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科举制度。中国科举制度制造出来的知识份子、士大夫、官场，就好像是天空中无边无涯的庞大乌云层，使得我们一切改革，下不能上，上不能下。任何改革都被这片庞大的乌云层──士大夫阶层──给隔断了。下面是很朴实的，无穷无尽的苦难小民，上面是高高在上的皇家贵族。所以我们说的知识份子，在从前应该指的是这一批人──士大夫。所谓知识份子的觉悟，应是指这一批人的觉悟。
吕嘉行：士大夫阶层是不是已经觉悟了呢？
柏杨：要他们觉悟，难如登天。他们是既得利益的一群，决不肯放弃既得利益。而且想放弃也无法放弃，因为他们的脑筋已被酱死。所幸的是，时到今天，由于教育普及，「士大夫」阶层已经开始慢慢的烟消云散。
吕嘉行：照你的观察，中国已经没有士大夫了，这岂不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柏杨：当然可喜，可是，中国人的霉运不退，大陆上千千万万终身职的干部，却构成了一个新士大夫阶层。这一批新士大夫阶层比过去的士大夫阶层还要顽强，还要封建，阶级观念──贫富贵贱观念，还要严重。譬如说，一位来自大陆的作家，看见保罗·安格尔（国际作家写作计划创办人）在劈柴，不禁大吃一惊，因为他不能了解像保罗这么有地位的人，怎么会自己劈柴？至于台湾，由于教育普及，官员退休制度的建立，社会层面加多，士大夫阶层可说已经消退。但是，残余的士大夫封建意识，还是存在。譬如说，位于高雄的国立中山大学有一个教职员眷属联谊会，办了一个幼稚园。而有些教授竟不准工友的孩子进这个幼稚园。那些教授在上课时大力鼓吹人权尊严和民主精神，到头来，却做出这种丑事，使人沮丧。
吕嘉行：有一个极度敏感的问题，我想提出来，如果不方便，你可以不答覆。
柏杨：我什么都可以答覆。
吕嘉行：那么，请问你对中国大陆和台湾统一问题，有什么看法？
柏杨：我反对台湾独立，我赞成统一。基于民族的、地缘的、血统的、文化的、历史的，以及现实政治的因素，大陆和台湾，就好像一对指腹为婚的男孩和女孩，上天注定要匹配成婚，合为一体。可是现在，他们的年纪还小，强行婚配，将是一场悲剧。他们需要时间长大成人，等他们长大成人之后，才能结成很好的一对夫妻，但是，也可能彼此另外发现更好的对象，也或许大陆坚决排除台湾，而台湾非要大陆不可！
吕嘉行：真有这个可能吗？
柏杨：政治上没有不可能的事，马来西亚就开除了新加坡。但我并不肯定非有这种可能不可，而只是强调等双方长大成人。
吕嘉行：海峡两岸，都用强大的祖国作号召，你希不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柏杨：我不希望有个强大的祖国，只希望有个幸福的祖国。前年，我到义大利，看了圣马利诺，感慨至深。那个芝麻绿豆大的国度，除了出产邮票之外，什么都没有。可是那里的人民生活幸福。以我读中国通史的经验，五千年以来，现阶段在台湾岛上的中国人，应是有史以来生活得最好的中国人。雷霆万钧，迫不及待的统一或独立，将对这种成果完全摧毁。
吕嘉行：大陆对台湾提出许多保证，你对这些保证的看法如何？
柏杨：当初，五○年代，百花齐放时代，毛泽东对天地立誓，要人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也是保证过的，结果如何？千千万万相信毛泽东保证的人，都家破人亡。今年（一九八四）九月间，北京中国作家协会一位共产党书记来爱荷华，在一个餐会上见面，他问我们怕什么？我说：「怕你们关起门来打！」到那时候，仁至义尽的保证成了「阳谋」，我们成了被「引蛇出洞」的傻瓜，全世界谁会听到我们受虐待的哭喊？
吕嘉行：既然保证不能相信，那你相信什么呢？
柏杨：相信事实。夫妻因为相爱而结婚，不是因为相信保证而结婚。
吕嘉行：你指的事实是什么？
柏杨：中国大陆所走的开放方向是对的，假如上天有眼，只要不乱，应该是一天比一天好。如果四个现代化可以做到的话，生产工具变，上层结构也会跟着变。四个现代化和软体文化现代化不可分，四个现代化可以成功的话，也就表示软体的现代化成功，如果软体文化的现代化不成功，那么四个现代化也不会成功。它们必须同时并进，否则四个现代化就成了往年的「船坚炮利」政策，空欢喜一场。海峡两岸都朝着人权、法治、民主、自由的方向走，到了有一天，双方软体文化都进步到同一个层面上的时候，统一的问题，自然解决。
吕嘉行：你所说的「软体文化」是什么意义？
柏杨：沙滩上长不出大树，小小花盆里也长不出大树，冰冻三尺的坚地上，更长不出鲜花，软体文化是土壤。
吕嘉行：能不能举些具体例子？
柏杨：斑马线是硬体文化，遵守交通秩序是软体文化。宪法条文是硬体文化，恪遵宪法是软体文化。工厂机器是硬体文化，管理方法是软体文化。学校是硬体文化，师资和学习精神是软体文化。高楼大厦连苑起是硬体文化，保持清洁是软体文化。抽水马桶是硬体文化，擦屁股用什么纸是软体文化。美丽动人的口号文章是硬体文化，待人接物和内心里真正的想法和观念是软体文化。铁甲船、大炮是硬体文化，作战精神是软体文化。法律是硬体文化，法治是软体文化。录影机是硬体文化，录影带上的情节是软体文化。如果录影机是世界第一流的录影机，放映出来的却是歌颂阴狠毒辣、忘恩负义、夫妻相残的影片，那可是硬体文化越现代化，人民越惨。
