嫂身上的压力，她都会原封不动转嫁到哥哥身上，哥哥可谓天下最倒楣的家伙，既不能开除老婆，又不能开除妹妹，更不能开除老娘，不但不能开除，连说句重话都会招来滔天大祸。和哥哥过一辈子的是嫂嫂，他都可以包容她，你这个顶多再共同生活五年六年的妹妹，为什么要挺身而出，摩拳擦掌，徒叫哥哥头大如斗。尤其不可把老娘也拉进漩涡，以增声势，如果逼得倒楣份子在老娘、妹妹、和老婆之间，只能选择一个，家庭就非发生悲剧不行。看你的信，小姑有理。可是看一下《孔雀东南飞》，当媳妇的却是有泪难垂。
你们有一个亲密的家庭，对一个忽然闯进来的陌生女人，当然不习惯，可是要想的是：嫂嫂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她也不习惯，她怎么知道早上几点钟起床？她怎么知道排骨要八分熟？她怎么知道婆母跟娘亲不一样？她又怎么知道丈夫的妹妹这样的难以伺候？她又怎知道不能跟在家一样，累了就收回笑容困一觉？试着多了解她，多同情她──在我们家，她是多么孤单啊。你将来也要结婚当嫂嫂的，想一想，你希望遇到一个什么样的小姑，就以那小姑的地位先待嫂嫂。
柏杨
人生就是不能预知
人生犹如苍鹰，需要两只翅膀才能起飞，一只翅膀是努力，一只翅膀是幸运，缺一都飞不起来。
柏杨：
我是战后出世的BABY BOOM一代，比起父母辈，我承认无论在生活安定和物质上，幸福很多。七○年代，我甚至有机会放洋留学。
在英国读书时，我结识了不少和我出身相近的同乡。那时大家心比天高，几乎都等不及要学成赶快回国，大展鸿图。
现在，我们大部份都回来了，大家分别进入不同行业去闯天下能够真正大展鸿图的，却似乎没有几个。这没甚么，理想和现实本来就总有距离的，这恐怕是理想主义者都必须经过考验认清的事实──只要经过考验，仍能把持，不曾「与众同污」，那就已经是一项大成就了（我这样认为）。
我这儿最困扰的是，为甚么我们当中的不少人，不管生活如意不如意，竟会从无信仰变成有信仰，有的甚至比一般贩夫走卒更迷信，或者寻找算命先生指点迷津。当然，还有些人，则干脆沉迷紫微斗数之类命学，业余替人算起命来了。
你相信命运这回事吗？你见多识广，再加上岁月的智慧，能否代为解惑一二呢？
志光
志光先生：
先生如果每次都读「柏杨信箱」的话，一定会有一种印象：「柏杨是相信命运的。」我绝不希望别人误会我不相信命运，但也不希望别人误会我会驯服得让命运牵着鼻子走。基督教认为「人神同工」，事业的完成，人的努力占一半，神的帮助占一半。用一个比喻说明，人生犹如苍鹰，需要两只翅膀，才能起飞──甚至一飞冲天。一只翅膀是努力、一只翅膀是幸运，缺一都飞不起来。命运不受人类的主观意识控制，然而有些朋友却硬是想用杀一只鸡、宰一头牛的手段，把向东走的命运改为向西走。命运如果用一只鸡、一头牛就可以改变，那还能叫命运之神吗？那只能叫贪污之官，只要给他银子，他就改变判决。假定有仙界，仙界绝不会有这种事。
找算命先生算卦，或找紫微斗数，以及花一大笔钱把大师级的预言家，从山的那一边，或海的那一边，请到山的这一边，或海的这一边来，求他掐指一算，指示迷津。这说明人的愚昧，也说明人的脆弱和缺乏自信，所以情绪上充满了不安。我亲眼看到一位经理，早上办公桌一坐，第一件事就是拨电话给张铁嘴（或王半仙），问今天银行会不会退他的票？我在旁禁不住口呆舌出，生意做到这种地步，如果还能赚钱，岂不奇怪。历史更是一系列的铁证如山：凡在会战前算卦不利的，往往胜利；凡算卦大利的，往往失利。要靠卜卦才能作决定的事业，即令有远景，远景也有限。
