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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在酱缸里酱的太久的缘故，思考方法和教育方法，都受到扭曲，以致知性不能发展，而只能用感性肯定自己。大多数人的心智，都无法成熟，心理状态像荡鞦韆一样，趋向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自傲，另一个极端是自卑。别人还没有讚扬三句话，立刻就膨胀起来，小虫变成了恐龙。别人偶尔面露冷笑，也立刻汗流浃背，简直不敢承认自己还能呼吸，还能活着。
自傲是一种自己欺骗自己，兼欺骗别人的伎俩，结果飞到云端，一团虚骄，高估自己的份量。一些对国际形势近乎白癡的朋友，竟然大写国际形势的文章，一些即令在台北也只圈里少数人知道的傢伙，竟然以为全世界的人都敬仰他。一些对西洋文化一知半解的老头小娃，竟然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盖过全球，嗟夫。
自卑同样是自己欺骗自己，兼欺骗别人的伎俩，盖自傲和自卑是一个物体的两面。自傲是顾影自喜，自卑是顾影自惭。因为自傲，便生出恐龙嘴脸，因为自卑，就成了软麵条。所以，如何使心理上的鞦韆稳定下来，从两个极端，归於平衡──自尊，应是最重要的课题。
自尊是一个健康民族的健康心理状态，也是最高贵的国民品质。自尊不是自傲，更不是虚骄，不是自卑，更不是婢膝奴颜。而是用自己做出来的事攫取尊重，不是靠做出来的姿态。自尊是一种欣赏别人的人格，见解，和生活方式的修养。也是治疗恐龙型人物或软麵条型人物的良药。当然，用巨棒把恐龙和软麵条，活活打烂，更能大快人心。不过，那只是个人的灾祸，而不是国家之福。一个国家里，如果到处都躺着被巨棒打烂了的恐龙屍体和狼籍麵条，原气就丧尽矣。
千言万语只一愿
──八○年代十二愿补充之六
愿中国人认真
今年（一九八○）二月初，报上有一则新闻曰：
「高雄讯：为了三两白糖，妇人赵庭芳远从高雄县燕巢乡赶到高雄地方法院检察处，控告杂货店商人赵凤山涉嫌诈欺。检察官林鸿鹏侦讯后，以罪证不足，判处不起诉处分。告诉人赵庭芳控称，她於去年（一九七九）十二月十四日，教儿子到赵凤山所经营的凤业商店（燕巢乡深水村）购买红糖，回来后觉得份量较少，遂至另一商店秤量后，发现少了三两，她再到赵凤山店里理论，赵某不承认偷斤减两；反谓系其子於途中偷吃。她返家后再问其子是否偷吃，儿子坚决否认，气愤不过，乃到派出所控告。警员认为如此小事，不宜兴讼，遂来劝解。最后赵凤山拿出一千元请客，但是本人却不出面。告诉人赵庭芳认为赵老闆此举缺乏诚意，日前气沖沖的坐车到高雄地检处按铃申告，控告赵凤山诈欺。检察官林鸿鹏侦讯后，认为赵凤山应不会只为价值二元的三两红糖诈欺，且红糖已开封，无法证明短少是谁搞鬼，因而判定不起诉处分。」
不久，某报的「小评」老爷，就给这位女主角赵庭芳女士，上了一课「小事学」，课题是「小题大做」，课文曰：
「高雄最近发生了一件讼案，导因於顾客在商店中购买一斤红糖，回家过秤，发现少了三两，她不甘损失这两元两角，向店家理论，店家认为糖包业已拆开，可能买糖的孩子在途中取食，但店家还是愿意以一千元请客道歉，她却拒绝，向法院告上一状。这官司虽经检察官裁定不予起诉，但已劳师动众，耗费了自己的精力不算，还耗费了警方与法院的精力。我们是法治国家，法院是裁判是非曲直的地方。但为了三两红糖的争执便上法院打官司，毕竟於法虽合，而於情欠妥。假如这种三言两语便可解决的小事，都要通过法院判断，法院若不增加几百倍人手，势将难以应付。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为了节约国家的人力，希望类此的事情不再出现。」
「小评」老爷既然认为告状是合法的，却又认为告状有损法律尊严，不告状才是维护法律的尊严，不知道这算哪门子逻辑推理？如果说「小事」不应告状，「大事」才应告状，这就要回到过去谈过的话题，势必得请大法官会议，或「小评」老爷之类，组织一个委员会，为「小事」「大事」下个定义，划个标准。大哼之辈，认为柏杨先生身首异处是小事，可是在我老人家看来，这事可大啦。同样的我认为你阁下满门被杀，比起日本三岛陆沉，更是小事，有啥官司好打的。可是贵阁下恐怕非向法院请求惩凶不可。三两红糖涉及到儿子的人格，他到底偷吃了没有？和母亲的人格，她秤错了没有？女主角显然不是追求面子和追求金钱，老闆大人已拿出一千元请客矣，她追求的是一个「真」，这不是可哂的，而是可敬的。赵庭芳女士是如此的纯洁，相信法律保护弱者，不遗巨细，她单枪独马，在乱箭横飞中，向传统的酱缸挑战，虽然败下阵来，但更使我们崇拜──崇拜她执着的认真精神。
执着的认真精神是现代化的基本精神，一个认真的行为，竟被肯定为一种应受责备的小事，而且乞求上苍，希望它「不再出现」，这说明虽然经过西洋文明百年来的冲击，有很多人的意识形态，仍沉淀缸底。所以如此，可能因为左列两点：
