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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延安的胡秉宸，对女人的概念已经相当具象，这和他到延安后就遭遇的一次恋爱有关…因为拿的是周恩来的介绍信，所以一到延安，他就住进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招待所，在那里等待分配工作。这封介绍信不只让胡秉宸住进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招待所，初次品尝到革命等级的滋味，使他起始就站在一条比较超前的起跑线上，也为他美好的革命前程做了铺垫。
招待所院子很小，一圈马厩似的平房，这种房子胡秉宸在家时是不屑一顾的。可是延安的等级，是革命的等级，很少人不迷恋革命的等级，正常状态下，那不也是衡量对革命贡献大小的尺度？
在那个小院里，他一头碰上一个平生从未见过，比小姑姑和老家的婶子更美的美人，一个从四川来投奔革命的女人。
他们一见钟情，马上就谈起了恋爱，但那场恋爱，与胡秉宸阅读《呼啸山庄》肘所向往的却又不是一回事。加之胡秉宸刚到延安，还没有学会工农干部与女人相处那套单刀直人的路数……四川美人识字不多，除了一起唱唱歌，没有什么可以多说，不过美貌弥补了识字不多的遗憾，照样让他热血沸腾，晚上睡不着觉。辗转反侧之中，他有一种焦躁得像是被烘烤着的感觉，思绪就翻飞得非常具体，不像和小姑姑的交流那样不着边际。在此之前，胡秉宸还真没有机会在女人身上多费心思。理工科大学，女性同学本来就少，即便有个把女性也谈不到风情，漂亮的女人本不该去学习那种枯燥的事情。多年后胡秉宸对吴为卖弄地说：“当时有个女同学很爱我，可我那时候对女人没有一点儿兴趣，后来她去了英国，成了一个很好的电气专家，前些年回国我还见到了她。”
那时吴为已经走出胡秉宸的迷谷，回他说：“那是因为她不漂亮。如果漂亮，你早就得手了。”
胡秉宸很不满意吴为的回答，他想：一个男人，一旦在一个女人面前脱去了衣裳，也就等于脱去了面具。然而他们不能结婚。当时延安规定女人不限，男人结婚必得符合“二五八团”的规格，缺一不可。
胡秉宸是一门也不门。不过早在读《空想社会主义》那本书的时候，他就批判、否定了绝对平均主义，认定等级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存在，平均主义只能造就平庸和懒汉。
几天之后，四川美人就分配到抗大，等待分配工作能等多久？革命需要干部。她到抗大后，很快就和抗大一个大队长，符合“二五八团”的长征干部结了婚。胡秉宸和她的那场恋爱也就非常短暂，如同快餐。大队长常常向人夸耀：：我的老婆全党第一。”
在鉴别女人美丽不美丽这个方面，阶级出身没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或观念上的差异。世家出身的他，和工农出身的长征干部，可以说是“英雄所见略同”。
解放战争期间，胡秉宸还不死心地打听过她的下落，听说离了婚。那时她不但学会了识字也学会了写字，离婚前还给丈夫写了一封信，那封信也写得相当有水平，她说：“你是个好首长，但不是个好丈夫。”
可要是让胡秉宸回头再把她找回来，却未必还能找回旧时的情怀。
在说完这些情况后，那带来消息的人又风马牛不相及地说道：“有一次打完仗，我找了个妓女一夜干了她四次。”似乎是一种注解。
顾秋水就没有胡秉宸这样的思想境界，他在延安的恋爱被上级领导活活拆散后，怪话连篇：“没想到在这儿连男人的鸡巴也分等级。不管到了哪儿，男人在鸡巴上的待遇，应该是一律平等的。”这个从小当兵的人，深谙军队就是等级运作下的机器，如果上级军官毫无缘由地抽他一个嘴巴子，他绝不会有第二句话，但男人睡女人的权利却不该分等级。
顾秋水对共产党的不满，可能也始自他的鸡巴遭受了不平等的待遇。
这种理由实在不能登大雅之堂，但怎能要求一个在军阀队伍里混了多年的兵痞，像胡秉宸那样考虑空想社会主义和绝对平均主义，并指望他怀有美好的情操？
延安使胡秉宸成长。不论在家的时候已然把一个少爷当得如何头头是道，还是像父亲那样已然是个有形有款的公子哥儿或是上了大学，都算不得成长。
从此，他对两性关系不再坚持《呼啸山庄》那种形而上的观点，甚至劝说那些不安于夫妻生活的男人：为什么一定要看女人的上面？蒙上脸，哪个女人的下面都一样。
胡秉宸领导的那部分工作，除了白帆和常梅，再没有别的女人，在很长的时间里，他成为这两个女人角逐的对象。
白帆却对芙蓉一口咬定，当初胡秉宸死死地追求过她。
比之常梅，烫头发、涂口红的白帆，不但不丑，还可以说是漂亮，并且还是共产党员。她的缺陷，只是粗糙而已。一个地下工作的负责人，怎么能和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女人长年累月地睡在一起？女人本来就不大可靠，常常不按规矩出牌，随时可能出现难以预料的举措。
后来他们这个系统出了大事。果不其然，就是因为一个女人！
共产党员白帆最终战胜了常梅，成为解决胡秉宸民生大计惟一适当的人选。常梅被淘汰出局，日后嫁给了胥德章。由于胡秉宸的这一选择，常梅几十年如一日地和白帆结为亲密战友，一生都在关注等待着，收拾白帆和胡秉宸而后的日子。