不过，如果并不是因为相信它，而是为了满足好奇，听听腾云驾雾之言，也是一种享受。人生有太多层面，谈命说运，有时也可能探讨出另外一个世界，充满趣味，只要你不听大师的「破解」之术，你就赚回票价。
柏杨
人不助我？我去助人
耶稣是神，祂才要人在左脸被打时，再献上右脸。我这个凡夫俗子的意思恰巧相反，我建议你也打他的左脸！
柏杨：
打从一九八七年，开始接触您的作品《丑陋的中国人》之后，对您所提及的种种缺点，略有感想，要纠正您所指出的那种缺点──谈何容易呢？
目前的金钱世界，已经悄悄的蒙住了每一个人的眼睛（尤其是炎黄子孙们），利益都排在第一位，为了达到目的，往往不择手段，抛妻弃子、背信弃义的事，屡见不鲜。就如现在我正在阅读的《德川家康全集》一样的情节，虽然我目前只看到第四集而已，可是我却在您所写的序言中，大约了解了德川家康的性格。这种大和民族所崇拜的民族英雄，竟是这个样子，而身为彼岸的炎黄子孙，又怎不拥有这种「美德」呢？可悲的是中国人的病比较严重了一些，事事只以个人为中心，顶多只为一小撮人──自己的儿女着想！如果说把关心的对象扩大到整个民族，那么我相信您一定会开心的感动不已吧！就像犹太人的团结精神一样。其实这也是我一直想见到的，只是这个愿望不晓得何时才会实现，也许有生之年也见不到。
写到这里，不晓得您对我的观点又有何意见呢？让我以喜悦的心情等待着您的回响吧！
另外，很想听一听您的人生观，我目前所持的态度是人不负我、我不负人。这种心态是否正常呢？还是像耶稣所说的「当被人掌掴左脸时，要呈上右脸让他再掌掴」一次呢？
邓汉明
汉明先生：
德川家康先生的政治斗争手段，来自中国政治文化，在这方面，不是中国受日本影响，而是日本受中国影响。德川家康小说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之后的悲惨时代，所以特别强调德川家康成功的要素──忍。全国人民含垢忍辱，不作零星的、小动作的反抗，而要忍到力量充沛的那一天，全力反击，而且是无情的反击。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早已警觉到一种兆头：「凡是忍人所不能忍的人，一定狠人所不能狠。」他们恐惧日本人一旦翻身后的结局。忍是弱者的武器，它充满了仇恨。不过，忍也是一种艺术，长期而过度的、一味的忍，也能摧残一个人的自尊，使性格扭曲。
德川家康的政治斗争，残酷而无耻；中国传统的政治斗争，无耻而残酷；但这并不是日本和中国特有的罪恶，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它是专制独裁制度，政治斗争都跳不出这个铁框，罗马帝国、英国、法国，当初全是如此，并不比日本、中国文明高尚到哪里去。在这一方面，中国人不必气馁。
先生的人生态度是「人不负我，我不负人。」我敬仰你的严正，不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千头万绪的，不限于谁辜负谁？道德与法律构成保护网，也很难有机会出卖别人。假如把它扩大为：「人不助我，我去助人！」恐怕将带给我们更大的喜悦。
耶稣先生是神，祂才要人在左脸被打时，再献上右脸。我这个凡夫俗子的意思恰恰相反，有人打你的左脸时，我建议你也打他的左脸，至少，不让他再打你的右脸。忍，对立志报仇的人，才有价值，这应由当事人选择。
