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一群红卫兵将彭德怀叫去，劈头就说：“彭德怀，你就是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黑干将！”
彭德怀大怒，对他们吼道：“你们有什么证据，就这样不负责任地随便给人扣帽子！”
一群人无法回答，便要他交待“军事俱乐部”的事情。
彭德怀生气地说：“又是什么俱乐部，这纯粹是造谣！”
一群人拿来了纸和笔，对彭德怀叫道：“把你那个俱乐部的活动写出来！”
彭德怀将笔扔在地上，大声地说：“你们别问了，没有什么俱乐部！”
一群人见彭德怀如此态度，就对他吼道：“写，今天你非写不可，把你的组织名单写下来！”
令这群人没有想到的是，彭德怀一听说写什么“名单”，又要借此加害别人，顿时一股血气直往头顶上冲，只见他怒目圆睁，“啪”的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大声地吼道：“没有，杀头也没有！”
第十八章
彭德怀——中华五千年的史册上，一个即将流传千古的伟大囚徒！
他的这份交待材料（自传）整整写了十万言之巨，作为一个戎马一生而又并非擅长文字的职业军人，这需要多大的毅力与勇气！
令人惊叹的是，到了此时此刻，这位彭大将军仍然像战场上一样横刀立马，铁骨铮铮，在这份交待材料（自传）的最后，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吼声：“我仍然挺起胸脯，大喊百声问心无愧！”
深夜，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回到位于中南海西花厅的家里，刚想躺下休息，突然家里的红色电话响了。
他拿起电话，听了后生气地说：“你们卫戍区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不严加监护？”
对方解释说：“总理……”
周恩来不等对方说话，接着便命令道：“你们明天把胸片送来我看一看。一定要执行我的命令，注意保护彭德怀的安全，不准任意批斗，更不准他们（红卫兵）打人！”
接着周恩来强调说：“你们卫戍区没有尽到责任，为什么让人随便打人？你们马上将彭德怀送到医院去检查，治伤，今后没有中央的批准，任何人不得私自批斗彭德怀，你们卫戍区要绝对保证彭德怀的安全！”
说完，周恩来挂上电话，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
电话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打来的，他在电话中向周恩来报告了彭德怀在接受批斗中被打伤的消息。听到周恩来的批评，傅崇碧觉得有些委屈，因为作为军人他对于彭德怀一向是敬重的，更何况有总理指示，他更应该保护他。
在彭德怀被押往北航批斗时，傅崇碧就根据周恩来的要求，派专人向韩爱晶等人传达周恩来的五条指示，即五不准：不准搞喷气式，不准挂牌子，不准武斗，不准游街，不准开万人以上的批斗会。
就在当天下午，当傅崇碧得知彭德怀被批斗打伤的情况后，感到十分气愤，他责备自己没有完成好周恩来的命令，没有保护好自己一向崇敬的彭德怀元帅，立刻打电话给韩爱晶，指责他为什么不执行周总理的指示。
韩爱晶仗着有中央文革撑腰，根本就不听他的，并将情况报告了戚本禹。
戚本禹接到报告，便告诉韩爱晶说：“不要武斗，但对彭德怀不要限制过多。”
可是，由于中央文革在这场“大革命”中的权力越来越大，周恩来对于许多场合已失去了控制，尽管他想尽办法，但仍然没能保住彭德怀无辜的命运。
几天之后——1967年7月20日，武汉的广大群众和部队官兵，出于对中央文革执行的极左路线不满，将中央文革派往武汉的“特使”王力住地包围，数十万军民走上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
这次事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中央文革小组称为“反革命七？二○事件”。
林彪为了讨好江青集团，更为了打倒在军内的反对派，第二天就针对此次事件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彭德怀一下子又成了这“一小撮”的总代表。
“四人帮”控制的全国大小报纸，除了批判这次事件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之外，重点目标就锁定在彭德怀身上，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批彭高潮”。
在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支持下，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空军直属机关及空军在京院校等数十个单位的造反派，冲破卫戍区的保卫，强行将重伤中的彭德怀拉去批斗。其中有七次被游街，有六次是万人以上的大会。
令彭德怀感到不安的是，被送去跟自己“陪斗”的竟然还有一些战争年代与自己共过事的著名将领和同志，他们是：谭政、张爱萍、王尚荣、廖汉生、李志民等。
紧接着，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也受到了批斗。
