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常梅打电话给我，问我有没有空，她要和胥德章来看我。一见面常梅就告诉我，吴为见了她，并带去了你给她的两封信，希望得到常梅的帮助。
常梅和胥德章二人间我怎么办。我说，依我看，第一，对胡吴间的事不置可否；第二，对吴为反应的情况，你们二人可推说不知道，等了解清楚再说；第三，劝吴为冷静，不要扩大化。
最后我与他们二人约定，此事不能外传。
又过一两天，我有点不舒服在家休息，白帆打电话给我，要到吴为单位告她。我马上到你家劝阻白帆不能这样做。第一，对老胡的影响不好，对吴为无所损失；第二，据我所知，老胡的责任更大，这样告，结果可能适得其反。白帆被我劝住。
你儿子杨白泉也要找吴为算账，同样被我劝阻。
有天白帆来到我家，说，最好将此事了结一下，问我能否和你谈谈。我说谈谈可以，怎么谈？谈多深？对病情影响如何？你们考虑一下，然后告诉我再定。第二天白帆打电话给我，认为不宜谈。
二、还要告诉你一件事。在吴为白帆闹得最凶的时候，我心里实在不安，如果不向组织汇报，出了事我在组织上要负责任的。可也不能向党组党委谈，只好同“那位”商议。他说他早就知道，但你脾气不好，难以接受意见，所以此事最好听其自然，适当防范。最后我们彼此约定不向外扩散。
一天，吴为不知从哪里听说“那位”当着许多人谈了这件事！
我赶快去问“那位”是否向什么人泄露，他坚决否认。我私下认为，或许同他老婆谈过，但他说“连老婆也没说”，不知吴为的消息何来？
三、说说我和吴为的关系。前年在部里召开的一个会议上认识，那时我正和某部打官司，桌上放了那封信，她要看看，我给了她一份，又不是什么秘密。第二天她告诉我她觉得我很冤，我深为感动，人生难得知己。后来也没通过我，就把我那封信在会上念了，我知道后自然很生气，也无可奈何。印象不坏也不好，谈不上什么，她到山区体验生活时我到车站送她，又写了一封表达感情的信，她只写了两句诗：此身巳作沾泥絮，不随东风舞轻狂。现在知道她是一心向你的。她从山区回来后来往不多，随后我到南方，仍给她写信，谈谈游历的感受而已，回来看到她给我的一封挂号信，把我大骂一顿，以后绝了往来。我有文人习气，去年九月又给她寄了一些诗，有时为了提高她的写作木。平借给她一些有关意识形态、一般动态方面的文件，我们之间的关系如此而已。这大半年来往更少，现在她要报复我，公布我给她的信。公布好了，还说我违反纪律，把文件给她看，此人真是心毒手辣！我请你有机会转告她，遇事不要过分、欺人太甚，我也不是好惹的，到那时我要自卫，人生六十怕什么，我既无名又无利，一晶老百姓。最近我正在请求离休，她如果这样欺负我，我一定奉陪。
四、说说我和你的关系。政治上有“一些”共同语言，不完全一样，你的为人我一直认为正派，五二年我在狱中还给华东局写信保你无事。自然也有不愉快的地方，其一，五九年后对我缺乏人情味，有点世态炎凉之感。其二，“文化大革命”我最困难的时刻找过你三四次，那时你已工作，或不在家或不见，这也是本分。你“那位”对手，逢年过节还要看我一下，当然，那是办外交，我也并不感激，不过你似乎有些过分。其三，后来与我谈及工作时，你转达“那位”意见，要我担任副主任，虽然你说要我到另一个单位去。我不是想做官，但这是对运动的结论朋友事先就向我打招呼：“不会让你做什么工作的，就是让你当办事员也干，让他出洋相、”此时你已是副书记，就你的地位身份，总可以和“那位”谈谈，何况我们朋友一场。但你顺从了，我非常不解！其四，在工作思路上有同有不同，我觉得你肯用脑子，但形而上学的地方不少，尤其最近几年脾气很怪，连对同级如德章等人都没有好颜色，大家同事，哪能这种态度？符合原则和党员标准吗？我是不足道的，以前我的脾气之大，更无道理，运动中自然只有被打被骂的义务，更谈不上发脾气了，这也教育了我。最近听说许多同志还是怕我，可能我的群众观点还差得很远。但人们背后对你有意见，尤其司局长以上，非常之大。“居颐气，养颐体”，是否如此，请于思之。五、我为人卑之不足道，但自信还不是一个玩手腕使诡计的个人，当然气量也很窄。五二年华东局怀疑我是“大老虎”，上头那位领导同志没有为我说句公：逗话，以后虽向我道歉，五三年他带领大批人到京，其中有我，但我拒绝了。后他多次带信邀我去他家，但直到他过世都末见面。还有“那位”，五九年在处理我的问题上很草率，与事实有很大出入，直到今天有人约我去看他，我也没去，也不想去，还是他来看我。
六、最后关于你们的事，自然你是深思熟虑过的，不容置喙。如果有机会，你也愿意，自然可以谈谈，如你不屑一见，我也会自爱的。此信拉拉杂杂．让吴、白看都无不可。
愿你早日恢复健康！
佟大雷
佟大雷首先在追求吴为的问题上，以及制造这一事件的责任上，开脱了自己。
也不能说他这样做是如何卑劣，当年吴为和她的情人被韩木林送上法庭时，这对清高的“士”，不也极力为自己开脱，将过错推向对方？
正像佟大雷所说：“所谓人性，谈了几十年。我这个经历战争、尝尽人间疾苦、看遍世上疮痍的人根本不相信。一九四三年河南大灾，水、旱、黄、汤，母子父女相食……什么人性？战场上讲什么人性？你不杀他，他就杀你。一九四二年我抓到一个日伪间谍，三十多岁，烫发，大夏大学毕业生，能言善语，风韵颇佳。因为战争，没有时间和她纠缠；黄昏时分，临撤出村子前把她砍了，我看她还一步一回头呢。有什么法子？生死搏斗嘛！”
