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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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全集- 第6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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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拆儿子的信
   孙先生接着曰:
   「这以后几天,他的心情很低沉,每天在等信。劳娜,他的母亲,更是心焦和不安。有天上午,我在实验室,劳娜打电话说康乃尔的信来了,但是因为信是给世乐的,而世乐又在学校中,所以只能拿着信封,估计厚薄来猜度。如果是拒绝入学的信,应只薄薄一张通知,但这封信相当厚,可能被录取,附有各种需要填的表格。即使在电话中,我可看出劳娜那种急切的心情,她真熬不住要想拆看那封信,因为那种通知书,到底不是私人的秘密或特种信件。但,信是属于世乐的,世乐不在,不能拆。」
   呜呼,这我就不佩服劳娜夫人啦,如果换了柏杨夫人,早「嘶」的一声矣,盖这也是传统文化。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反正是女人不算人,孩子不算人。要算人也行,亮出权势瞧瞧,一旦亮出的权势是「君」啦,则伦理观念就颠倒过来,妇为夫纲、子为父纲,连圣人都支持他。
   「那天世乐在学校有事,晚间我回家的时候,他还没有回家,劳娜一面把信给我,一面望着门外等世乐。当世乐最后在回家路上出现的时候,劳娜老远就喊着康大的信来了。接着她催他拆信,在旁连续的问录取了没有?又急切的问,她能不能看一看那信?」
   抄到这里,报上有则消息,说美国科学顾问团要来台北访问五天,大家忙得像踢翻了马蜂窝。当然,五天的访问救不了国,但即令他们访问五十年,如果只教科学而不能教给我们一些做人处世的基本精神,同样也救不了国。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的,科学家成了万能,认为只要弄一个理工的人当官,国家就会轰的一声大强特强。呜呼,科学当然第一,今天如果仍有人说科学不重要,那简直还不如动物园里的海豚。不过有一点必须下定狠心,除了学洋人的科学,还要学洋人的礼义。再别像清王朝末年那些放脚派,在沙滩上盖洋楼啦。也就是说,再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啦。留学生放洋,固然要学手艺,但更要学他们的对人态度和做事精神。船坚炮利当然天下无敌,但在酱缸文化里折腾,那船就坚不了,炮也利不了。现在不是有个「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乎哉?结果银子全下了小圈圈的裤裆,这不是说局外人一文也得不到,自然也有得到的,但那只是用来塞别人的嘴,不是真正发展科学也。
   劳娜夫人急得团团打转,可是她却不拆她儿子的信,这是一种什么情操?她不是摆个架势「以示」给她丈夫看的,更不会想到我们中国人在研究她和崇拜她,而是她所受的教育和深入内心的民主生活的教养,使她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非那么做不可。柏杨先生如果是她,我也会如此,而她如果是柏杨先生,她也会一脑筋:「君教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
