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儒」不过注释虫
「僵尸迷恋症」的第一位患者是不是孔丘先生？因为他是「述而不作」，好古薄今的始作俑者。
孔丘先生之对「古」的崇拜，真是到了伊达先生所形容的「狂奔」程度。他所形容的「尧舜时代」，简直美妙得难以想像，不仅是理想的伊甸园，更是天堂中的天堂，可是历史上的记载，却不是那样。在尧舜时代，中国全境发生旱灾（史书记载，当时天上有九个太阳），又曾发生过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空前绝后，直到二十一世纪，都没有见过的最可怕的水灾。君王屠杀大臣，大臣谋杀君王，这都是白纸黑字写在史书上，并由儒家系统承认的。这怎么会是一个理想时代？发高烧的人不相信事实，只相信孔丘先生一连串诗情画意般的梦呓。孔丘如果不知道那些灾难，是他无知，如果知道却为了政治利益去把它美化，就跟为了政治利益去把一段美的历史丑化一样，是一种诈欺。不知道他阁下为什么做出这种事？
儒家学派宣称：孔丘的「述而不作」，是一种谦逊，我认为孔丘是在掩护他伪造尧舜时代的历史，表示他只照本抄写，并没有一丝一毫创作，反证他所作的形容的真实性。我不认为孔丘「不作」，他如果没有创造能力，怎么能把一个丑八怪塑造得那么漂亮？但「述而不作」四个字却害死了他的徒子徒孙，扼杀了他徒子徒孙的创造力，司马光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使他写《资治通监》都不敢紧接孔丘的屁股。至于其他徒众，诸如著名的程颐、朱熹、王阳明之类所谓的大儒，不过几个注释虫罢了。
小白老鼠效应
同情心、嫉妒心人皆有之，可是有人说中国人对别人的苦难，常以明目张胆、兴高采烈的看热闹的方式，冷眼旁观。对于别人的成就和幸福，则以讳莫如深；极端隐密，极端恶毒的嫉妒心待之。当然现在中国也很流行「红眼病」。
这一幸灾乐祸，嫉福如仇的心理，如依柏杨先生的高见看来，是不是自古有之，于今尤烈？也是来自酱缸文化吗？
酱缸文化的难以涤清，和人口太多有关，有人称之为「小白鼠效应」，科学家把一群小白鼠养在一个大的空房间里，发现他们都很安静、和睦。可是放在一个拥挤不堪的小笼子里不久，他们就显得烦躁、易怒，时间更久，甚至发生打斗、嘶咬。
「小白鼠效应」是有道理的，但是却不一定如此，日本也是人挤人，为什么没有中国这么糟糕！我的想法是：幸灾乐祸是人类天性，能看到敌人仇人受到灾难，认为是上天惩罚，当然大乐。可是对陌生人的痛苦毫无动于衷，却是中国人的特征，我从事国际特赦救援工作，发现了一点，要想使中国人关怀外国（尤其是远在天边，从没有听说过的国家）的良心犯和非暴力政治犯，简直难如上青天，中国人的爱心很难突破自己乡土的疆界，因为我们传统文化中缺少这种终极关怀的动力。
然而，中国人最丑陋的一面，仍是最善于讲假话、空话、大话、酸话、毒话，以及肉麻阿谀的话。这里特别对我在《丑陋的中国人》讲演中所提的，加以修正和补充。
我提醒先生，你不妨检查自己的交往，你会发现，你永远不会从一个中国人口中，听到他对其他的人赞扬！你知道为什么？为的是上帝正在天上垂听，一个中国人如果赞扬别人，上帝立刻就会大发雷霆！有一次我和一位外国朋友谈起另一位中国学者，一不小心，赞扬了几句，外国朋友大叫说：「你什么时候被开除国籍了！」看我愕然的样子，他笑说：「中国人从不在背后说人好话的！」
中国人是一个在各种压力下受伤很深的民族，没有培养出赞美和欣赏别人的能力，却发展出斗臭别人或阿谀别人两极化的语言。要中国人培养出健康的语言，要从心灵的健康着手，这恐怕要经过一段长期的教育，那是二十一世纪的事了。
【附录】
我们是第三条船
──国际特赦组织中华民国总会成立感言
中国民间流传一个故事，有人问说：「长江上船来船往，到底有多少条船？」聪明人回答说：「两条，一条为名，一条为利！」这个古老的故事，探索到人生的奥秘，把人类所特有、复杂到用最最尖端电脑都不能解读出来的千头万绪，作简单划分。如果静静的坐在高峰，鸟瞰大地，印证这个故事，确实令人心惊。可是，到了一九六一年，忽然间，另一条船──第三条船，在惊涛骇浪中，悄悄出现，当有人浑身是血的从「名」「利」船上被抛出来的时候，这个第三条船立刻划动双桨，前往营救，而不管被抛出的人是男是女？是黑人或是白人？是土着或是移民？是什么政治派别或什么宗教信仰！
国际特赦组织就是这第三条船，她于一九六一年成立，总部设于伦敦，在全世界五十二个国家（包括台湾）中成立有分会（依内政部规定，中文译为「总会」），在六十九个国家中成立有小组，曾于一九七七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拥有无可置疑的崇高声誉。只因为她经常在政治迫害事件中挺身而出，遂被人们误认为是一个政治行为非常激烈、专和政府抗争的团体，甚至被定位为阴谋叛乱团体。国际特赦组织之输入台湾，始于六○年代白色恐怖的大肆逮捕，无数良心犯和非暴力政治犯，以及他们的家属，在呼天不应，呼地不灵的悲惨命运下，国际特赦组织伸出坚强温暖的援手，从世界各地飞来的营救信件，和各国大城小镇的营救行动，使受难的人得到强大的正义支援。而台湾在重重压力下，一九八九年十二月，首先在台北建立两个小组，这是跨进台湾的第一步，回想当时所受的干扰，社会人士谈国际特赦组织，连脸色都会变得苍白，如今回顾，不禁使我们痛心于一个封闭的社会，竟造成这么多误解。