1967年8月11日下午，浦安修被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兵团”的红卫兵押着，在校园里召开万人“批判斗争反党篡军的大野心家彭德怀的臭妖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浦安修”批斗大会。
彭德怀被送来陪斗，他衣衫褴褛，面色发黄，夫妻二人在会场上相互望了一眼——谁能想到这竟是他们的最后一别。
8月31日凌晨7时，受尽凌辱的浦安修在北京西郊的颐和园服下大量安眠药自杀。
当发现后，好心的人们才将她送到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抢救。
面对这些情况，周恩来再次追问有关部队，可是卫戍区感到有困难，他们汇报说：“中央文革叫抓人去批斗，不执行就来人抢，又不准开枪，保护实在困难。”
听到这里，周恩来感到已无能为力，痛苦地直摇头。
中国，已被推进一场莫名的灾难之中。
这位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革命英雄和民族英雄，只能是孤身奋战了。
这是一个何等刚直，何等坚强，何等无畏的人啊！他站在台上，凛然挺立，没有一次低过头，他怒吼着：“我没有错，我不能低头！”
1967年8月15日晚上，黑夜笼罩着大地，可是囚室里的电灯却明晃晃地亮着，彭德怀是个很节俭的人，睡觉关灯早已成了习惯，可是现在他却必须得在灯光下入睡，他为此很生气，不断地向监管的人员提意见：“我不会死的，你们总开着灯这不是浪费吗！那是人民的血汗，你们不心痛我心痛？”
今天晚上，彭德怀突然听见院子里有集合的声音。
多年的部队生活使他感觉到这里的部队即将有新的行动。
一阵集合之后，突然外面的高音喇叭响了起来。
彭德怀一听，不由一下子愣住了，他不停地用手摸着头顶，嘴里不停地说着：“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
原来，喇叭里正在播送《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
这份1959年8月庐山会议的决议，不仅从此改变了彭德怀个人的命运，同时也直接地影响到了整个中国的命运，随着“彭德怀反党集团”的被确定，在中国政坛上更少有敢于讲真话的人了，中国的政治与经济都在一种使人无法理解的“左”的思想指导下，远离了民主与法治的轨道，向着一种可怕而又令人担忧的方向惯性地滑行。
中国向何处去？人民的政权向何处去？
彭德怀将囚室里的椅子拉到窗前，坐在那里仔细地听着。
他真不能理解，此时此刻向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公布这个决议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他不时自言自语地说着：“这可叫我怎么活咯。”
1968年1月彭德怀患了感冒，每天咳嗽不止。专案组不但不给他看病，反而利用这个时间，于10日、11日、12日采用车轮战术，连续三天，前后六次对彭德怀进行审讯。
最后一天，彭德怀实在受不了折磨，就与专案组争吵起来，他大声地吼着：“你们不了解情况，为什么还要反复审我，你们到底是什么目的？”
专案组见他发火，就上前来训斥道：“彭德怀，你自己犯下的罪行难道还不知道？”
彭德怀一边咳嗽，一边用手擦着头上的汗水说：“不知道，就你们知道，那你们说说。”
对方拿出一本早已编好的“彭德怀反党罪行”的打印材料，照着上面念给他听。
彭德怀不由一阵大笑：“原来你们也不知道，是别人提供给你们来整我的！你们让提供情况的人来，我要当面跟他辩论。”
彭德怀被审讯回来之后，心情很烦躁。他歪歪倒倒地走进囚室，打开了桌上的那台收音机，想听一听新闻。
由于生病，由于对专案组提供的事实很反感，彭德怀下来之后余气未消，而收音机里这时却播送着有关“文化大革命”取得节节胜利的“捷报”，听着听着，彭德怀一下子怒火万丈，冲上前去抱起收音机，然后举起来，“啪”地一下扔到了墙角。
年轻的哨兵听见屋子里的响声，慌忙从门缝朝里面看，并将手中的枪栓拉得哗哗直响。
彭德怀听见后大声地朝门外说：“来吧，朝屋里来一枪，我已有好多年没有听见枪响了！”
由于彭德怀在生病的情况下也拒不认罪，专案组便于15、16、17日三天，再次对他进行了六次审讯。
面对着专案组的威逼，彭德怀仍然不肯后退，不愿说违心的话，他大声回答：“我不能满足你们的主观需要！”
专案人员大声训斥：“你反攻倒算！你抗拒交待！你对审查怀恨在心！你必须交待你的主子赫鲁晓夫是怎样指使你攻击毛主席的，不交待就没有好下场。”
彭德怀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听不得那些不实事求是的话，看不惯那些违背客观事实的做法，听到这时，他实在忍无可忍，如发怒的猛虎，腾地一下跳起来，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对专案人员大声地说：“你们的目的达不到！”
彭德怀的老战友杨尚昆对他曾有过这样的评价：“他临阵对敌的雷霆之威，对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忱，政治上的松柏之节，生活上的冰雪之操和作风上的朴实无华，使他不愧为我们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的表率，中国人民的忠实儿子。”
就这样，彭德怀被轮番折磨了九个小时，审讯人员吃饭、休息，而他却不能吃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