   中国的官场,提起来教人既咬牙又伤心,然而,凭天地良心说,官场似乎还算好的,真正严重的,是在民间。盖官场至少还有所惧,虽不惧小民,却惧更大的官。夫官场之中,有上台就有下台,天下没有用氢氧焰把屁股焊到台上永不下来的官。政府好像公共汽车,在尊车之上,虽然拉屎的拉屎,撒尿的撒尿,吹胡子的吹胡子,瞪眼睛的瞪眼睛,但总有熬到鸣金收兵的一天。可是新上来的接棒朋友,不但遵古炮制,而且拉的屎更臭,撒的尿更骚,胡子吹得更硬,眼睛瞪得更凶,有的还掏出皮管把汽油喝到肚子里,有的还硬往轮胎上凿窟窿,这辆公共汽车恐怕再也好不了。呜呼,有人指责当官的骄傲,可是他还没有当官哩,已经够蛮啦。有人指责当官的不够容忍,可是批评他几句,他就说人家思想有问题。有人指责政府不民主,可是在他自己那个小圈圈里,却是横眉怒目的阎王老爷。有人拉开嗓门反对特权,可是他反对只是因为他没有特权,等他有了特权,立刻笑逐颜开,到处夸口有人买他的账。官场固烂,民间更烂。在中国人家庭里,找不到孙世亚、孙世乐,更找不到劳娜夫人。找到的只是像柏杨先生这种嘴里明白,心里糊涂,写起来或训起人来头头是道,做起来却不是那么回事的变形虫。
   孙观汉先生劝我们不必立志做大事,要立志做小事,这是一个崭新的观念,我们最好能从不花钱就买到手的活榜样那里,学学不拆别人的信,学学考试时不作弊,学学不借用别人的车票,也不借给别人车票,学学不往前排空座位上抢,学学不随地吐痰,学学露出笑脸,学学说「对不起」、「谢谢」、「有什么效劳」,学学上公共汽车不乱挤,学学不闯红灯,学学在公共厕所拉屎时拉到毛坑里,撒尿撒到尿罐里,学学用善意揣测别人,不要只在窝里斗。这些都是小事,即令全学会啦也救不了国救不了民,但这是一个基础,等这些学会了之后,再学学活榜样办事彻底的精神,再学学活榜样随时随地赞扬别人的精神,再学学不但为自己着想,同时也为别人着想的精神,再学学……好啦,这已经够面目一新啦。
   练把式练到今天为止,要说「后会有期」矣。写稿喂肚固然性命交关,但猛撞酱缸,老头皮也很重要。前不言乎,有上台就有下台,总不能写个天长地久无尽期吧,恭祝政躬康泰,国运兴隆(这只是照抄「国宴」上的话,唬你一唬,对不起)。
   
第二十九卷: 闻过则怒集
   
   提要
   《闻过则怒集》共三十二篇,大部份谈的官崽学──成为二抓牌(抓钱、抓权)的学问。从介绍胡秋原的《中国英雄传》开始,我们看到中国的历史几乎是一系列奸胜忠败、劣胜优败的反淘汰历史,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蹟成了知识份子嘲弄的对象,这种不讲是非、只问荣华富贵的传统,柏杨说:「这是中国社会上特有的娼寮气质。」他进一步说:「中华民族最大的特征是人人想当官。」由此,他又开起了他的官崽大学堂,讲释「赏饭学」、「挨骂学」、「买西瓜学」、「难得糊涂学」和「一脸忠贞学」,言:「圣人者,能弄到官做,也能给人官做之人也。」当然,戏谑嘲讽之后,柏杨也提出破解赏饭观念的几点意见,如观念上权利义务的确定、个人自尊心的培养等。最后,他说:「人必须有出世的精神,才可做入世的事业。」官崽学之外,柏杨也谈了些生活话题,如买票、天气、计程车、伪药、红帖等,专栏式的漫谈皆有极特别的意见。
   
   
   恢复原样
   柏杨先生的大作,报上最近停了两个多月,据正史上说,朝野都为之震了动。盖天底下的事往往奇怪非凡,本来没有某一种玩艺的,该玩艺忽然冒了出来,好比说淡水河忽然冒了出来一座太虚幻境,亭台楼阁,有美女向你招手,大家一瞧,当然失惊打怪。同样,本来有某一种玩艺的,忽然没有啦,好比说台北火车站吧,第二天醒来,抬望眼,它不见啦,不要说火车头不见啦,连房子都不见啦,大家准把眼珠都瞪出来。柏杨先生大作在报上写了四年,忽然间断之断之,读者先生怎能不觉得怪哉良多乎?有几位读者先生,是老朋友矣,跑到柏府,厉声问我曰:「老头,你胆敢不写,端啥臭架子呀?」我发誓曰:「谁端臭架子,谁就是王八蛋。」也有几位读者先生,更是老朋友,在街头相遇,最初若不相识,等到左看右看,前看后看,发现我既没有脚镣手铐,又好像没有带领锦衣卫沿途捉拿同党,才跑到我眼前,喘气曰:「阁下,你没有被关起来呀。」这不是存心咒人是啥。
