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压在这里的？当然不会是如夫人。难道是父亲？
他百感交集地捡起那方砚，不由得迎光摇去，曾经流光溢彩的“绿豆眼”瞎了，回身为前世一方顽石。不过那的确是“绿豆眼”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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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家没有…个人知道，胡秉寰在离去的前夜，对着那方“绿豆眼”，对着那一个“茫”字想过什么。
是不是这一个“茫”字决定了他的去向？还是“绿豆眼”在胡秉寰离去后走了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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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老年，胡秉宸迷恋起家谱，为这一方砚的来历费了很多心思，却终究不得其解。由这方砚，他想到，应该，也值得把吴为列入胡家那不凡的家谱。但吴为说：“你最好还是把白帆列入胡家的家谱吧，毕竟你的子息都是她生养的，我不能再抢夺她这份荣誉。”
此话言之有理。但他又实在舍不下吴为这样一个“人物”，说：“那就把你们两个都写进去。”
“你觉得这样做合适吗？”
胡秉宸说：“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可我觉得很不合适。”
和吴为的离婚，终于使他为这个难以裁决的进球，吹出了决定性的一哨。
许多让胡秉宸悬而不决的问题，在和吴为离婚后终于得到了妥善的解决。胡家的昌盛早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昌盛，难道再不会出个青史留名、重振家声而不一定是重振家业的人？
可是谁也没想到他参加了革命。
时局败落，生命更如风中草芥。何止胡家，家家都在随风飘零。
向父亲告别时，父亲沉默起来，大自鸣钟滴答、滴答的声音，颤颤悠悠消隐在客厅深处。在他们相对无言的沉寂中，自鸣钟消隐而去的行走，似乎提醒着一切将不可避免地流逝。他们抬起眼睛，相对而视，不约而同却又不很贴近地想到了“前景”这个词。
父亲似是而非地叹息了一声，只说道：“这样也好。”似乎肯定了他的选择，并掩遮着些许的愧怍。外部世界风雨飘摇，各路英雄风云际会。家族分裂也现端倪，前景如何，实难卜料。
二房一支，民国初年就开了矿山。奶奶买了很多新矿山的股票，可是二房的人又说要赔，把奶奶手里的股票全买走了，刚买走，股票就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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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胡秉宸还会在革命的道路上，与二房一名“败类”狭路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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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秉宸参加革命不如说是偶然。其实很多看似非常重大的事情，大部分出于偶然。
彼时学校里已常见传单，各路政治小组也很多，他却没有参加一个。就连孙中山先生的那个党，他也不太信服，总觉得辛亥革命时孙先生并不在中国，所以也不能算完全是他领导的，和后来的长征一样，相当偶然。
偶尔参加一下要求抗日的游行，在国民党市政府门口坐一夜，迷迷糊糊打会儿瞌睡，也没见市政府说出个所以，不过国民党从来没敢开枪。
闹了一阵，各大学就派代表去南京请愿。胡秉宸没有去。正像胥德章说的，他在学校根本不是活跃分子，可能因为对那些忽然站起来喊个什么口号的行为，抱有非常不敬的想法。
南京请愿没有结果，一九三六年又出来个西安事变。
时局紧迫，何去何从，摆在了每个大学的面前。校方广泛召开座谈会，征求各方意见。
品学兼优、全校闻名的胡秉宸，自然在列。就像抗战胜利后，林伯渠老在毛、蒋二人谈判裁军问题前，就此在周公馆召集会议，统一认识，征求意见也召集胡秉宸一样。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胡秉宸总是那风口浪尖上的人物，他似乎就是为风口浪尖而生的。
在校方召开的会议上，他同样慷慨陈词，认为应该迁校内地。
可是在校方召开的另一次会议上，他未在邀请之列，不知出于什么心态，在会议室外窃听。
这一次窃听，既展现了他日后领导地下工作的卓越潜质，也显示出他不甚平实的倾向。
于是，他抢先在布告栏里张贴了一个声明，说是校方不准备迁往内地，对此他表示坚决反，对，并像欧洲那些大学的学生一样，在声明上写上了自己的学号。
到底是隔墙之耳，胡秉宸难免听错，事实是校方决定迁校。校方对此未置一词，胡秉宸倒给自己制造了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回避错对问题一走了之；或承认自己听错，跟着学校迁往内地，继续完成余下的学业。
其时，他还有半年即可毕业。
考虑再三，他决定当兵。倒不一定是面子问题，当时东北、华北、华东已经沦陷，很快也要打进国都南京，中国如果再不奋起抗战，很快就要亡国。他的工业救国梦也不可能实现，不打走日本人什么也说不上。
所有正直青年都不再观望，却没有当兵救国的概念，一说打仗，就好像是农民抓壮丁，根本不是他们的事。特别在大学这种比较保守的学校，学生们大多出身于富裕家庭，和国外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参加抗日的出路不外两条，或参加蒋介石的军队，或参加共产党的军队。胡秉宸选择了共产党。
