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没人答应，径自进了厨房，见到香酥鸡上去就掰了一只鸡腿，老魏拦也不是不拦也不是，央告他说：“我的大少爷，你妈还没吃呢。”转过脸来又对温妈说，“劳您驾上去瞧瞧，这是怎么回事，要是不在家吃饭也说一声，我们佣人也好行事。”温妈拿糖地说：“现在求着我了，昨儿晚上打完牌，让你给我们姐儿几个下碗馄饨你都不干！”说归说，她还是上楼去了。
温妈先是站在二太太卧室门外，说：“太太，我们回来了，小少爷嚷嚷饿了．您看要不要吩咐大师傅开饭？”
没回声。温妈提高嗓门儿又问了一遍。
屋里还是没人答应。温妈先是探开一窄条门缝，接着两只手并排推了个大开，一脚迈进二太太的卧室——
床上床下被褥乱作一团，大柜小柜门敞开，里面的衣服或掉在地上或耷拉在柜门上，皮鞋、绣花鞋东一只西一只，不成双不成对地散了一地。她就床前床后、岔声岔气地喊起来：“太太，太太……”
然后她冲到门外，对着楼下的佣人们喊：“可了不得啦，太太没了，太太没了……”虽然她心里已经明白二太太卷逃了，可她不敢那么说。楼下的人一听以为二太太过世了，忙忙跑到楼上，一看屋里的情形也就明白。刘妈就说：“赶快禀报老太爷吧。”
包家闹得翻江倒海也没找到二太太，又不便登报寻人，只好花钱雇了私家侦探，很快就知道二太太跟小叔子包天心一起走了。
直到包天心在报纸上登了一份与家里断绝一切关系的声明，这场风波才不了了之。
温妈一边说一边咬着水萝卜，吭哧、吭哧，好像给她那些话伴奏，“我早就看出来有事，你们瞧她这一年净做大红缎子旗袍，净买大红缎子绣花鞋。四十多岁的人了，干吗？”
又说：“有次我到上房送点心，就瞅见小叔子躺在嫂子怀里，打那儿以后二太太对我就特别好，打碎那个花瓶也没说我，只让我以后当心点儿。”
一会儿一个水萝卜就咬完了，然后就打带有萝卜味儿的嗝，“吃了萝卜喝热茶，气得大夫满街爬。”温妈说。她不缺热茶也不缺水萝卜，茶叶都是从上房偷来的，水萝卜是跟厨房大师傅要的。
二太太的热闹过去了，人就越来越散。包立回到了亲娘三太太那里，老魏也辞掉了，没了主人，大师傅还给谁做饭？
温妈能说会道，伺候包老太爷去了。其他人纷纷离散，就剩下刘妈和叶莲子看房子。叶莲子。心里明白，看房子用得着两个佣人吗？
叶莲子能在包家讨生活是二太太做的主，又在二太太手下干了两年多：‘好像就是二太太的人了。’就说她不是二太太的人，就说看在包天剑把她丈夫带走的分儿上，包老太爷或大太太、三太太也不能为了安排她就把干得好好的佣人辞了……
叶莲子更卖劲地打理着这栋没了主人的房子，心想也许她的忠心能感动包老太爷，留给她，也就是留给她们娘儿俩一口饭吃。
2
二太太脱离包家后，自以为靠着在社会上闯荡多年的经验和不算愚笨的头脑，还有手里那些说多不多说少不少的钱，总能找到独立生活的办法。
到上海之后先是顶下一处房子，当起了二房东。因为没经验，顶房子付的钱又没有要收据，出租时也不懂得写下疏而不漏的契约，遇上不三不四的房客，房租根本不能悉数收回。物价狠得下心飞涨，她却狠不下心涨房租，试着涨了几次房租都遭到房客的抵制，那些房客都是久经房业沙场的，她这个房业新手怎能纠缠得过？她所谓在社会上闯荡多年的经验，不过就是青楼里练就的那些本事，那种本事在尔虞我诈的商海里就显得捉襟见肘。二房东干不下去只好退房，因为没有收据，顶房子的钱也就白瞎了。
