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望云霓，有的更不惜雇用流氓，前往猛追，盖实在付不起啦。可是，太太们也不是好惹的，为了赡养费，她就是不结婚，宁可一天换一个小白脸，换得该付赡养费的臭男人叫苦连天。这不能怪她，有个固定的收入总比再找一个丈夫要安全可靠也。
经济上的伤害往往随着声誉上的伤害，和心灵上的伤害而来，即令有钱的朋友，除了经济，也会感到他的前途已跟过去走得有点不同，即令相同，似乎最初一段也疙疙瘩瘩。美国共和党大亨纽约州长洛克斐勒先生，他本来极有希望提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可是他离了婚，而又跟另一位美人儿结了婚，于是他就当不了候选人矣。这不是他作得对不对的问题，而是敌人攻击不攻击问题。
离婚的最大危险还不在于上面说的那三条，而在于，再找一个丈夫，或再娶一个太太，不见得一定会比前一个好。当然啦，第一次吃了麻子的亏，第二次准找一个脸上光光的。第一次吃了独生子的亏，第二次准找一个兄弟姐妹一百个的。但问题就恰好发生在这里，就跟历代王朝努力改正前代的错误一样，曹魏王朝皇族没权没势，以致亡国时没人吭一声；晋王朝就大封宗室，以便将来有人可吭，结果你吭我吭，吭出了八王之乱，把晋王朝吭垮。唐王朝的藩镇兴盛，每一个藩镇就是一个小型独立王国；宋王朝警戒在心，把各将领的兵权取消，而把全国精兵聚在京城，以为这一手万无一失，谁知道国防因之空虚，大金帝国洋兵洋将打过来，把两位皇帝老爷活活捉住。
改正上一次的错误不能保证下一次不再发生别的错误，而上一次的错误也不见得真是原则性的错误。麻子也有好的，小白脸也有糟的。独生子也有好的，群生子也有糟的也。穷光蛋固然受罪，百万富翁恐怕免不了受气。丑陋的固然难以入目，漂亮绝伦的恐怕那一顶──甚至几顶绿帽子，难以消受。认识不了几个字的固然面目可憎，学问奇大的恐怕会翻脸不认人。小职员固然捉襟见肘，一辈子都熬不出啥名堂；大家伙恐怕会心比天高，不知道啥时候会挨上一踢。作家固然既穷又硬，自命不凡；科学家恐怕会整天跟他的实验室为伍，失魂落魄。
柏杨先生有一个女学生，她是五年前结婚的，结婚之前，经常来向我老人家报告恋爱经过，其实她根本不是在恋爱，而只是父母之命，先言明了要娶要嫁，然后才交往的。有一次我问曰：「那小子对你如何？」她侧着头想了半天曰：「他对我百依百随，我想干啥他都顺着我。」我大怒曰：「这有啥值得一提的，恋爱期间，他当然百依百随，干啥都顺着你。我只问你，他是学工的，你偏喜欢文学，偶尔还作两首臭诗，在这上有没有不对劲之处？」她又想了半天曰：「没有，没有。」结果生了一个小娃儿，大名上了报，她告他天天冷战，他告她不孝公婆，最后离婚。我这位女学生，有沉鱼落雁之貌，闭月羞花之容，所以第二年就又嫁啦，嫁前又来请我指示机宜，并且声明这次这个小子是学文史的，她高兴曰：「这回十拿九稳，他是个大作家。」该大作家我也认识，不禁颇为疑心。果然，就在上个月，她泪人儿一样的跑到柏府，大骂写文章的没有一个是好东西，非离婚不可，再嫁就嫁给医生，我当时就向她哀号曰：「你不能再用这种标准改正你的错误啦，你结一次婚，我老人家送一次礼，你嫁个没完，存心要我破产是不是？」
都有所本