当胡秉宸在学校里宣布投笔从戎的消息时，就像他那张揭露校方不想迁往内地的布告，再次震动了全校。
因为没有一个学生不珍惜大学的学位。他们在这个大学得到的学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一律承认，毕业后再到麻省理工学院读八个月，就能拿到博士学位。毕业后的经济效益也很诱人，其他大学毕业生每月工资只有四十元，大学的毕业生每月可以拿六十元，并且没有失业一说。
父亲是个喜怒不形诸颜色的人，既然他不告诉父亲到哪里去，父亲也就没问，不过猜想他是要到延安去。沦陷时期，父亲通过银行的老人转过一封信给他，告诉他日本人抓共产党抓得很厉害，让他千万别回来。据他所知，日本人还多次让他那个留学日本的公子哥儿父亲出面参政，父亲却坚决不肯出山。
一别经年，后来他都不知道父亲于哪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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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想起大学三年级那个寒假的晚上，难得与父亲同时坐在起居室里。也许是起居室的暖意，让那个冬日的夜晚显得很有家居的温馨，父亲突然让他到书房拿来纸笔。一向和儿子们很少交谈的父亲，这个举动让胡秉宸有点受宠若惊。不过他也像父亲一样，不大形之于色。
父亲跷着裤线笔直的二郎腿，脚上着了双优质英国皮鞋，身上自然也是一袭来自英国的吸烟袍。几乎是沉着脸，在手边那张线条简约的明代小茶几上，按照自己独创的一套方式，推算起胡秉宸的生辰八字。
那时父亲只从英国购进服饰，三十年代中国上层人物的服饰，还是英国人的一统天下；意大利服饰还要等上五十年，才能在世界上称雄称霸。
对于时尚，胡秉宸有一种自学成才的天赋，这有一点像女人。比如父亲从没带胡秉宸去过网球俱乐部，他的网球技艺却是打遍全校无敌手。当然也不能说胡秉宸在衣着方面的品位、苛求与父亲毫无关联，包括他爱女人也被无数女人所爱的这一点。
哪怕在用水极其困难、无法洗濯的情况下，哪怕与一个兴趣不大、完全谈不上恋爱，只是调调情的女人相会，胡秉宸至少也要保持一个雪白的袖口、领口，以及认真刮过的面颊。
可想而知胡秉宸对“情调”的敏感，参加革命后，他更是失去了这方面的实践机会，想起来就让他觉得白白糟蹋了自小就耳濡目染种下的慧根。后来胡秉宸正是从吴为竖起的衬衣领子上，引发出对自己那遥远的、卓尔不群的魅力的怀念。
他暗暗瞟着吴为竖起在细长脖颈后面的衬衣领子，似乎无意地说：“我最好中年华已经逝去……在最忙碌的年月，只能很随便地穿着军衣。但即便是一件军衣，穿着都很潇洒……三十多岁，每天自己开个吉普车，进进出出。”他忽然停下，含意不明地笑笑，“……却和白帆几乎没有关系，我一辈子都没和她挽过手，一辈子都没有认真过……”说到这里，他又停下笑了一笑，眼神很邈远的，“……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喜欢我……至少没有人敢喜欢我，我看上去有些可怕。刚解放的时候，我在肃反办公室当着一个处长……哦，想起来了，有个演电影的，同男人搞关系被人抓住了，送到我这里来，由我处理。过几天她忽然浓妆艳抹地到我的另一个办公室来，同我说上海话：‘阿拉还是满喜欢依格。’真滑稽……”却略过了他当时是怎样垂着眼睑，默认了那个他认为很漂亮又很淫荡的女演员的表白，然后换了话题，“……我喜欢你那件软缎衬衣、那条裙子，还有最重要的，那种知道自己是漂亮的神气。”
直到和胡秉宸离婚后，吴为还保存着一张胡秉宸大学时代的照片。那是一张全系学生的合影，几十人中，惟有胡秉宸一人将大衣领子竖了起来，礼帽低低地斜压在眉骨之上，使眉眼鼻子若隐若现于帽子阴影下，只突出坚毅的下巴和性感的嘴。那张嘴，与多年后美国当红影星保罗·纽曼（PulNewman）的嘴，无论形状还是内容，都无比类同。而其他同学虽也西其服革其履，不过怎么看都还是戴瓜皮帽的小地主。惟恐不展地把大衣领子抚了又抚，帽子端了又端，前帽檐后翘，露出呆呆的脑门儿，惟恐他日、他人认不出照片上的自己。
试想，一顶西式礼帽这样戴，还能戴出什么兴致来了一九四九年以后，随着胡秉宸的擢升，方方面面条件具备之后，公余之暇竟也带着猎枪到郊外去打打猎，虽然从未猎到过什么。待他有了宽敞的住房之后，也开辟了英国家庭必有的一间书房，并且在院子里种了花，虽然那些花从来开不好，或是越开越残。
总而言之，一旦有了条件，胡秉宸就会“从头收拾旧山河”。而他周围那些并不了解英国的延安们，以为（包括白帆）这不过是一种习惯，一个私人爱好。
虽然胡秉宸多次对吴为表白“我不太喜欢英国人，因为他们傲慢，一副帝国主义派头，不论《简爱》或是《蝴蝶梦》中的男主角，我都厌恶。都是游手好闲，一辈子不工作，靠财富过着奢侈的生活，好像没钱的姑娘非爱他不可的一副贵族阶级派头，而那些女人又都是可怜巴巴的样子”，却又忍不住提醒吴为：记住，我是一个忠心的顽固派一英国式的顽固分子。
其实，胡秉宸打心眼儿里赞赏英国人的是：实事求是；勇敢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承认现实，虽然不像法国人那样富有浪漫气质，但从不会吊儿郎当。
当然这里说的不是一个具体的英国人，而是一般概念上的英国人，是马，而不是白马。
胡秉宸对英国的酷爱，也可能和他从高小到初中整整六年都在英国教会学校读书有关。六年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总有一些影响，不管好的还是不好的。
胡秉宸从他的英国教师那里究竟受到了哪些影响？
至少是英文，所以他的中文写得很坏。也许还有踢足球和认真的态度，以及那时常说的epolta…manehip（运动员风格），虽然现在的英国运动员也一样地粗野和踢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