第一是，「讼必凶」的观念，残存不退。专制的代谚曰：「屈死不告状。」这里面含着海样的血泪。盖司法黑暗，「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有理无钱的小民，只好把自己屈死当成小事；有钱无理的大爷，当然更一口咬定小民屈死是小事。如果小民含垢忍辱，倒还罢了，如果胆敢把小事诉诸法律，於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那就死无葬身之地矣。
第二是，大多数中国同胞，迄今没有培养出「对事不对人」的观察和判断的能力，而只习惯於「对势不对人」，和「对人不对事」。酱眼矇矓、一片模糊。表面上看来，只是对所谓「小事」不屑理会，其实是没有能力分辨是非，对所谓「大事」，不但没有能力，同时也没有胆量分辨是非。而最好的掩护，莫过於对啥事都不认真：「今天天气哈哈哈。」连艳阳天都不敢肯定它艳阳天，连倾盆大雨都不敢肯定它倾盆大雨，还能有肯定是非的能力和道德勇气乎哉也。
看一下台北人行道上的红砖，有几个是真正铺平了的？再看一下欢迎国宾时，夹道飘扬的国旗，又有几个旗桿是竖直了的？再看一下任何建筑，又有几个不是粗糙的？柏杨先生御驾驻跸的台北新店明德新城，就有一栋五层公寓，当中裂缝，只为了当初填地基时，认为那是「小事」，没填结实。这还是被称为第一流的国泰公司产品，如果是第二三流的一些公司的产品，恐怕早塌他娘的啦。
一个螺丝不认真旋紧，可能使空中霸王在空中解体。一个钢板不认真焊接，可能使百万吨巨轮在海上稀里花拉。核子发电厂的一钉一铆，如果认为它是小事，不去认真，请读者老爷想一想它的后果吧。
不认真，就无法发展精密工业，也无法建立精密思考和精密推理，中国就永远不能现代化。一直坚持和稀泥不求甚解，坚持对「小事」不可认真，认真就是「百般挑剔」，恐怕只能古代化。
愿孙淡宁女士的幼稚园 早日开办
自从盘古先生开天闢地，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过两次巨变，第一次巨变发生在十九世纪四○年代，鸦片战争迫使中国接受比我们古文明更优秀的西洋文明。虽然直到现在，仍有些英雄好汉手忙脚乱，声嘶力竭的拚命抵抗，但热闹有余，成事不足。第二次巨变发生在二十世纪七○年代，台湾经济成长，使社会由仅有一个最高层面，发展到千百个很多最高层面。从前社会的最高层面只有官场，知识份子都往做官的一条窄胡同里挤，挤的疯疯癫癫，如醉如癡，盖只有这一条窄胡同才能通到罗马，别的只能通到毛坑。
谚云：「行行出状元。」在只有一个最高层面的社会里，科举考试的状元才是真状元，其他行业有成就的状元，不过饿不死而已。事实上这句话是官场人物安抚小民的一句空话：你可别不满意造反呀，你也是状元呀。呜呼，戏剧界的状元，见了官场状元，都得蹶屁股以便挨板子。有谁听说过一个傑出的木工，能跟县官（更别说宰相啦）平起平坐乎哉。但二十世纪七○年代之后的社会层面，才真正开始「行行出状元」，一个「演戏的」或「唱歌的」影响力，能把官场人物气的冒烟，一个工程师，更受到人们更多的尊敬。
多元层面的结果是，每一种所可以想到的行业（小偷除外），都是康庄大道，不仅可以崛起状元，而且可以崛起巨人。官场不再是唯一的最高追求目标，「僚气」只能伤害自己，不能伤害别人。「酸气」更是使自己生气的工具。「洋气」的威力也日渐衰退，因为大家都洋气啦。
真正伤害国家的是「混气」「戾气」，这需要赤子之心的清醒汤，才能治疗。
结语
八○年代十二愿陈述并补充已毕，不敢提出更多的愿，如果再提出更多的愿，恐怕玉皇大帝都要让座曰：「老头，我可招架不住，你来干吧。」不过事实上十二愿千言万语，只有一愿，愿中国人跳出酱缸，打破酱缸，在品质上彻底改善，然后中国才能强大，在世界万邦中，才能担任一个建设性的重要角色。
一场恶梦
──无知、愚昧、残忍，竟然用滚水泼活人去推销野药。
上个星期，柏杨先生参加一个旅行团，作草岭之游，游了两天，一直欢天喜地，然而，归途之中，在旅行社或游览公司的精密设计下，一头撞进了人间地狱。男团员两眼发直，女团员花容失色。好容易等到上了路，惊魂甫定，才敢相信所见所闻，如同一场恶梦。
车往草岭时，刚过南投县城，进入竹山镇境，就望见公路左侧，矗立着一座宫殿式的堂皇建筑──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实在像一座大庙，上面挂着招牌：「中国功夫馆」，除了惊讶它的美奂美仑外，对在此荒野修炼的各路英雄好汉，充满爱慕敬佩，真想下来顶礼膜拜，略表寸心。可是车行如电，内心乃有戚戚焉。万料不到这戚戚焉支持不了好久，就在第二天回程，所乘的游览车神不知鬼不觉的靠了码头。导游先生先行介绍该馆馆主某某某，曾到过外洋为国争取不少荣誉。天花乱坠了一阵之后，大声宣称：「带你们参观参观表演，开开眼界，不收分文。」
当时大雨倾盆，门前广场已停了七八辆游览车。一位彪形大汉，手拿着古代帝王御用的华盖伞，赶赴车门恭迎。进得山门，第一印象就是美女如云，穿着红色旗袍，高高的开叉，白白的皮肤，一个个面貌姣好，身材修长，不禁倒喘了一口气，这些老奶如果到了台北，恐怕电视台上大多数女演员，都得失业。
穿过山门甬道，六个可容纳一百人的「讲堂」，并列排开。每辆游览车的乘客，被配一间。我们被领到一间之后，在圆凳上落坐，前面有一个讲台，讲台上摆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