我老人家向该女学生哀号，当然是损她，再嫁也好，七嫁八嫁也好，我都不反对，但绝不可用再嫁去改正前车之覆，更不可肯定下一次就聪明啦。仍是一句老生常谈，只要是正常的婚姻，必须有爱情的成份，不但不能像进出口商似的，看货给价，也无法像逛布店的顾主，把一块料子翻来覆去，里里外外，瞧个仔细。呜呼，衣料可以剪下一块用根火柴烧它一烧，考察它是麻的焉，抑是丝的焉，对人便无法用科学方法衡量矣。有些男人对太太凶暴得像张献忠，但等到换了一个太太，却柔如绵羊。有些太太对丈夫阴森得像格别乌，但等到又嫁了一个丈夫，却嗲得使他站不起来。记不得是谁说过曰：「你要知道她是不是一个好妻子，只有跟她结婚。」同样的，女人也如此，可套而言之曰：「你要知道他是不是一个好丈夫，也只有跟他结婚。」可是等到结了婚，看透了底，再想换一换，年华老去，儿女成群，就很作难啦。
义大利式的离婚，使人心惊肉跳，不要说面临这种危机，就是虽没有这种危机，而长期过着非人的生活，进得家门，就像进了三作牌修理庙，还不如早一天各奔前程，而且越快越不嫌快。盖趁着青春尚在，还可以文化复兴，如果一拖再拖，既怕别人说闲话，又怕影响自己的前途，一旦到了人老珠黄，踢腾不起来啦，就白活了这一生矣。
不过，世界上真正成为「怨偶」的并不多，真正面临着义大利式危机的也不多，真正长期芒刺在背也不多。有些本来非常恩爱的夫妇，忽然打了一架，忽然就离了婚，这就潦潦草草矣。有些娇滴滴的太太，丈夫还没瞪眼哩，就拉着嗓门号曰：「好小子，算我瞎了眼，离婚离婚。」把小包袱一提，回娘家去啦，臭男人正在七窍生烟，再加上一时又磨不开，这个家就非散了伙不可。当然不是每个离婚案件都这么简单，不过结论却差不多都是这么简单的，那就是，事情并没有濒临义大利式的边缘，也并没有长期的痛苦，却被误认为忍无可忍。
夫妻间的痛苦必须是「长期」的，才能形成「怨偶」，像上面说的那种麦？火式的痛苦，算不了个屁──只有天生的倒楣份子，或觉得麦？火是一场亘古的巨大灾难，非摆脱不可，才会觉得算个屁的。呜呼，千言万语一句话，一旦成为怨偶，忍无可忍，就不妨离之。但并没成为怨偶，还未到忍无可忍的地步，则最好不离。
台中市读者老爷刘河深先生来信，问曰：「五月一日〔倚梦闲话〕里，说到朱元璋先生送给常遇春先生两个宫女，后来常太太被朱元璋先生剁成肉酱，因常太太是妒妇。而柏杨先生在别处也谈到李世民先生送给房玄龄先生两个宫女，以后房太太也被李世民先生赐以毒酒，房太太没死。这两个故事，是否有书可考，为何都因丈夫一句『好白手』而遭祸，是否是柏杨先生式的翻译？或两个故事之一是杜撰的？」
柏杨先生写文，写到不可开交，奄奄一息时，为了振奋人心，加强阵容，一时想不起典故，就胆大如斗，杜撰一个。盖「圣言量」越多，越能把人唬得一楞一楞的。不过大多数固都是有点影子的也。也真算我老人家走运，这两则故事虽然有点雷同，却都是「有所本」的。房玄龄夫人吃醋的故事，人人皆知，不必细表。常遇春老婆的妒妇汤，出自《艺林学山》，原文曰──
「开平王常遇春妻甚妒，高皇（朱元璋）赐侍女，开平（常遇春）悦其手，妻即断之，开平（常遇春）愤且惧，入朝而色不悦，高皇（朱元璋）诘之再三，始具对，高皇（朱元璋）笑曰：『此小事耳，再赐何妨？且饮酒宽怀。』密令校尉至开平（常遇春）第，诛其妻，支解之。各以一脔赐群臣，题曰『悍妇之肉』，开平（常遇春）大惊，谢归，怖惋累日。更赐美女数人。」