有个房客介绍她往返于上海、嘉兴间，跑香烟、布料生意，赚个地方差价，从包家的二太太到二房东，再从二房东到跑单帮，她是一落再落了。
现在谁也认不出这个满身风尘，手提肩扛几个包袱，见了稽查就躲的女人是包家的二太太了，躲不过就得被稽查全部没收。对一个曾经生活在德划、洋楼里的女人来说，这种生活是太辛苦了。
又听信他人的话，将最后一些钱在嘉兴买了一百八十亩地转租。
今天刚从乡下一无所获地回来。原因是那些佃农比她还穷苦，她又没有“黄世仁”的心黑手辣，只好“颗粒无收”。看来只好把地卖掉，她是连当地主的本领也没有的。
钱也就这样折腾光了。
除了卖身她又有什么别的本领？就是卖身，现在也是人老珠黄不值钱。
哪里是出路？此时此刻，她连出家的心都有了。
屋外的年节气氛更让她觉得孤身女人闯荡江湖的不易，但她并不哭泣，也不一个劲儿地吸烟，只是阴沉着脸子躺在床上想心事。
如今连向人倾诉一番也是不能的了。包天心在香港读书，即便他们有时通信，她也从未对他说过这些。何况有些事可以对人言，有些事不可以对人言。不能对人言并非因为关系远近而是无济于事，那些注定由你消受的事必得由你亲自消受。即便如此，日暮途穷的二太太每月照旧给包天心寄些钱，不多，也就是十块左右，足够支付他在香港的食宿，包天心因此一直以为二太太的日子还混得下去。
包天心在二太太心目中虽不是大丈夫却是个好人，为表示清高，离开家时连手上的白金戒指也摘了下来，还在报纸上登了一份脱离家庭关系的声明。初到上海时，她在银行租了个保险柜，存放她的首饰和现金，用的时候就请包天心去取，从来没有发生过意外，他要是拆白党，早把她的保险箱拿走了。
可他是少爷的命，比她还没有社会经验，更没有什么社会关系，他的社会关系都是包家的社会关系，一旦脱离与家里的关系，那些关系也都跟着脱离了。
人一不痛快就会想起很多事，而且是不幸的事。先是没赶上好父母，父亲是个非常窝囊的人，母亲看不上他的窝囊，三天两头和他打架。父亲在男人中也算少有，竟让母亲打跑了，从此音信全无，再也没有回过家。
之后母亲又找了一个男人，这是一个高瞻远瞩的男人，在他的策划下母亲逼她当了妓女，成了他们的一棵摇钱树。那一年，她才十六岁。有个在盐务局当差的男人要娶她，母亲却借这个机会狠狠敲了那好心的男人一把，也不管这样一来是否会使她从良的机会告吹。母亲振振有词地说：“不是我心狠，我还指望女儿过日子呢，她走了谁还能养活我？”
跟着丈夫到了南方，才知道家里还有一位大太太。大太太对她还不错，那是知书达礼的人家，知道应该怎样行事。谁想到丈夫得了痨病，死了。
大太太自己也失去了生活的依靠，还怎么善待她？她心想出嫁时母亲捞的那笔钱肯定还没花完，只好拿着大太太给的最后那点盘缠回老家找母亲。
回到老家时，母亲却说那笔钱早就花完，她还得出去当妓女。
就这样又碰上包天剑，不过那时候包天剑还不是师长，家里虽然有钱，自己手上却没多少。包天剑一定要娶她，她说：“你要是拿钱买我，我还不干呢。咱们是你有情我有意，只要你真心待我，能养活我妈、供我弟弟上学就行了。”