无论如何，对于胡秉宸，白帆有点像他吃着的那碗有点饥不择食又难以胜任的臊子面。
可是白帆在床上的表现却很够劲，与性欲炽烈的他，可以说旗鼓相当。只是她在高潮来到时，那像指挥员鼓动战士冲锋陷阵、不断“顶住，顶住厂的喊叫，让他觉得和她做爱像是冲锋打仗，而且是一场敌我力量悬殊的硬仗，使兴味正浓的他略感败兴。
男人在与女人做爱过程中，大多愿意扮演指挥者、控制局面的强者，而白帆“顶住，顶住！”的喊叫，使他有一种受女人指挥的感觉。胡秉宸又是一个喜欢冒险，有着浪漫气质的人，不但不会恐惧打仗，可能还盼望着有一天在战争中献身。可是做爱和打仗，应该是两回事。
难怪他和吴为进入状态的初期，会对吴为那样说：“我从不知道，一个女人的嘴唇是这样地柔软、芬芳，和你接吻就好像喝上品龙井‘狮峰’，回味极佳。我和白帆几十年接的吻也不如和你一天多。有个海外的女作家说，如果你不知道要不要和那个女人结婚，就和她接个吻。和你接吻真是不得了，那真是一个温暖、黑暗、无底的深渊。我有两个野心，一个是娶你做老婆，一个是写三篇文章让人们争论二十年。结果是什么也写不出来，每天一睁开眼睛就是你，神魂颠倒，一天十几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当胡秉宸对吴为这样情话款款的时候，的确忘记了不久前他还对白帆那样的表白：“你也不想想，我能跟吴为那样烂的女人搞关系吗？连她写给我的信，我都如数交你存档了，你还不相信我？”
随着他和吴为的关系越陷越深，就在白帆开始反击吴为之前，胡秉宸又把这些信，从白帆那里偷了出来还给吴为，使白帆在她的“自卫反击战”中痛失一批重磅炸弹。
读者可能还记得，本书第二章第一节里的一句话：“除政权易手之外，一九四九年还将是很多事情的分界线。”
一九四九年以后，胡秉宸眼见周围不少人因忽视这条分界线，继续按照过去的习惯办事；影响了自己大有可为的前程。特别对待女人的习惯，这一条分界线的前后，更是非常不同。
一九四九年以后的胡秉宸已经相当成熟，懂得了“楷模”在各种台阶上的意义。他必须和白帆在大方向上保持一致，以便同心协力，致力于方方面面“楷模”的营造。
他们彼此不再旧事重提，而是和和气气地过起日子，比之刚进城就出了“陈世美”的那些家庭，他们可以说是模范夫妻，所以年年得到模范家庭的称号，那块光荣匾也高悬在客厅的门楣上。对于胡秉宸这种出身的人，那块高悬的匾，实在张扬。每当他独自坐在客厅里的时候，免不了会对着那块匾，胸有成竹地一笑。如果胡秉宸后来不陷人吴为的情劫并终究不能自拔，他们这个模范家庭还会继续下去，他也不会赶那个“陈世美”的晚集，在如过江之鲫的。“陈世美”之后，给社会一个重新讨伐“陈世美”的机会，好端端地败坏了一世的名声。
吴为真是害了他，也害了白帆，还有他们一家。
胡秉宸倒是不再“闹事”了，可能是生活的安定，倒让白帆生出事来。使她在任王局长秘书期间，与王局长“一晌贪欢”，让人想起“饱暖思淫逸”或“积习难改”那样的老话。
在男性的一统天下，“秘书”对女性可能是个相当危险的职业。不过分析起来，她和王局长的关系不能算是对权力的无奈，也和现在某些“小秘”的种种心计不能同日而语。因为那时胡秉宸也官至局长，她也不缺少经济保障。他们的私情，也像她和柳彤的私情一样，又栽在政治运动上。有；才有干的王局长，不幸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中被打成右派。他本不必在他的检查中交代与白帆的那点私情，可是他担心，要是他不交代白帆却交代出来；岂不罪加一等？何况那时他已无法与白帆串联，或订立攻守同盟。王局长在共产党内，也算有点资历的干部，和胡秉宸不相上下，就算他和白帆有订立攻守同盟，的可能，根据他的经验，也是无济于事的。从来没有一个攻守同盟敌得过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的逼、供、信，仅就这点来说，比国民党厉害多了，国民党怎能不失败？
事后白帆质问王局长：“谁也没有让你交代这种事，你为什么主动这样做？”
王局长回答说，“我要是不交代你却交代了呢？你又不是没有这样的先例，比如说对那位柳彤同志。”两人的话都很实际，比之他们曾经有过的那段私情，真是无情至极，可也不能说他们谁对谁不对。
白帆无以应对。如果不是一九四九年后柳彤在“肃反审干”运动中成为审查对象，有人到白帆这里进行外调，白帆也不会沉不住气，外调的人刚说了一句：“柳彤把什么都交代了……”她就竹筒倒豆子似的把柳彤不那么彻底的交代，完全彻底地交代出来。白帆其实是个非常坚硬的女人。但女人终究是女人，常常在关键时刻难以把握大局。换了胡秉宸，无论如何不干这样的蠢事。其实白帆自己也不十分肯定，她不屈不挠地掰着指头，对月经期以及往返于两个男人之间的日期进行细算，以确定孩子的所属权，但让胡秉宸一声“你还有没有廉耻！”的咆哮，吓得无法研讨下去。他不知道应该自豪还是应该尴尬。这可真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了，连这种事情也能这样不动声色地拿到桌面上来，进行这样唯物主义的讨论。
胡秉宸不止一次地说：“难怪你当初不让他姓我的姓，而是姓了个杨！杨柳，杨柳，杨后藏着‘柳’，再加上个‘白’，真是藏头诗式的好名字。”
比起白帆在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