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还担心，哪一句话或是哪一点事让芙蓉不高兴，胡秉宸立刻就会大闹一场。
就连芙蓉的朋友，她也一一奉承。
芙蓉有几个美国朋友，看到过吴为在美国翻译出版的几本书，很想与她一见。
胡秉宸让吴为到京城上等点心店去选购了茶点。回来的路上，她问胡秉宸可不可以在一位朋友家门口停车几分钟，因为第二天早上有家出版社要来取一篇文章，她手里已经没有，朋友家里倒是存着一份。
胡秉宸说：“不行，耽误了芙蓉的茶会怎么办？”她看了看表说：“现在才两点多，茶会是下午四点，我在里面绝不停留，拿了文章就出来。”
“不行。”胡秉宸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她的请求。她只好回家等着接待芙蓉的朋友。
然后是招呼他们父女二人的晚餐。他们一面聊天，一面就着烤鸡喝酒。一旦就着烤鸡喝起酒来，吃喝的过程就变得非常缓慢。
眼看已经九点，她还得到朋友那里去取那篇本可下午顺便取来的文章。她是又急又不敢催促，算计着等他们喝完酒再刷碗，时间就更晚了。
所以每见他们父女在餐桌上丢下一块鸡骨头，就禁不住分秒必争地收拾一块。
胡秉宸起先还耐着性子，可是当芙蓉对着胡秉宸而不是对吴为沉沉地看了一眼之后，他就立刻说道：“你这样搞法，还让不让我们吃顿安生饭？”“我……我还等着刷碗，然后到朋友家去取文章呢。”
胡秉宸挥挥手说：“算了，算了，你走吧，碗我们刷。”
她看了看芙蓉，不知这样一走，会不会得罪她。不过芙蓉一直置若罔闻地低头吃鸡，吴为赶快骑着车子走了。
那时的北京夜晚，既没有卡拉OK也没有酒吧，即便有几盏霓虹灯，也像饥荒的六十年代点缀在烧饼上的那几粒芝麻。
她却恨不得把自行车一扔，躺倒在大街上，对着只有几粒“芝麻”的大街，放开喉咙大喊大叫：大街啊，大街咽，我谢谢你，谢谢你给我的这份人情啦！
可是她投有，她还没到发疯的地步，她只能在那几粒“芝麻”的包裹中，放心又松心地尽情哭泣。
可是这样的大闹，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也尝试过和胡秉宸沟通，可是已经有了“想法”的胡秉宸，拒绝沟通。
一个把写作视为生命而不是游戏的人，最怕心里不得安宁。一想到她不得不因此失去写作所必须的身心投入，就恐惧得无法自持。她就这么憋着、忍着，憋着、忍着，忍到极限，就开始歇斯底里，而且发作得越来越频繁，很快发展到了不能控制的地步。
如果单独面对胡秉宸还好说，一旦同时面对他们父女二人，她更是恐惧得无所措手足。
至她“逃离”前夕，一想到要与他们父女同时相对，就浑身颤抖，禁不住呕吐。
如果没有叶莲子那一处排遣的渠道，她大概早就疯了。她对叶莲子的依赖，那时已近病态。
行前，她还是不死心地和胡秉宸作了一次长谈，让胡秉宸不无伤感地回忆起他们恋爱的时光。
可是芙蓉那无声的逼视，如千钧之力压在他心上，还有他对白帆的许诺……胡秉宸只好回答说：“晚了，晚了，没有时间弥补了，这真是千古之恨。”
他火急火燎地建议到卧佛寺去一趟。在他们的恋爱处于非常危险的“地下”时期，人迹稀少的卧佛寺，是他们可能温存一会儿的去处。他说：“明天就去，放过一天就失去一天的时间。”
她不懂“晚了，没有时间弥补了”或“放过一天就失去一天的时间”是什么意思，以为不过又是他常常念叨的“年龄不饶人”。
在那些比从前长大许多的松树下，他说：“记得我在这里吻你，因为低头低得太猛，被树枝剐破了额头，回到家里白帆说那是因为我对你图谋不轨，被你抓破的……我们那时见一次面真不容易，而在那些见不到你的日子里，我什么也干不下去，不论开会、办公，都在想像中用各种方法亲吻你。”
那时，他生命的一部分好像就存在吴为那里，他的生活好像变成一个又一个点，那些点就是和她的会见，而点和点之间的日子，不过是一些虚线。有多少次他对她说：“世界那么浩瀚，可对我只是一个小点，那个点就是爱你的感觉，你就是我整个的世界。”
胡秉宸实在没想到在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又遇见了吴为，才开始尝到一个女人给予一个男人的苦、辣、酸、甜……
从少年时代就期待着一场轰轰烈烈的爱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如果没有吴为，没有这场恋爱，他的一生就缺了一大块。
记得一个秋天的深夜，下着不大不小的雨，雨滴在阶前的弹跃声声入耳，单调而又丰满，周遭反倒更显静寂。吴为轻轻地说着，她的声音融人了雨声。说她的幼年，她的欢乐和带有稚气的悲哀，胡秉宸静静地听着，时而问上一句，像在挖掘一个与他生命攸关的宝藏，顽强地想要挖掘出每个细节。他们就那样说着，说着，好像日子快要完了、非得赶快把一切说完，直说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还挣扎地说着，听着。好像他就在她当初的生活中，一起欢欣、着急、叹气和伤心。也许他们真是那样生活过来的，也许记忆把一切都弄错了……他们是在编织，把各自过去的生活编织在一起，那些单调的、不同的色彩经过编织，掩盖了灰暗的部分，互相映衬得更加丰富，更加明亮。最后吴为又说起未来，胡秉宸在黑暗中微笑着，更加爱怜地把她抱紧，说：“对不起，未来的日子不多了，请原谅这个蒲宁式的结尾。”
