世界竞争的非常激烈,不容易适应!」他茫然的说:「啊,是这样子啊!」站起来,移动迟钝的身躯,走出大门。我跟一位朋友开玩笑说:「大陆如果今天敞开大门,可能有五亿人跑掉!」他说:「你错了!至少九亿!」这是幽默,但一个很多人都想离开,而政府却偏偏不准他们离开的国家,一定是一个落后而又黑暗的国家,人民势将为它流出更多的汗珠和眼泪。
   
   
   你骗人
   「我们什么都不相信,对谁都不相信!」
   我们终于确定十一月二十日离开西安,对一直在自由世界,习惯于打一个电话,飞机票就送到家的旅客而言,到了大陆才知道行旅的艰难,使我对所有帮助我们购买车票、机票、卧铺票的朋友,充满感谢。大陆刚刚开放时,对台湾同胞确实惠予很多方便,时至今日,当然仍有很多方便,不过有时候必须再加上人情;硬碰硬的「台湾同胞」气氛,已逐渐没落,《中时晚报》社长高信疆先生,比我先到北京,他自己去友谊宾馆订房间,柜台服务官告诉他没有房间,他指着「优待台湾同胞」招贴,服务官嗤之以鼻说:「台湾同胞已经不时兴了。」
   随着归期迫近,青年朋友来访的更多,西安华岳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四本书,为了促销,他们仓卒决定,要我去他们的门市部古旧书店给读者签名,我的感冒不断加重,但我仍答应作这件事,想不到的是,这项纯签名,却发展成为一次跟读者之间的一场大聚会。感谢陕西政协报记者石炎岭先生事后送给我的两卷现场录音带,使我虽然事情已过了几个月,仍能作详细的回忆。
   当我和香华抵达古旧书店时,门口已挤满青年学生,我怀疑怎么能挤进去,更怀疑怎么能签名?好容易挤进去后,在一张准备好的桌旁坐下,人群涌上来,争先恐后的把书举到我面前,加上从背后越过我的肩膀和头顶伸过来的手臂和书,遮住所有光线;我像被蒙到布幔里,什么都看不见,只听到震天的喧哗吵闹,和有人不断的提出问话,简直无法写一个字,而华岳出版社总编辑王平凡先生除了高喊:「不要挤、不要挤!」一时也束手无策。我挣扎着站起来,请大家把姓名地址写在一张纸条上,夹在书里,我会带回人民大厦,签名后挂号寄还,但吵闹得太厉害,有人叫玻璃打破了,有人叫书架要倒了,我一再重复我的提议,仍有人递书上来,非要马上就签不可,有人大喊:「你不可能签完,到时候你一走了事。」我保证说:书签不完,我不离开西安。这才使声浪稍稍减低,我再一次请大家把书交给古旧书店,如果能维持秩序,我愿回答各位提出的任何问题,这是一个有效的镇定剂,大家才鸦雀无声。
   事实上大家的问题只围绕在《丑陋的中国人》这本书上,最早发问的读者质疑说:「依你的观察,我们中国人会不会继续丑陋下去?」当然不会,因为中国人已觉悟到自己的丑陋,证明中国人已有能力改正自己的丑陋,只有不承认自己丑陋的中国人,才会继续丑陋。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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