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内，胥德章对这位老同学充满感激、感动和敬仰，甚至胡秉宸迟迟未能发展他人党，他也没有心生芥蒂。死亡、艰难险阻算得了什么？难的是每分每秒都得提着一口气的日子。这种日子一过就是十几年，什么时候才能松口气？谁也无法回答。
那时连胥德章的梦都是黑的。
楚霸王只不过遭遇一次“四面楚歌”就拔剑自刎，而他们则是长年累月的“四面楚歌”，长年累月地住在无墙的牢房里，且没有一毫屏障可以间隔，一不公心就会赔进他人或自己的生命，或党的事业！这个分量不好掂量啊。
那时候革命前景并不十分看好，也没有必然成功的保证，为革命作出的任何牺牲都不具有“投资”性质，绝对没有打下江山、“股份”升值的指望。
“党员”两个字是高度浓缩、高度凝结的崇高誓言。除了更多的负担、更危险的工作、更五条件的服从……什么也不意味。
胡秉宸不发展胥德章入党，只能说他胥德章付出的还不够，除了继续奋斗、努力争取，没有什么可说的。
直到一九四九年后，“党员”这个称号才渐渐“增容”，它不仅仅是高度浓缩、高度凝结的崇高誓言，更是信任的基石，由信任而任用，由任用而地位，而待遇，而级别……实非他们当初的想像。那么人不入党、党龄长短，也就凸现出特别的意义。胡秉宸为什么压了多年不批准胥德章入党？胥德章有什么突出的缺陷吗？
按照胡秉宸的说法，一九四二年后中央有个暂停发展党员的政策。
可是这粒不经意掉下、被他们暂时忽略不计的种子，却在当初无法想像的情况下发了芽。不过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冰冻几千年、毫无生命迹象的种子，在适当培育下都能发芽，何况这样一粒种子？
胡秉宸险些为胥德章丢了性命的往事，自然也就随风而去。
胥德章不但没有心生芥蒂，还一厢情愿地以胡秉宸为知己。哪怕当时常梅的兴趣在胡秉宸身上，胥德章也没有嫉恨于心。直到胡秉宸选定白帆，并在同居当天晚上，从他们房间传出那一声巨响之后，胥德章才作为胡秉宸的递补，被常梅接受。
胥德章甚至感谢那声巨响，为他炸开了常梅紧闭的门。
而那一声巨响，却把常梅的心不是炸开一条日后可以弥补的裂缝，而是炸为再也不能补缀的碎片，就像无法修复的粉碎性骨折。那天晚上，常梅一直在等着一个她也说不清楚的验证。她不死心地站在院子里，等待着，辨听着，可没想到等来的是这样一声巨响。常梅恨恨地想：白帆，你是不是太过分了？你怎么能把床都折腾塌了？你在向谁显摆你的得意、你被操的快活？
无人可以想像，胡秉宸和白帆将床板折腾塌了的后果；无人能够知晓，那声巨响对常梅的伤害。只能从几十年后，有关白帆的一次政治审查中猜到一些什么。
“审干”运动中，白帆当年的台湾之行无人证明。由于地下工作单线联系，派遣白帆前去台湾执行任务的领导人又在解放战争中牺牲，这个问题只好“说不清楚”。彼时担任会计工作的常梅，完全可以从领取差旅费这一线索帮助白帆说清楚。可是已经牺牲的领导人既然不能证明他曾派遣白帆去台湾执行任务，也就不能证明他让常梅支付过白帆的差旅费，是真正的死无对证。这个问题只好“挂”了起来。因为这个“说不清楚”，出生人死的革命老干部白帆，直到寓休前才得到一个区区行政十四级的“照顾”。比起这个副局级待遇。白帆更心疼的是她政治上的清白，可是死无对证的她只好继续“挂”着。
不能说常梅的牺牲不大，她为心里那个一藏几十年的爱情牺牲了她的良知。她为此哭泣过，痛苦过，犹豫过……特别像她这样一个不论与谁共事，都会赢得“你办事我放心”这种评价的人，她那一颗颗眼泪，是无法用正常的戥子来称量的。
她只能这样振作自己：“挂”起来算不得什么处分，与叛徒、奸细之类的敌我矛盾毫不沾边，顶多影响使用、提级。“挂”起来有点像在银行挂失，一旦存款折子失而复得，本息照付，所不同的是，白帆的存款折子永远找不到了。
白帆更不知道，如果几十年前的那个晚上她和胡秉宸不那么折腾，以至把床都折腾塌了，并在砸向地面时发出那声巨响，也不会落下一个“挂”的结果。
爱，是不能忘记的。国民党特工很快释放了李琳。
人们有理由猜想，国民党特工这样快就释放李琳，最大的可能是希望她再次混入革命队伍，继续为他们提供情报。
如果这样设计，未免太愚蠢了，他们也不想想，李琳还能再次混进革命队伍吗？但有一点毫无疑问，国民党特工无时不在监视着释放后的李琳。地下组织也在寻找机会，准备除掉这个叛徒。在严酷的革命时期，为保证革命工作的顺利进行以及同志们的生命安全，他们不得不以这样的形式书写一份革命教科书，以惩戒那些叛变的人，警戒那些可能叛变的人。在国民党特工部门和地下组织的双重监视下，出狱不久的李琳像从地球上蒸发了，不但国民党特工部门找不到她，连想要灭掉她的地下组织也找不到她了。她为什么蒸发？是不愿再与国民党遭遇，还是知道地下组织准备除掉她？或是她看透了什么，或是她觉得再也没脸见人？……
这个自由散漫、奇笨无比的李琳，又怎样在双重监视下消失得无影无踪；她生没生下那个孩子2如果她还活在世上，又怎样逃脱一九四九年以后篦虱子一样的户口制度和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2也许她没有活到那个时候就因病或因天灾而亡？