她说：“你是不是不喜欢蒲宁？”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喜欢蒲宁。我觉得他充满毫无前途的流亡情绪，哈代才是真正的大师，我在一九五八年才注意到哈代，当时的评语是惊心动魄，当然是在肚子里评的。真可怕，一个作家使你惊心动魄。还有德莱赛，什么阶层的人他都了解。”
“不过我喜欢蒲宁的那种流亡情绪，真美，凋逝的美。”她叹了一口气，那叹息却落进了雨里。
“还有你说的那个《暴风雨》，我还是不喜欢。因为我不喜欢爱伦堡，他哪一国人也不是。我倒喜欢《两姐妹》，虽然电影不行，把苏维埃政权美化了。”
“为什么？你是不是觉得爱伦堡对法国的感情太深？再好好看看嘛，尤其他对巴黎的叙述和对巴黎的爱恋。你虽到过巴黎，可惜没有机会在拉丁区的小巷子里游荡游荡。哦，电影《两姐妹》里的那些演员可真漂亮……漂亮也是一种文化，取决于人的内涵，好比你。哎，哎，别胳肢我，其实你心里挺受用是不是？说到苏维埃政权，不管怎么专政集权，到底保护了俄罗斯的文化，不像我们的‘文革’，彻底消灭，有人好像特别仇恨知识分子和文化，瞎，不知要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才能重建。”
“据说老毛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的时候，每月只有七块半的薪水。有一次他给几位大学教授写信，谈他对国家大事、国家前途的看法，教授们没有回复……”
“这么说还是有点儿渊源，不过可信吗？”
“姑妄听之吧。”
结果怎么样？谁也别想把吴为从叶莲子那里夺走。她只属于那个叶莲子。
既然如此，她就不该嫁人！
和吴为结婚以后，胡秉宸从没有过“家”的感觉，特别在他被老战友、老下级们画地为牢地孤立之后，常常做各式各样回不了家的梦。
就在前几天，他还梦见天色将晚，乘一列火车到一个叫做“十六铺”的地方去，因为吴为在那里。虽然有人同行，但那人在前一站下了车，火车在一个很高的路基上继续行驶，所以能看清沿途一个小而老的县城的全貌。车上有个人间：“市区为什么不设在这里？”他回答说：“因为这里平地太少，只这样一点儿大，所以新市区设在前面有空地的地方。”
不一会儿到站了，他下了车。车站很小，没什么人。好容易看见一个人蹲在地上，他问那人：“到‘十六铺’怎么走？”那人回答说：“顺着这条路往前走，还有几里。”
这时天已漆黑，他向前走去，什么路也看不见，一回头，车站也不见了。“十六铺”在哪儿呢？他能走到吴为那里去吗？就在茫然不知所措的心情下，他醒了。胡秉宸一生都很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不论他的决心是对还是错，但在梦中第一次茫然不知所措，不知道能否到达将要去的地方，也不知道能否找到吴为。
还有一次梦见回家，他们的家在一个正方形的六层楼上，中间有个方形的天井，天井周围是走廊，每层都住了几户人家。但是他找不到他们的房间了，正在五层徘徊，有个人问他：“你是哪里的？”随着那人的高声提问，各个楼层都有许多人出来观看。
他回答说：“我住在六层。”
那些人不信，他又说不出到底住在六层哪一个门，非常为难，那时他真希望吴为能从房间里出来，在六层沿天井的走廊上招呼他一声。但没有，六层楼的各个门都寂然无声，他只好继续停留在窘迫中。
再不就梦见各式各样的家，或在海边，或是老式的楼房，可是推门一看，总是空空如也，里面什么都没有。
或是半夜翻转身来，搂着吴为叫白帆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他为什么老做这样的梦？后来终于明白，他需要有个家，但是他没有。“鸟倦飞而知还”，但只有空巢没有家。和吴为结婚以后，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建立起一个家。
他总是游移在或是吴为或是白帆为女主人的两个家中间，哪个家都是他的家，哪个家又都不是他全部的家。看着吴为兴致勃勃的样子，胡秉宸想，一晃十几年过去，虽是人物俱在，他们到底不是当初的那个人了。
2
胡秉宸在学校的时候就觉得胥德章不顺眼。胥德章常常穿一件黑大氅，登一双黑色短筒靴，让胡秉宸觉得十分张扬。还有胥德章那到处可见、不断举起的胳膊，大张的、总是在喊着什么口号的嘴，更让他想起胥德章的那位父亲，先是国民党一个什么部长，后来又当了汪精卫一个什么部长的投机分子。
他认为胥德章政治上左右极端的行为与他父亲一脉相承，而不认为那是一个狂热并热衷于追赶潮流的青年，在一个动荡、各种主义百出的时期，对众多羊头幌子下那一块块看上去没有什么明显区别的肉，缺乏分辨和打假的能力。
到延安后，胡秉宸似乎更找到了坚实的依据，越想越觉得胥德章的言行与参加过复兴社有关。
样样都要独占鳌头的胡秉宸，对过于风头（招摇？）的胥德章，不知道是不是另有一种戒备？抗日战争胜利后，胥德章的父亲穷困潦倒，蒋介石从陪都回到南京后把他抓了起来，直到一九四九年也没释放，最终可能老死监狱。胥德章接受了当年初到延安的经验，再也不提他还有个父亲因汉奸罪关押在监的旧事。
这是后话。
胡秉宸对胥德章的这个“不顺眼”，从他们青春年少，一直延续到他们的耄耋之年。而他和胥德章，或是说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