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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辩论的发展，我在其中的作用也在变化。我仍与许多民主党参议员和众议员以及同样重要的与他们的助手保持联系。在华盛顿，商人习惯于聚集在当选官员的周围。但在很多情况下如果你想取得效果——或是想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或是真想促成某件事——你最好能与恰当的助手也拉上关系。一个很好的例子是马克·帕特森，当时他是汤姆·达施勒民主党领导委员会的助手主管，当他为帕特·莫伊尼汉工作时我认识了他。马克是那种能理解实质性问题的助手，能理解参议院政治，对可能发生在国会和许多委员会的事有许多富有幽默感的见解。正是通过马克和其他国会议员助手，我才开始了解在布什的2001年的减税计划辩论中我怎样才能发挥作用。当民主党控制白宫时，政府有一系列政策立场是公共辩论的常规论题。国会的民主党人在经济问题上可以决定他们的立场和政府过去立场之间的关系。国会的民主党人不管是接受还是批评我们的政治立场，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把我们既作为政策资源又作为政治资源来利用的。
现在民主党人突然失去了任何形式的来自一个民主党控制的政府的支持——这本是指引前进方向的恒星，只要愿意，就会有内阁部门和白宫的资源、数据和专业技能相伴而来。比如，在税收问题上，控制白宫的党派的议员就能得到财政部的专业经济学家的深入分析以及白宫和财政部的公关人员针对不同的选民和不同的州定制的谈话要点。他们拥有可以电话询问的、对经济问题有深入了解、同时又从同样的一般性角度去思考这些问题的人。如果你是一位美国参议员，总是会有许多职业经济学家供你驱使。你所缺乏的可能是不仅懂得经济问题而且了解你所处的环境、面对着你每天都不得不面对的同样的政策选择和政治现实的人。
共和党人重新夺回白宫之后，国会的民主党人开始意识到克林顿的班底是有用的资源，他们似乎想念拥有我们的时光。2001年1月25日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作证时，艾伦·格林斯潘被大多数人认为在减税问题上支持共和党人——尽管在同一份证词中，他表明了对盈余未能用于解决社会保障问题的忧虑，并警告说减税的规模不应大到使政府重新陷入赤字。在确定自己的立场并为之辩护时，民主党人需要有在经济政策制定方面具有声誉且有政治经历的人。
我记得一位民主党国会议员这样对我说，“我们的议员已经准备好站出来为减税问题而斗争。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并不真正完全理解这一问题。他们希望对这些问题有适度的了解。”这一点很重要：如果你是一个议员，你会老是被问到对范围极其广大而繁杂的问题的想法。即使是非常勤奋和专注的议员也只能通晓几个问题。领导人和其他参与程度较深的议员可能会为你提供材料来帮助你理解一个问题或者回答媒体的提问。但议员们不愿意先表明一个立场，而在六个星期或六个月以后发现这个立场是错误的。在财政问题上，两党的康科德联盟在满足这些需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就财政状况和庞大的长期赤字的危险问题提供分析以及来自深受尊重的人物的支持性言论。与反对财政上不合理的减税的组织有关系的人包括前参议员鲍勃·克里，萨姆·纳恩，沃伦·拉德曼，前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以及前商务部长佩特·彼得森。在有关减税的激烈斗争中，他们举行新闻发布会，他们的著作也在国会广为散发。
2001年2月初，受汤姆·达施勒的邀请，我和劳拉·泰森一起参加了在国会图书馆举行的有关问题的研讨会，参院民主党人举行这一会议来为预算案制定做准备。次日，我和利昂·帕内塔参加了在宾夕法尼亚的法明顿疗养地举行的民主党核心党团会议。我参加核心党团会议，认为我会说我所想的，议员也会因我在反对布什减税的规模和分配方案方面与他们意见相同而感到高兴——参院讨论会的情况或多或少就是如此。但与此相反，我受到了指责。议员们对我的发言的反应，是谴责我未能尽述所想并对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提供更多的公众声音。我记得巴尼·弗兰克说：“你所做的糟糕透了。”他是真的感到愤怒。
“首先，你是个政客——而我不是。”我回应道。这是事实。对我关心的政策问题发表评论似乎是合适的，但我并不认为我应当是一个公共发言人。可是，这种抱怨困扰着我，在此后的几天我都在考虑我还能做些什么。参加在底特律举行的福特公司董事会会议的旅途中，我草拟了一篇长篇专栏文章，列举我反对政府减税计划的理由。在文章开头，我表示并不想在那时卷入有关财政政策的公共辩论，但我强烈地感觉到布什所提议的减税幅度在经济政策上是个严重的错误。这篇文章发表在2001年2月11日星期天的《纽约时报》上。此后，在大约两周的时间里，有8到10名参议员给我打电话。在财政部时我也从未有过许多参议员主动打电话来讨论一个政策问题的时候。