柏杨
生五百个照样走私？爱情没有保证
中国人没有儿子不但不快乐，还有一种罪恶感，认为那是一种对祖先的严重失职。儿女不仅是婚姻生活的压舱物，使婚姻稳定，也是一种人格的完成。
柏杨：
最近我离婚了，原因是：我没替丈夫生孩子。
事情是这样的，我和丈夫结婚已四年，他认为我不替他生孩子，于是，他有了婚外情。我受不了，只好提出离婚。
这里提出这件事，不是我惋惜婚姻失败，而是，为什么在这一场离婚中，我竟然几乎承受所有错的压力──破坏婚姻承诺的不是我，而是我的前夫呀。
我没替他生孩子，根本不该是我的错。因为，结婚之前，我已经和他彻底谈过，表示就算我同意跟他结婚，我也不会要有孩子。因为他愿意，我才答应嫁给他的。
我承认我的思想有点过份，觉得这个世界人口太多了，而且一直对生命感到有点悲观，不想在没作好心理准备之下，把孩子带到人间来受苦。
我们起初两年的婚姻生活十分美满，只是，到了第三年，我的丈夫就开始提出「不如我们生个孩子」的建议。我自然没同意。后来，我无意中发现了他在外头养了另外一个女人（离婚时，该女人还未替他生下任何孩子）。
我们大吵时，他责怪我不替他生孩子，并要求我让他两全其美：同样做他的发妻，却又允许别的女人替他生孩子。我又怎能如此委屈自己呢？
难道我做错了吗？否则，为什么连我的父母也不太体谅我的不愿生孩子原则（夫家人说我自讨苦吃自不在话下了）？
Echo
Echo女士：
听到你的离婚消息，十分难过。你问，难道你做错了吗？是的，你做错了！不是你离婚错了，而是你「相信爱情的承诺」错了。在热情如火时候，不要说不生孩子，就是三年不吃饭，他都会满口答应。热恋中的话不能认真，并不是谁要撒谎，而是以你们那时候的年龄和心理状态，你们都没有了解「不生孩子」的真正意义。有一个案例可以帮助我们说明这个问题，一个年轻女郎结婚前夕，忽然接到一封奇怪的信，警告她不可毁弃已有的婚约，而另嫁他人，而且他会寄上他跟她的婚约证据。第二天，果然接到一个同样奇怪的小邮包。里面是一个古老陈旧的洋娃娃，和一个染有血迹的小手帕。女郎怎么想都想不出是怎么回事？最后案情大白，女郎七、八岁时，有一个也是七、八岁的男玩伴，洋娃娃是她送他的「订婚」礼物，血手帕是「两小无猜」刺出手上的血所作的证言。女郎早忘得一干二净，但已长大成人的男玩伴却坚持盟誓仍在，婚约有效。女郎既惆怅又哑然，认为那不过是一场「儿戏」。现在大家都已成长，应该了解那是「儿戏」──真正的「儿戏」。
这比喻绝无意影射你前夫成长而你没有，只是说人生的变数太多，感情的变数尤其难以预测，还债可以保证，二十年后本利黄金五百两，一次还清，很容易办到。但二十年后一定仍然爱你，连上帝都不敢保证。何况，人类天生的有一种要当父当母的强烈冲动，我年轻时曾经有首诗，说：「有妻万事足，无子一身轻」。中年之后，思子之心，与日俱增，而且有很多当年被我讥笑的动作，忽然出现在我身上。举个例子吧，我最小的儿子就一直使我担心，因为他迄今虽然已当了大学堂教授，却仍没有结婚，每次我催他结婚，他都十分奇怪老头怎么这般不识相？却不知道我年轻时也同样奇怪老人过。
儿女不仅是婚姻生活的压舱物，使婚姻稳定，也是一个人人格的完成。也许，你还没有到需要儿女的年龄。在西方文化中，独身无子，是平常的事。所以他们永远不能明白东方人非要儿子不可的心态。中国人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