而今，距总部成立三十四年，距台北两个小组成立四年之后，我们终于茁壮成长。二百年来，中国人受尽欺凌，总是接受外国援助，现在终于脱离被关怀、被营救的弱者角色，有能力转而去关怀和援助其他国家、其他族群中为自由、为民主、为争取法治受苦受难，而被抛下大海的无辜受害人士。
在这个划时代的日子，身为国际特赦组织的一员，由衷的感谢发起国际特赦组织的先驱。也欢欣由于国际特赦组织会员们的贡献，使我们国家获得今天这样的长足进步。今天以后的日子，仍很艰难，我们需要更多的支持，和更多的参与，我们这里没有名、没有利、没有一点世俗的荣耀，被拯救的人我们不认识，得救的人也不会对我们回报。我们付出时间、付出爱心，唯一的代价是生命的充实，和品质的提升，我们不仅救落水的人而已，而是救人性的尊严，和学习对公义和理念的认同以及实践。这是我们这艘第三条船的目标，鞠躬尽瘁，永不休息。
──原载一九九四·五·十六·台北《中国时报》向钱看·向权看柏杨先生说：中国传统文化中什么都有，独缺灵性。文人不讲是非，却拚命去鼓吹对权势的驯服，对富贵功名的追求。自明末至清末；三百年之久，都没有什么起色。自清末至今天，又继续被酱了八、九十年，其僵其硬，恐怕还要更强。柏杨先生所说的灵性是指人类的同情心、爱心？智性、悟性、理性？或者是仁义道德？宗教心？今日中国人是非之心真的已荡然不存吗？
依我的意思，灵性是一种善良、和平、宽恕、人性尊严，所激发起来的反应。不讲是非只讲利害，不仅文化人如此，政客更在带头纵火，中国人目前正被「向钱看」「向权看」窒息得眼睛看不清，耳朵听不见，脑神经只能传达钱和权的信息，其他任何灵性讯息都被阻塞。
「钱」和「权」一直是中国人奋斗的最高指标。人生的最大的满足，也停止在这个层次！前些时候，中国的阴历年节逼近，我和朋友在台北香格里拉饭店聚会，满目都是喜气洋洋的圣诞树，然而，每株圣诞树下面，摆的全是一堆一堆金元宝。真不了解，中国人竟然贪婪情急到这种地步。我见过西方的圣诞树，摆的都是十字架，或象征和平、喜乐的饰品或送给亲朋好友的礼物，从没有发现摆着美钞！中国人对「钱」对「势」的崇拜，使是非日渐泯灭，有时候连脸面都可以不要！我们的忧心就在于此。
功利不是西方独产
中国人自古主张重义轻利，因此认为由于西方功利主义的弥漫，才使中国人道德沦丧。不知如果没有西方功利主义的侵入，中国至今是否是一大「道德国家」？
中国的两极逻辑，使「义」与「利」尖锐冲突，而且「义」跟「君子」结合，「利」跟「小人」结合。森严对垒，势不两立。
既有人归过于西方功利的侵入，当然承认中国现在的道德沦丧，过错永远属于别人，这是酱缸文化的特质之一。不过既承认现在道德沦丧，就已触及到要害，必须承认「道德沦丧」，才能自我反省。而且了解，道德沦丧，不自欧风东渐开始，古人早就指出「脏唐臭汉」，古代也不是一个美好的时代，功利也不是西方独家产物。
五人帮
「凡是整中国人最厉害的，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凡是出卖中国人的，也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凡是陷害中国人的，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
柏杨先生的这一内省的看法，是不是超历史的（有史以来的）？
以前的中国人喜欢将自己所有的不幸推给「帝国主义的侵略」，可是自「改革·开放」以后，又将所有的责任推给「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了，中国人的不幸到底是来自哪里？
德国近代灾难祸首是希特勒，德国人唾弃他，向受他迫害的犹太人道歉补偿。俄国近代灾难的祸首是史达林，俄国人唾弃他，用不流血革命推翻他的政权和帝国。中国近代灾难的祸首是毛泽东，虽然受到唾弃，可是那个建立在枪杆上，而不是建立在选票上的人民政府，却仍对他崇拜有加，而把一切罪恶推给所谓「四人帮」。每次我在天安门看到毛泽东的画像，真以当一个中国人为羞，我们既分辨不出是非，也没有羞耻之心面对罪恶。我有一位外籍朋友玛丽·柯根（MaryKogan），有一次，要我就中国人和犹太人作一比较，我举出以色列对纳粹的追捕和公平审判为例，脱口而出说：「中国人怎能比犹太人！」当她表示她就是一个犹太人时，我更感惭愧。
「四人帮」：一个女人，一个三流策士，两个少不更事的发飙族，怎么有能力掀起轩然大波，替国民党报仇，摧毁所有国民党的敌人，更摧毁全体中国人心里残存的一星点尊严，造成一千年也恢复不了的创伤？「四人帮」必须加上毛泽东，成为「五人帮」，才有能力完成这项罪恶，没有毛泽东，即令「千人帮」也发挥不了这项巨大的爆破力，可是现在毛泽东却置身事外。德国和俄国，公义已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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