包天剑明媒正娶地把二太太迎进了门。她倒是豁达，说：“我就是当二的命，谁让我和你有这个缘分呢。”包天剑很尊重也很信任二太太，不但全部家当交她掌管，家里家外的事也交她大拿。可她不能生育的事让包天剑为了…难。包老太爷又一再提醒他不能后继无人，虽然包寥上上下下百十口子人，可他总得有自己的亲骨肉，就这样娶了三太太。他觉得对不起：二太太；也就没敢往家里安排，在外面给三太太置了个小公馆。要不是包家奶奶过世，二太太在挽幛的子孙排名榜里看到一个陌生的名字包立，还一直蒙在鼓里。包立是谁？问起家里人，家里人都支支吾吾。
可家里百十口子人，人多嘴杂，二太太要是有心打听是包不住的。
这才知道包天剑在外面有了三太太还有了孩子，她闹了起来，包天剑只好承认。
二太太要求把三太太打发走，包天剑说：“孩子都有了，怎么打发呢！我不是对你负心……”他不敢说后继无人的事，怕伤了二太太不能生养的痛处。二太太也知道这是她最站不住脚的地方，“是，我明白，谁让我养不出儿子？当初你我指天指地发誓又有什么用？说什么你情我意，到头来还不是母随子贵？算了，不说了……这样吧，把这个包立抱来过继给我，送三太太走人。”
包天剑哼哼哈哈地应着。
包立从小公馆抱过来后，二太太非常宠爱。因为只有几个月大，必得雇奶妈照看，没文化的奶妈二太太还不相信，从医院请来个特别护士。小衣服一买二十多件，小孩子家正是猛长的时候，有些衣服穿都没有穿就小得不能穿了。在这种养育下，包立不论将来上学或是做人，只能落人“劣”
等。
叶莲子来到包家时，包立已经七八岁了。
他常常一把抢下吴为的小饭碗；说：“你凭吗吃我们家的大米子儿？”
吴为就瘪着嘴垂头而立。
包立要的是吴为的啼哭，吴为不哭他就气得跳着脚说：“小要饭的，小要饭的！”
包家的剩饭一桶一桶往阴沟里倒，怎么就容不下吴为这一小口饭？
一到吃饭的时候叶莲子心里就念叨：包立千万别到下房来，让吴为吃顿囫囵饭吧。可是包立上蹿下跳、东跑西颠，谁能防得了他？
不知道什么时候，包立就拿着水枪站在了身后，非让吴为陪着他玩。吴为要是不陪他玩，他就拿水枪往吴为脸上滋，滋得吴为睁不开眼。
眼巴巴在一旁守着的叶莲子就赔着笑脸拦阻：“小少爷，小少爷，太太叫你呢，太大叫你呢！”
这样一来，吴为就更不陪包立玩了。越是不陪他玩他就越气，气不过了伸手就打。
包立往吴为脸上滋水叶莲子还能忍，要是大打出手她就无法忍了，一把将吴为护在怀里，包立的拳头就只好落在她的身上。她是佣人，能对主人的孩子说什么？只能用两只眼睛恨恨地盯着包立。
温妈就说：“让小少爷打几下怕什么？”
叶莲子说：“谁家的孩子不是孩子，干吗让人家打着玩儿？”
温妈不瘟不火地说：“谁让你是佣人呢。”
她说：“我是佣人，我孩子不是佣人。”
“是佣人就不该带孩子，主家让你带孩子就不错了，你还不让人家小少爷打几下？瞧你的眼睛，瞪得像个老爷，你要是有老爷的命也行，偏偏地没有呀！”
刘妈就说：“说的！要是你的孩子，你乐意让人打吗？”叶莲子过世后，吴为也去找过三：太太，巧遇包立从台湾回大陆探亲，看上去很是遭遇过的样子，往昔的嚣张、跋扈，似乎也被拦腰横砍，谨慎而又阴沉地坐在灯光照不到的暗影里。
一九四九年政权易手前夕，包天剑不是不想远走高飞，可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