吕嘉行：你用现代语言翻译的《柏杨版资治通监》已在美国学术界引起肯定性的反应，请问，什么时候可以完成？
柏杨：到目前为止，一共译出了十六本，译到东汉王朝末叶。就《资治通监》所跨越的时间而言，差不多译了一半。但就篇幅来讲，只不过译出四分之一，东汉王朝以前，每年发生的事件比较少，东汉王朝以后，每年发生的事件比较多。《通监》的精华，是从三国时代开始，从那时候起，我们才可以看到中国式的政治斗争，和典型的中国内战，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上的优点和缺点。在汉王朝以前，是静态的，之后，每年发生的事件突增，记载比较详细，所占的篇幅较大，所以目前我无法预测到底要写多少册才能结束。
吕嘉行：有些人惋惜再看不到你的杂文，你是不是可以说几句安慰这些读者的话。
柏杨：非常感谢喜爱我杂文的朋友，从前没有人（或者是很少人）写杂文，我便做这件事。现在很多人都在写，我觉得我应该再一次改变航道。因为我比年轻时成熟，比年轻时心智成长。当我写了许多年的杂文之后，我觉悟到，我们的文化中，一定隐藏着一些病毒，我决心把这病毒找出来，像医生一样，要对病人做切片检查，然后彻底根治。
吕嘉行：你从什么地方寻找病源？
柏杨：从历史，这就是我放弃杂文，从事历史写作，从《中国人史纲》到《柏杨版资治通监》的第一个原因，其次，一个中国人，或者一个研究中国历史的外国人，想要了解中国历史，简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没有人看完《二十五史》。所以我要写一部简单、明了、文字通畅，一般人可以接受的史书，这就是《中国人史纲》。而《资治通监》是一部编年史，一部内容丰富的史书，每一个研究中国政治、中国权力运转、中国文化的人，都必须读《资治通监》，问题是文言文艰深，一般人看不懂。我当然也看不懂，所以我有使我自己看懂，也使任何一个人也看懂的责任。
吕嘉行：你有没有找到彻底根治病毒的药方？
柏杨：找到了，即是人人皆知的人权、法治、民主、自由。
一九八四·一○·于美国爱荷华
炉边漫谈·聂华苓
⊙执笔者聂华苓女士。
⊙文载一九八五年六月香港《九十年代》杂志。
一、郭衣洞和柏杨
一直到现在，三十年了吧，我还是叫他郭衣洞，叫不出柏杨。
五十年代初期，正是我在台湾主编《自由中国》文艺版的时候，一位署名郭衣洞的作者，投来一篇小说：〈幸运的石头〉。我们立刻就登出来了。《自由中国》的文艺版常出现冷门作家，我们着重的，是主题、语言、形式的创造性──纵令是不成熟的艺术创造，也比名家陈腔滥调的八股好。郭衣洞那时大概开始写小说不久吧，可说是冷门作家。但他的小说已具有柏杨的特殊风格，嬉怒笑骂之中，隐含深厚的悲天悯人情操。
台湾五十年代的「文化沙漠」的确寂寞，为《自由中国》文艺版写稿的一小撮作家，常常聚在一起，喝杯咖啡，聊聊天。后来由周弃子先生发起，干脆每月聚会一次，称为「春台小集」。
「春台小集」这个名称和我与彭歌有点儿关系。我们的生日都在正月，好像也是同年。我们三十岁那年，周先生预先邀了十几位文友，在台北中山北路美而廉，为我与彭歌来了一个意外的庆生会。从此，我们就每月「春台小集」一次，或在最便宜的小餐馆，或在某位文友家里。琦君散文写得很好，也做得一手好菜。她的杭州「蝴蝶鱼」，教人想起就口馋。轮到她召集「春台小集」，我们就到她台北杭州南路温暖的小屋中去「闹」一阵子，大吃一顿她精致的菜肴。「春台小集」也几经沧桑。最初参加的人除了周弃子、彭歌、琦君与我之外，还有郭衣洞、林海音、郭嗣汾、司马桑敦、王敬羲、公孙嬿、归人。后来郭衣洞突然放弃了我们；司马桑敦去了日本；王敬羲回了香港。夏济安、刘守宜、吴鲁芹创办了《文学杂志》，「春台小集」就由刘守宜「包」了，每个月到他家聚会一次。我们也就成了《文学杂志》的撰稿人。记得彭歌的〈落月〉是在《自由中国》连载的；夏济安对〈落月〉的评论是在《文学杂志》发表的。后来夏道平也参加了「春台小集」。一九六○年，《自由中国》被封，雷震先生被捕，「春台小集」就风消云散了。
郭衣洞在「春台小集」的时候，我们可真年轻呀！那时我们从大陆到台湾不久，各人在生活上各有各人的问题，在创作中都在各自摸索；有的人甚至在感情生活中也在摸索，郭衣洞就是处于那种状态，但那时我并不知道。他是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的重要人物，我这个和《自由中国》关系密切的人，对他自然有几分「畏惧」。但他那时，常常灵光闪闪，嬉笑怒骂之中，一针见血，逗人大笑，却又叫人悲哀。我是站在远远地欣赏他，三十年后在爱荷华，我才在柏杨身上认识了郭衣洞。他离开「春台小集」，原来是因为他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