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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第二项工作，是要建立绿岛垂泪碑。中国人从来不敢诚实的面对灾难，不敢面对死亡，认为只要不想到灾难、不想到死亡，灾难和死亡就不会来临。像乙组的那群小白老鼠，他们唯一的盼望，就是忘记电击，认为只要忘记电击，电击就不会再来。一些暴君，就是希望我们忘记过去的暴政，然后他才可以从容的再下毒手。乙组的小白老鼠群的哲学是：过去的就过去，把它忘记。事实上，他不能忘记，而只是把恐惧冤酷的悲情，刻在自己的基因上。
只有不忘记过去的罪恶，才能避免罪恶的重现；忘记过去的罪恶，罪恶一定重新抓住自己。大陆已经忘记了三反、五反，和文化大革命，台湾也有人鼓励我们忘记白色恐怖，这正是我们要建立绿岛垂泪碑的主要原因。「英雄眼泪不轻弹，皆因未到伤心处」。我们为全民长期以来受到的迫害垂泪，也为所有受灾难的朋友垂泪，这个碑的建立，不但是宣告白色恐怖的结束，也是宣告历史上绵延五千年之久的政治迫害结束。这座碑，也像华盛顿越战纪念碑一样，矗立在大洋之滨，掀开历史新的纪元。
「老庄稼汉」呼唤「尊严」·李凌俊
⊙访问者李凌俊先生。
⊙文载二○○三年一月十六日上海《文学报》。
李凌俊：有读者认为，从《丑陋的中国人》到《我们要活得有尊严》，似乎经历了一个从「抨击」到「祝福」的过程，这是否与柏杨先生近年来的心境变化有关？
柏杨：记得刚开始写《柏杨版资治通监》那年，为了一件我觉得受到欺负的事，大发脾气，以致远流出版公司董事长王荣文，设筵向我道歉。五、六年后，同样事再度发生，我却觉得那是一个屁，王董事长问我说：「奇怪，我告诉编辑说，看吧！柏杨又要跳高了。可是你竟没有跳高，平静如常，这是怎么回事？」我说：「我很后悔上次的大发脾气，即令有人欺负，我也应该包容。」他说：「你怎么忽然明白起来了？」我说：「你门缝里瞧人，把人瞧扁了，你认为我不会成长呀！」
李凌俊：从表面上来看，知识界似乎正在变得宽容，但实际上，这是一个犬儒主义盛行的年代，相当一部份知识份子迅速地蜕变为「知道份子」、「知利份子」、「知乐份子」和「知趣份子」，许多舞文弄墨的人只讲风光不讲风采，更不讲风骨，作为一个有社会担待感，有良知，有独立见解的知识份子，在清醒之余，柏杨先生是否会感到「高处不胜寒」的孤独？如果有，该如何排遣这样的孤独？
柏杨：您说现世代是一个犬儒主义盛行的世代，我有同感。酱缸文化，就在这世代发挥了强势的功能！中华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有时候聪明得冒泡，对任何流行的普世价值，都能霎时间一口吞入，在内化之前，随时都会脱口喷出。像斑马线，我们常夸耀我们也有斑马线，但外国斑马线保护行人，我们的斑马线则把行人诱进来压得头破血流。一九六○年代，孙观汉博士把「爱」引进台湾文化界，十年之后，「爱」泛滥成灾，到处是「爱」，甚至出现「把交通的爱找回来」这种标语。二十一世纪开始，人权成为我们社会显学，每个人都呐喊人权，教师穿拖鞋、短裤，打赤膊上课，没有人敢干预，因为他有人权。罗兰夫人在巴黎断头台上，曾悲恸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人用你的名字作恶！」真害怕有一天，我也会喊出来：「人权！人权！天下多少人用你的名字作恶！」
很多追求人权理念或民主理念的人，如同索忍尼辛先生，都变成道德家，转而乞灵道德。我认为我们必须创造出新的中华文化，与传统不同的新的中华文化，能够改变一个细胞，就是一个细胞。
李凌俊：看过柏杨先生的《回忆录》，生活对您似乎不公，但是在您的作品中却看不到任何怨恨和不满，长久以来，知识份子的苦难都非常深重，除却精神上的苦难，还有物质上的柴米油盐的问题，生老病死的困顿。可以说，柏杨先生是从苦难中跨越出来的一个人，回首过去，您觉得您是如何跨越的？如果有一个特定情境，您愿意再次经历一遍那些曾经经历过的事情吗？为什么？
柏杨：谢谢您对我的赞许，我会努力追求这些美德。实际情形是，我不过天真的盼望言论自由，揭发社会黑暗，伸张正义，帮助政府治国安民。却不知道，我犯了大错，「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我这个「早起的虫儿」，被「早起的鸟儿」一啄下肚。
民主政治迫使鸟儿吐出我们这些「早起的虫儿」，然而，有些虫儿已伏尸刑场，有些虫儿已死在牢房，有些虫儿现在仍囚禁疯人院，呻吟度日，只有最幸运的一些虫儿，尚活人世。我正是这群残存的幸运者之一。我拥有雄厚的企图心，用全副生命，从事于使以后世世代代，都没有人再有我这种灾难的工作──人权教育。
李凌俊：请柏杨先生谈谈你的新书，为什么会将「尊严」而不是别的什么作为对全体中国人的祝福？