唯一对不起的是刘先生皇封的「柏杨式的翻译」，把宫女一人翻译成二人，把「悦其手」翻译成色迷迷赞扬她「好白手」，把「悍妇之肉」翻译成「妒妇汤」，不是我老人家要独创一格，实在是想当然罢啦。夫杂文（好听一点的说，乃「专栏」）是一种快马加鞭急就章，随手拈来，全靠晕晕忽忽的记忆。不能像学院派，可雍容华贵的长期翻参考资料也。刘先生这么一问，使我老人家东找西找，左查右查，真是害人不浅。
还有几位署名「一读者」老爷来信，指出李世民先生玄武门事变杀的那两位，李建成先生是他的哥哥，李元吉先生是他的弟弟，而柏杨先生在《蛇腰集》上大笔一挥，都算成他的哥哥啦，真是中气不足矣。藉此一并更正，以后再遇着这种胡说八道，张冠李戴的节目，还请随时指教，盖被抓住小辫子事小，万一被当成了真的，事就大啦。
但根据「死不认错学」，柏杨先生对这些错误，也有嘴硬学说，盖我老人家猛写杂文，最大的特点是不经过大脑。一定有人说，咦，不经过大脑竟敢写文，你老人家可真伟大呀。非也，非也，而是每个写杂文的朋友差不多都是如此，每天一文，信口开河，有时间得写，没时间也得写；有灵感得写，没灵感也得写；有感触得写，没感触也得写。《笑林广记》上有一则故事，不知介绍过没有，现在再介绍一遍，一位秀才先生作文章时，摇头摆尾，痛苦非凡，他太太曰：「看你写文，比我们女人生孩子都难。」秀才先生叹曰：「你说啥话，写文章比生孩子难多啦。」夫人忙问其故，答曰：「你们生孩子是肚子里有呀。」哀哉，写专栏杂文的朋友，肚子里有也得写，肚子里没有也得写，写着写着，就难免马失前蹄。
无名英雄
就目前写杂文的朋友而言，以何凡先生的资格最老，但一星期只出笼五篇。其他若方以直先生和寒爵先生，是平均分担的焉。文知平先生和屠申虹先生，也是平均分担的焉。凤兮先生为阔大代表，隐居在高山之上，只偶尔出击。我老人家从前是每星期六篇，星期日被〔晚祷〕专栏挤掉，后来我用种种妙策，包括小报告、窝里斗，再加上和稀泥，终于反败为胜，于是乎〔晚祷〕没有啦。我就每星期七篇，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风雨无阻，看起来真是勇敢万状，实际上却是饿虎扑羊，盖财帛动人心，趁着还有精力，便当仁不让。
既然把绳子缠到脖子上，就比别的朋友更容易说溜了嘴。不过有一点是，杂文在本质上跟学院派的论文不同，杂文只注重方向，而不注重考据，考据应该由有考据癖的朋友去干，杂文无法作到这些，亦不必作到这些，更不屑作到这些。这不是说杂文就不真实，呜呼，天下真实的文章多得很，不限于非字字有来历不可也。好像走路，往东走或往西走，坐火车或坐汽车，是杂文的责任。该路上有几个桥，该桥又是谁搭的，是考据的责任。杂文说有八个桥，该桥是鲁班先生搭的，而考据说只有六个桥，该桥是史密斯先生搭的，固不损杂文所指出的方向。问题只在于这个方向对不对也。
提起「死不认错学」，是一种干屎橛风气，前些时曾向邮局呐喊了一声，说邮局多收钱而面目狰狞。该文刊出后第三天，就大势不好，台湾邮政管理局公共关系室副主任潘大超先生，组长张任昌先生，跟台北邮局支局管理科科长姚岳先生，忽连倒冬，一齐找上门来，我以为要拜拳主义哩，一面胁肩谄笑，一面就要脚底抹油。谁知道非也，而是查了出来底细，一则前来退款，一则前来致歉。我老人家不当人子惯啦，当时受宠若惊，真不知道应该下跪才好，抑自打尊脸才好。
中国最谦虚的机关，似乎只有邮局。其他地方，不要说大家伙啦，就是三、四流角色，都自以为君临天下。想当年蔡孟坚先生当中央电影公司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