且不说你死我活这种极端取舍，就是胡秉宸，对他的过河卒子吴为又怎样？且不说吴为在前方献身，胡秉宸在后方与杜亚莉调情，就在胡秉宸仓皇出逃之前，对一脑袋糨糊的吴为，他又做过什么交代和安排？好不容易“托孤”胥德章，出卖起来更是近水楼台！
佟大雷这封信的要点是机关暗藏、讨价还价。不过对“耳朵”极硬、有仇必报的胡秉宸，佟大雷的心机怕是不顶用的。
3
紧接着在第二个回合中，吴为又尽显无赖本色。
平时很谈得来的支部书记突然找她谈话，“吴为同志，请到我的办公室来一下。”
后面那个“同志”，既郑重其事，也有些调侃。平时支部书记从不这样称呼她，总是直呼其名。
一进书记办公室，一台小录音机赫然在目。支部书记指了指录音机说：“今天要和你进行一次谈话。这是上面交代的任务，这样做是为了向上有个交代，你明白吗？”“明白。”
“转来一批检举材料，说你是插足胡副部长家庭生活、道德败坏的第三者。你要仔细听好。”支部书记的话，既像警告又像提示。他按了录音机上的按键，开始发问。
“根据一位领导给咱们单位党委书记的来信，你和胡秉宸副部长有不正当的关系……”
他说的是给咱们“党委书记”，而不是“党委”；他说的是“某部长”，而不是“某单位”。
接着又把那封措辞激烈的信推到吴为面前，吴为不得不与每一个横眉立目的字短兵相接。
内容不外乎是她走到哪儿都得背到哪儿的前科，以及要求所在单位大力协助，新账老账一起算等等。横头有党委书记、号称“延安一枝花”十分女性的批示：“这不是一般的男女关系，是新生资产阶级对革命干部以及他们家庭的反攻倒算，也即对革命的反攻倒算，望其所在支部速将情况调查清楚，以便党委作出处理……”
“你觉得怎么样？”“不怎么样。”
回答这个提问之后，吴为问自己：十多年前，那个因偷人养私生子而深受良心、道德谴责，恨不得想对全人类忏悔坦白的小女孩哪儿去了？
不知此时吴为离“百炼成痞”还有多大距离，但至少已经初具规模。如果正常状态下她的恶劣指数为一的话，一旦面临“正经”，恶劣指数马上上蹿到十。眼下面临的正是恶劣指数上蹿为十的局面。按照那个红极一时，龙生龙风生风、老鼠儿子会打洞的理论，吴为的恶劣指数也不尽然是后天锻炼出来的，她能不继承顾秋水那兵痞的劣根性吗？
某领导和“延安一枝花”的严打，反倒让吴为想起他们不那么光明的过去，想起这些道貌岸然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抖搂得底朝天的并不久远的往事，——虽然上纲上得邪乎，某些史料却不一定都不真实。好比这位领导，革命前是资本家，“延安一枝花”更是有着与她同样的败行劣迹。怎么？他们享受够了剥削生活，当足了第三者，反倒有脸教训起她来？
过河卒子吴为不但战斗力明显减弱，又变做一只靠惯性运作的滑轮，而要不要当第三者，则越来越不能肯定。要是他们这样死气白赖非让她当不可，她也许就当仁不让地当一把。否则就会像《红楼梦》里的晴雯，白落个虚名、臭名，岂不冤哉？“你不打算说点儿什么吗？”“不。要是一位部长和一个小人物所在单位的党委书记已经这样说了，这个小人物就什么都不必说了。”“不打算解释点儿什么或是承认些什么？”“不。”也许，如果，在另一种气氛下，吴为不但会反省自己，也许还会刹车。“你认为这些揭发材料属实吗？”“不属实。”吴为恶意地扯着嘴角的肌肉。“你认识胡副部长吗？”“认识。”“你们之间有来往吗？”“有。”“你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同志关系。”‘今后能否不再和他来往？”“不可能。”“为什么？”“等于承认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正当。”“你的意思是说，你们之间的关系很正当？”“是的。”“可是这些揭发材料另有一说。”“那是他们的说法，有人证或是物证吗？”“根据反映。”“如果我向有关方面反映胥德章和常梅杀人，他们就真杀人了？”“好。”支部书记说，然后关上录音机向她举了举，又拍了拍那盒磁带，好像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做完这一切他突然问道：“你去医院看望过胡副部长吗？”“有什么问题吗？”支部书记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突然说：“也许这一仗他们打不赢，但很可能会从其他地方下手，据我所知，某领导人已经插手。”然后扬长而去。
对他们这次谈话，“延安一枝花”很不满意，支部书记受到了教育：“你的党性原则哪里去了？阶级感情哪里去了？同志，你要警惕呢，我们老同志受到了伤害，你不但无动于衷，在处理这个问题上还敷衍了事……好吧，什么时候开个支部大会，讨论讨论开除吴为党籍的事？”
“我也想赶快开个支部会，赶快处理完了省得有人老打电话给我下命令。”
“这是什么态度？这是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即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