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夫差先生的黄池之会，是典型的兵车之会。古书上说，当他阁下得到国内被袭的情报时，急于脱身，乃露出凶相，战鼓齐鸣，表示如果不敢教他执牛耳，他就血流成河，教你们后悔得巴不得没有从娘胎里生出来。各国气得要命，但也无可奈何，只好让该蛮子占先，不过他阁下如此混蛋干法，其原因何在，已被看透。
《西施》片中表现吴夫差先生恐吓这一手的，是把人马摆出来，走个没完。我们绝不要求戏剧跟历史上的史蹟一点不差，那不可能，也不必要。但显然的，如果用声音的话，效果一定比动作大得多。盖吴王国的帐篷是有数目的。一个帐篷能容纳多少人马，也是可以计算的。仅只走个没完，以表示兵力强大，只能骗半票观众，不能骗各国将领。当时吴王国自恃的是「强」，而不是「多」。如果在更深夜半，万籁俱寂时，用望远镜头拍下各国星棋罗布的帐篷，明灭的灯火，此时不用任何配音，使观众期待着大事就要发生（洋片中每逢血战之前，被围的孤堡也好，篷车队也好，几乎都用这种气氛），然后惊天动地一声，战鼓齐鸣，人啸马嘶，各国头目在各人的帐篷中面无人色。第二天一看，吴国军队，人上车，刀出鞘，攻击准备已经完成，似乎更为紧张。──柏杨先生说这些，当然是外行话，并不认为这就是对，而只以为「走来走去」似乎不对。
扯得太多啦，再说两点，就告结束。
一、有一个场面，西施女士把竹简遗失到地上，几乎被吴夫差先生看见，幸亏她临时假装胃痛，才免此难。嗟夫，天下岂有用笨重竹简指示卧底间谍的，传一句话就行啦。
二、西施女士后来真的爱上了吴夫差先生，于是乎，那些越国籍的宫女，像搭公共汽车的乘客一样，顺序而上，走到她阁下面前，正颜厉色曰：「你是越国人！」观众一看就知道她们是在那里演戏。一群小间谍竟如此有板有眼，有韵有律的逼到卧底的大间谍脸上，天下有这种绝招哉。
第三十一卷： 新城对
提要
书名「新城」系指台北近郊柏杨居家所在的「花园新城」，而「台北」作为柏杨的发罄场域，于他而言则无疑是生命中的「新城」；至于「对」，让我们想到宋玉的〈对楚王问〉以及诸葛亮著名的〈隆中对〉，指出一种「对话」的情境。而一般在甲和乙之间的问／对，甲何以会向乙提出这样的问题？乙又为什么会这样回答？其中必有现实的针对性，也可能会有解决问题的对策？柏杨之所「对」，全是针对媒体编辑、记者，或独立撰稿人所提问题的回答。提问者会有充分的准备，不同的媒体，不同的诉求重点，相同的是受访者柏杨这个主体，他这个人，他写的书、他做的事，一切的闻见思感，都在当下立即回应，当然会比较直接，但由于书写者是他人，在传达上可能比较难以掌握。当柏杨把这些篇章结集出版，他必然仔细阅读，准确性应该没什么问题。总的来看，这三十五篇访谈录（上辑曾以「对话战场」为名，一九九○年在林白出版，删去一篇），所涉的话题极多，从自己的生命史到民族的文化史，从两性关系到两岸关系，从历史纠葛到现实冲突，柏杨时而高亢，时而低沉，随记者笔尖所流泄出来的是国族大愿与人间大爱，把读者带回到对话的现场，聆听着一个有知识和智慧的老人，对于恶政的怒吼，对于人性尊严以及人权的呼唤。
历史的镜子·李宁
⊙访问者李宁女士。
⊙文载一九八四年三月六日台北《政治家》杂志第四期。
李宁：从推广历史古籍方面看，你译《资治通监》，的确功不可没，但你一直是很反中国文化的，译《资治通监》是否有你独特的理由？
柏杨：我的目的不是复兴中华文化，而只是把一般人不太了解的古书翻译成现代语文。我认为中华文化中有很多是不值得复兴的，像残酷的刑罚，诛杀九族、口供主义、宦官制度、小老婆制度、君尊臣卑、不把人当人的观念，都是邪恶的东西，不但不值得复兴，而且还应该彻底消灭。
我翻译《资治通监》，只是希望现代人能了解古代中华文化是什么，因为在大家高唱复兴中华文化的时候，很多人都误以为中华文化全都优美，无懈可击。当然，中华文化有它的优美之处，但并不是全都优美。我希望现代人在了解传统文化之后，进一步的分辨什么是优美的，什么是不优美的。凡是不优美的，都该抛弃废除。换句话说，我盼望大家对中华文化不要顺着人家的嘴巴说，而应该透过自己的思考，直接认定。
李宁：在你翻译的《资治通监》中，〈柏杨曰〉是很叫座的单元，但有些历史学者认为，以学术观点来看，评论是违反历史法则的，因为我们不应用今日的尺度评断古人。
柏杨：所谓历史法则，照那些人的结论，就是说一个人生存在某个时代里，他就突破不了那个时代。换句话说，我们如果活在二十世纪，就无法有二十一世纪的思想。对大多数人来说，这项历史法则是正确的，但我们要了解，如果人的智慧不能突破时空的限制，历史怎么会有发展和进步？每个时代都要有圣贤大哲在思想上突破那个时代，历史的脚步才能向前走。所以，时代不是不能突破的，历史法则也不是那么肯定与机械。 我们只能说，绝大多数人都被他所生存的时空控制，但英雄人物不在此限。
对于司马光，当然不能以现代人的民主、人权观念，要求当时他也要有这种思想或行为，我个人也从来没有责备他在这方面没有建树。但司马光不是平常人，他是个少见的伟大历史学者，我们有权盼望他对他的时代，有所突破。卢梭的《民约论》问世以前，法国也从未有过这种思潮，但卢梭的《民约论》突破了那个时代，为什么中国就没有一个人能如此？