她毕竟为共产党工作过，接受过应该如何面对敌人酷刑的革命教育，她在余生会不会不断反思：如果没有肚子里的孩子，她会不会坚挺到底？如她这样一只白蝴蝶，未必敢下那个保证。
她当然不知道后来有人写了一本小说叫做《红岩》，电不知道里面有个原版原型叫做江竹筠的革命者江姐，那江姐一定如斯大林所说是由特殊材料制造的。像她这样一个仅仅有着正常生理极限的人，是不可能忍受那种酷刑的。她可能非常感谢肚子里的孩子，为她的叛变提供了一个比较人道的理由……
她何必参加革命？即便在家里当小姐，也比当叛徒对革命的损害少。
在几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叛徒李琳无处可寻，而那个相信“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不会出卖我的”牧师，却成为那一叛变事件的主角李琳的替身，惨死在革命小将红卫兵的手中。毕竟牧师过自从事的地下工作与电有苯，也算让他专业对口，革命小将们耐心地在他身上一圈圈缠满电线，看起来很像一个人形变电线圈。整个缠绕过程中，牧师一直不停地说：“真正的共产党是不会迫害无辜的！”不知道在接通电源那一霎，牧师是否意识到自己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
自从李琳被捕后，唐敏之也无踪无影。
或许他担心李琳出卖？
按照当时地下党单线联系的工作原则，他会不会是另一条线上的人物？就连国民党特工还有“中统”、“军统”之分，何况比国民党特工不知高明多少的共产党？
他到底是谁？
对于和李琳那段短暂的爱情，他怎么想？
也许当国民党特工冲上楼的时候，李琳和唐敏之从那脚步声就听出非同寻常，知道大难临头。他们也许打开窗子，窗下就是低矮的屋脊，认为那是一条逃生之路。当他们决定从那里出逃时，李琳却突然将唐敏之推出窗外，随即锁闭了窗户。自由主义者李琳突然决定留下自己作为路障，当她周旋于国民党特工的时候，唐敏之就可能有充分的时间脱身。
要不要责怪唐敏之为什么不回转身来与李琳有难同当？任何人在那种情况下都知道不能作无谓的牺牲，或许他也想着，只有他逃脱才有可能营救李琳。
也许他们后来互相找到？谁知道李琳将唐敏之推出窗外之时，是否与他约定有朝一日到什么地点会合？那么李琳的叛变不仅仅是为了肚子里的生命，还有对唐敏之的爱情，而后他们逃离了中国？在一九四九年以前，这一点不难做到。
至于释放李琳，究竟是国民党特工的一个阴谋，还是唐敏之通过什么手段所做的营救？
或许一切都是动荡年代才会发生的错节？
也许唐敏之跳出窗户逃走的假说根本不能成立……
也许……
随着他们的消失，所有的“也许”都成了永久的秘密。
11
自史峤离开重庆后，这是他和胡秉宸的第一次重逢。
如果军分区没有派史峤到这个团来检查工作，胡秉宸送来的那份情报还不知会撂到什么时候。
史峤说：“我们那里有电台，可以发送你带来的情报，然后再把你送到大军区。”
于是胡秉宸就跟着史峤到军分区去，不再受制于劳力者赵大锤，生活上也舒服多了，不但有了筷子也有了碗，还吃了两次鸡。
一同吃饭的还有一位随同史峤前来检查工作的政治委员，山西人，延安时期中央党校的总务科长，一路上不停地向胡秉宸吹嘘他在中央党校的岁月，学员们如何认真读革命的书……胡秉宸任他胡吹一气，懒得向他说明自己就是从延安出来的优秀分子。
那盆鸡就放在小桌中间，吃完饭警卫员收走碗筷，鸡骨头就无遮无拦地暴露在桌面上，整只鸡的骨头似乎都集中在前中央党校总务科长、现政治委员的面前。
胡秉宸不客气地说：“你看，鸡全被你一个人吃光了。”
面对鸡骨战场，前中央党校总务科长、现政治委员什么也不好说。
第二只鸡的情况有些不同，前中央党校总务科长、现政治委员改变了战术，饭后，桌面上一块鸡骨头也没有。待警卫员擦完小饭桌又将小饭桌搬走后才发现，原来鸡骨头都堆在了前中央党校总务科长、现政治委员的脚下。
胡秉宸又说：“看看，地道战也隐蔽不了。”
史峤就看了胡秉宸一眼，觉得胡秉宸比从前话多了。
在路上又转了一个星期，那份情报前前后后就耽误了二十多天，胡秉宸说：“什么情报都过时啦！”
史峤显然比重庆时期老练许多，只是苦笑一下，什么都没有说。
转来转去，胡秉宸再次跟着史峤转到了叶家集。他们到叶家集的澡堂子洗了澡，区委书记和区长牺牲在澡堂子里的事，就是史峤告诉他的；至于区长所讲的荤段子，则由前中央党校总务科长、现政委转述。
到达军分区的前一天，他们必须穿过一条大路，侦察员报告说，国民党至少有一个师开了过来，而史峤所带兵力顶多一个连。
幸亏他们还没通过大路，就在附近的山丘后埋伏下来。国民党那支队伍不知怎么走得那么慢，直到天黑才走完，他们这才赶快通过大路。
过了大路就是一个河谷，越过河谷才能到山里，虽然天很黑了，参谋还是说，“快走，不能在这里住下，敌人离得太近，也许后面还有。”
可是史峤说：“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