柏杨：宇宙万物，只有人有「尊严」，这是一种天赋，与生俱来。人有尊严之后，才能成为一个人。一个没有尊严的人，固然驯顺得可以作为家奴，也可能邪恶得成为蛇蠍。读了《二十六史》，我真是悲恸：中华人一直活得没有尊严！因为我们的文化中缺少尊严。虽然偶尔有先圣大哲说出人性尊严的话，也只不过几句话，写在书上，而书，放在书架上，供后人凭吊。漫漫长夜，一直到二十世纪。除了占一半人口的妇女，已从缠足的酷刑中解放出来外，其他和西方文明国家相比，二十世纪反而是中华人最羞辱的一个世纪。前年，一个记者团访问马其顿，马其顿的孩子们面有饥色，穿着破烂的短裤，跟着记者团到处跑，记者们给他们面包、钱──钞票，他们都不接受（只接受巧克力糖）。这些记者都曾经到过我们大陆，他们看到的中华小儿小女，和大儿大女，可不是这样。这个故事使我哀伤。
李凌俊：柏杨先生最近在忙些什么？对于自己新获得的「老庄稼汉」的称号作何感想？
柏杨：最近忙着卧床患病，和为香港《明报月刊》写一个专栏。我还不知道大陆读者封我「老庄稼汉」绰号。在台湾我倒是有人叫我「老天真」或「过动儿」。我想「老庄稼汉」的意思是嘲笑我已这么大年纪了，仍那么土头土脑吧！除了「卖国贼」绰号我不敢当以外，其他任何绰号我都接受。绰号使人感到亲切、温暖。
李凌俊：最后，希望柏杨先生对大陆的读者说几句话。
柏杨：千言万语，只两句话：「我们要做一个有尊严，也尊重别人尊严的人。做一个有诚信，也有能力包容别人的人！」
建新跑道·换新骑士·陶澜
⊙访问者陶澜小姐。
⊙文载二○○三年二月十一日北京《北京青年报》。
陶澜：是什么事情促使您在《明报月刊》上发表对当代人的亲情、婚姻、衣食住行等思考的文章？其中有些是关于「中国人的尊严」的，这部份问题的思考是由什么产生的？
柏杨：十八年前，我鼓起勇气喊出「丑陋的中国人」，在意料的受到四面八方攻击，其中最严厉的一项是：「你指出中国人的丑陋，我们承认，但你不能够只满口唾沫的表达你的指责了之后，然后拍拍屁股走路，你有责任告诉我们怎么改正我们的丑陋？用什么方法拯救文化的沉沦？不要原则性的告诉我们人权啦，自由啦，民主啦，这类答案，我们五百年前就知道了，我们要的不是抽象的说教，而是具体的药方。」
惭愧当时我没有提出答案，因为我没有答案，只是盼望大家自觉自救，但内心有深刻的感受。不断思考和观察我们文化的生理形态和心理心态，中华人的基因跟世界各文明国家国民的基因都一样，我们之所以落后，所以沉沦，不是我们先天的就烂，而是我们的文化有病。从文化上改革，才能使我们自己提升。权力跟暴力、诡诈、和目光如豆、急剧求功，只有使我们的病势更重，沉沦更快。我觉得有责任提出一点具体建议，这些建议是可行的，不但使我们不再沉沦，而且可以使我们成为地球上的新人类。请不要讥讽我大言不惭，我只是对我们的民族充满了感情，所以迫不及待的提出来供朋友们参考。
陶澜：您新作中的文风看上去一如《丑陋的中国人》，嬉笑怒骂尽在其中。很多人觉得，人上了年纪会变得宽容一些，但是您好像是越老越激愤，是什么让您不能「宽容」呢？
柏杨：「宽容」是什么？如果宽容就是「老乡愿」、「老糊涂」，那我确实跟老人们不一样，我绝对不会跟「不义」妥协，更不会包容「不义」。假定「宽容」就是和稀泥、假冒伪善，那我也绝对不会和稀泥，我要把事情弄清楚；也绝对不会假冒伪善，要别人去做我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有两句话，是我们包容的规则：「遇到善事，肯定它的成果；遇到恶事，探讨它的动机。」这就是包容。我正在练习做一个有能力包容的人，我不会变成老乡愿及和稀泥，因为我缺少当一个老乡愿或老滑头的能力，在我高龄的时候，我还是说了这么多诚实的话，写出我衷心的盼望。抱歉的是，我能为国家尽力的时间不多了，所以，一有机会，就叮咛几句。虽然我看不到崭新的中华人出现，但我盼望下一代人看到。
陶澜：现在这个忙着赚钱的社会里，您觉得您的这些思考还会有人支持或有人批判吗？也就是说，您觉得大家还会关注精神层面的问题吗？通过《我们要活得有尊严》这本书，您最想告诉读者的是什么？
柏杨：这个问题，台湾读者朋友也在提出，可称为「大哉问」，实际就是这样，在大家都忙着赚钱的社会里，其他任何话题都没有意义。
人类进化的有两大动力，一是经济，一是政治，像两匹永远竞赛中的马，一匹是政治马，另一匹是经济马，有时候政治马领先，有时候经济马领先，两马有前有后，但不会死亡。二十年前，是政治马领先，现在则是经济马领先。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更重要的是他们共同用一条跑道。我们所推动、所创造或重建的新的中华文化，就是要建立新的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