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前，这世界也没有《资本论》，在美国的总统制诞生以前，这世界也没有总统制，可证明许多新思想都是突破历史法则的。
我觉得司马光不能突破时代是件很遗憾的事。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但我们多么盼望司马光有这样的一个层面。
李宁：也有人认为，你对帝王直接称名道姓，而不加上称号，常使人无法立时会意，譬如一讲汉武帝，人尽皆知，但你讲刘彻，很多人不知刘彻是谁。
柏杨：中国帝王的称号很乱，有些称号甚至有二、三十字的，而且时常不一致，有时明明不是帝王，但他却有帝王的称号，像曹操被称为魏武帝，有些明明当过帝王，但没有帝王的称号，像海昏侯、东昏侯。因此，我们无法从称号来判断这个人的身份。
照理，加诸在帝王头上的称号，本身应该含有褒贬的意义在内。但我们发现有很多不是这样，譬如我们常看到一些荒淫无道的昏君，却有一个很神圣的称号，这实在是对中国人智慧的一种侮辱。
虽然我们讲到刘彻时，很多人不知道刘彻是谁，但一讲王莽，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呢？因为王莽这名字大家常用，刘彻这名字不常用。人类的历史是如此漫长，我们只不过五千年，将来还有一亿个五千年，十亿个五千年，如果我们现在不赶快回头，还要等到何时？尊号象征君尊臣卑，除此之外，别无意义。帝王与我们一样都是人，现代人讲起人权观念都头头是道，为什么还要对帝王的称号这样计较呢？
我们提到刘彻，很多人不知道，但如果各位打开《资治通监》，会发现司马光对在位的帝王不但不称其名，也不称其尊号，只称「上」，这样满章满篇都是「上」，请问几千年下来，谁又知道「上」是谁？
因此，我不愿意用皇帝的称号，只是把他们的继承顺序，排列下来，譬如谁是第一任君王，谁是第二任君王，这样大家很快就会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位置。好比说汉元帝和汉武帝，到底谁在前谁在后？你一点也看不出来，但你一说第十一任君王、第十二任君王，大家就一目了然。
写出帝王的任数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使他们的身份不因现实政治市场，被抹杀、被扭曲，历史真相才更明显。像汉王朝第三任皇帝刘弘、第四任皇帝刘荣，连《史记》都一笔勾销，第九任皇帝刘贺也从根拔除。任数不允许发生这种卑鄙的怪事。
这类历史毒瘤，要割就应马上割，不要再拖泥带水，只要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为什么不立刻这么做？刚开始也许不习惯，几年下来就不觉得了。虽然提刘彻很多人不知道，但一提曹丕，很多人知道，提魏文帝，却鲜有人知。
人的生命有限，生活节奏又如此之快，我们能甩掉多少无聊的负担，就应立时甩掉。在转型期间也许有些不便，但渡过转型期之后，一切就好了。
李宁：为什么你不考虑在译文中附上原文？这样可以让读者对照着看，比较有真实感。
柏杨：对原文有兴趣的，他们可以另外购买原文对照，如要对照翻译是否错误，只要几个专家来做就可以，不必每个人都参与。因为我的目的就是希望用译文代替原文，如果认为翻译没有错误，那以后我们根本就不要原文了。这就像我知道怎么开车就行，至于整个汽车的构造和原理，我不必懂，那是汽车专家的事。我想你这个想法，可能受了市面上作为教师补充教材的「原文对照」的影响，我们不是供人参考，而是代替原着。
李宁：你似乎也不考虑在译文附上各家注解，为什么？
柏杨：古文的注解多得不胜其数，张三、李四、王五都有，问题是这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他引用很多注解，但实际上只有一个是对的。另一种情况是他引用很多注解，却没有一个正确。古人在引用错误的注解后，往往自己会去解释为什么某人的注解不对。我觉得这是不必要的，因为这是专家做的事。
我的做法是，选择一个对的注解，不必再去解释那些不对的，因为那是考据，而我们却只要结论。如果所有的注解都不对，那我就自己来做，但我不必把那些我认为不对的又搬出来讲一遍。
古人注解往往该注的不注，譬如古代的罽宾国，曾派遣一个使臣到中国来，汉政府把他放逐到「县度」。从古人的注解中，怎么看也看不出「县度」究竟在什么地方。但从对「县度」这地方的险要描述，和关系位置，我认为「县度」应在喀喇崑仑山口，这是根据我自己的地理常识判断的，如果有人质疑，我欢迎讨论。
再如董贤见汉哀帝刘欣，刘欣赐给董贤一样东西，叫「珠濡玉匣」。我研究了很多注解，都没说清楚「珠濡玉匣」是个什么东西，后来，我认为那就是「金镂衣」。当我确定是金镂衣后，我就不必引用那么累赘的一大堆作废的注解了。
当然，有些注解我不敢确定是不是正确时，我就会注明某某人是什么看法。
李宁：有些历史学者认为你受了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