   上列两种,乃漠不关心式的关心,不足论列。而大多数读者先生的关心,都使柏杨先生感激涕零。报馆经理部的先生三番五次告曰,或有人打电话,或有人对送报生说,柏杨先生如果不再写,他就停报不看啦。经理部先生每次「告曰」,我就忍不住老泪纵横,呜呼,当着面说得天花乱坠,不值个屁,而不要当事人知,不求任何感谢回报,其价值才真正连城。但经理部先生对外统统答曰:「老头年纪太大,病啦,要死啦。」说我病啦固可,说我要死啦,简直丧尽天良,前情尽弃,总有一天落到三作牌之手也。
   然而这并不是说,敝大作一停,所有的读者先生或至亲好友,都心头戚戚,事实上也有欢天喜地,举盃庆祝的场面。有一天我去坐四川式茶馆,听见一位几乎天天见面的朋友,笑嘻嘻告他的同伴曰:「那老头,写得差远啦,给某某某提鞋都不配。」另外还有一个场合,男女作家,相聚一堂,感情交流之余,忽然提起来柏杨先生,就有人兴高采烈的叹曰:「这一下他完啦,完啦。」更有人发明了很多美丽的内幕消息,也兴高采烈的继续叹曰:「他完啦,完啦。」完啦者,完啦也,再没有前途之谓。当世之君子,有两大特征,一曰闻过则怒,一曰闻捧便疯,柏杨先生在夹缝里过日子,实在是有点「天将降大任」的感觉。
   于是乎,从今天开始,恢复原样,每天一篇,想当年福尔摩斯先生一连串大破贼盗党,破到后来,老将莫泰理先生亲自出马,两个人在瑞士悬崖上打了个头破血出,最后他阁下忽咚一声,栽到山涧里,大概是「死啦」;不是「死啦」,至少也是「完啦」。原作者柯南道尔先生之意,从此可以洗手矣。也是受不了读者先生的压力,只好再写,可是福先生明明死啦完啦,怎么出场法乎?柯先生有得是办法,就写了一篇〈重来记〉,教他阁下忽然不见了之后,再忽然冒出来。柏杨先生复笔大吉之日,谨借用之作为榜样。并祝我老人家,以后圣躬康泰,百事如意,凡看我不顺眼的人,都得癞痢头,善哉。
   (柏老按:四年后的一九六八年三月,我果然「完啦」,隆重坐牢,终于称了诸君子的心,满了诸君子的意。)
   
   
   南下避年
   巨大人物每有避寿之举,盖一旦到了某一天他阁下的悬弧佳辰,也就是说一旦到了某一天是他阁下的生日,他就潜逃到别的地方,使那些奔走于权贵之门的朋友,想磕头如捣蒜都揪不住辫子,只好在门口签个名,以表敬贺之意。柏杨先生历届华诞,从没有避过一次寿,非我有异于巨大人物也,而是无人向我磕头如捣蒜也。记得刚来台湾那一年,是我一生中最轰轰烈烈的时代,荣任彰化某某国民小学堂教导主任,兼该国民小学堂动员委员会常务委员,又兼该国民小学堂经费审核委员会委员,偶遇校长不在,还列席家长会,和出席家长握手,因家长等都是地方二抓牌,我的身价不问可知。恰逢生日,为了向巨大人物见贤思齐,就把门一锁,携带全家,去鹿港一位朋友那里避寿。三天归来,依我之见,门缝里至少有一打以上的名片,门口至少还有签名簿之类一大堆玩艺。万万料不到,人心不古,世道日非,返府一瞧,不但没有名片,没有签名簿,而且连被子也没有啦,盖被偷啦,尤其使人泄劲的是,偷了两天,邻居还不知道。从此我就立定决心,不再避寿。
   然而今年(一九六四)我却来一个避年。除夕之日,全家南下,初九才回,有人故意破坏我的名誉,说我躲债去啦,说这话的朋友一定没有拜读过敝大作〈年的变异〉,文中曾说明过,工商业社会里,支票第一,头寸至上,「债」这玩艺,不但不会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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