当然，尽管大多数民主党人反对减税，但他们未能赢得这场战斗。作为一种短期刺激，减税是极其低效的——高收入群体所获太多，他们不会愿意将所得花掉这么多，大多数的削减发生在以后几年，在短期内帮助不大，却损害我们的长期财政状况。减税还损害我们应付意外事件的缓冲能力。一年之内，9·11悲剧、股市大跌和全面恶化的经济状况表明，意外事件对一国的财政状况可以有多么巨大的影响。
有关何种政策才能最有效地对付经济放慢问题的争论还会持续多年。90年代异常繁荣的经济状况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过度和不平衡——这包括高水平的消费者和公司债务，庞大的经常项目赤字以及用任何传统标准衡量都太高的股市价格——从而导致了金融市场和经济的更为困难的时期。然而，强大的力量——比如低失业率，高生产率增长率，低通货膨胀率以及起初还存在的强健的财政状况——也保留下来。在经济放慢期间，货币政策和减税及在国联和国土安全方面都增加开支对脆弱的经济提供了很强的刺激。（2001年和2003年的减税如果定位更好并且是临时性的，本可以一种成本更低、更有效的方式提供刺激——且不会造成长期损害。）所有这些刺激都可能导致周期性的增长。但首要问题仍存在将衰退程度和长度最小化方面，那一时期的政策选择在多大程度上是契合的？这些选择怎样影响我国经济的长期状况？我个人的观点是，在这两方面这一时期的决策都远非最优，就第二个问题而言，他们对我们的未来制造了严重的威胁。
2001年9月11日晨，我正在花旗集团我的办公室中，桑迪·维尔走进我的办公室，告诉我一架飞机撞上了世界贸易中心大楼。我最初的想法是这肯定是一架小型螺旋桨飞机，一次异常事件。接着，20分钟之后，桑迪再次进来说另一架飞机又撞上了大楼——而且他们都是大飞机。那时，发生了什么事已经很清楚了。
我们最先想到的是在大厦里工作的数千花旗集团的雇员，尽管他们自己并不在双子塔楼里。我们在世界贸易中心7号楼租了25层楼，该楼8小时后倒塌，尽管很幸运的是并未导致任何人死亡。我们还在世界贸易中心北面几个街区的格林威治街占据了两栋很大的建筑，所罗门美邦的交易室就设在里面，另外还在华尔街地区或拥有或租了另外三栋较小的建筑。所有这些建筑都进行了疏散。令人悲痛的是，我们后来得知有6位因与客户会面而在双子塔楼中的花旗雇员遇难，而使我们所有人都以一种更个人的方式切身感受到所发生的一切有多么恐怖。
桑迪很快就在一个会议室组织了一次转变为管理会议的会面，以制定我们的危机对策。我们最初关注的问题，是在为所有人考虑之后，决定继续经营。作为美国最大的金融机构，这不仅对我们是重要的，对整个金融系统也是重要的。我们无法使用我们在格林威治街的所罗门美邦交易室或任何其他市中心的办公室。我们转移到新泽西鲁瑟福德的一个备用设施继续经营，但部分业务直到9月12日才恢复运作。纽约证券交易所关门了，起初是无限期的。作为一家重要的清算银行，纽约银行的清算系统也关闭了。我们仍能付款，但不清楚其他金融机构是否还能向我们付款。我们担心有接连不断地发生违约事件的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经济所依赖的基本支付系统和金融系统继续保持运转。联邦储备委员会迅速行动，使银行能获得流动资金，直到支付再次开始流动。但这种警示是清楚的，即在我们这个国家制造巨大的金融和经济混乱所需的代价是多么小。从那时起我们已经采取措施来减少这种脆弱性，但一个复杂、现代的社会要面对的风险是内在固有的。
第二部 第57节
面对“9·11”事件的后果，许多人都很害怕袭击事件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大多数人也不知道应当如何来应对。袭击发生后股市关闭了好几天，谁也不知道重新开市后股价下跌的幅度可能有多大。许多和我谈过的人都担心这一冲击对资产价格和流动性可能产生重大打击。
我自己最初的反应是袭击会对经济信心产生巨大的影响。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消费者、投资者和企业都是在某些框架下进行决策的。在这一框架下，人们会做出过度的决策，然后市场会回归中间状态，如此往复。但袭击注入了一个新的远远超出了几乎每个人以往经验的变量。人们需要新的参数——且尚未得出。这类根本性变化是很罕见的，它使所有人在弄清如何适应新现实之前都只能等待，因而能使经济活动暂时停滞。由于在袭击发生之前我就认为国内经济和世界经济就已处于更大的困难之中，我的个人观点就是情况可能比许多人所担心的更糟糕。
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我接到许多电话邀请我上电视讨论其经济影响。在一个星期之内我拒绝了所有邀请。首先，我并不很清楚应该如何看待这件事，在更清楚自己的观点之前，我也不愿意在公众面前说什么。我也不认为把我的最初印象说出来会有什么帮助。人们在寻求有关经济的某种安慰。而我却没有多少安慰的话说。不管我如何表达我的观点，他们的效果都可能是使人们更加不安。
但是每一天我都在不停的思考如何看待和讨论9·11经济后果这一问题，像往常一样在一个标准拍纸簿上做笔记。按照我的考虑，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公众面前以一种既忠于事实又具有安慰和镇静作用的方式来发表讲话。这是一个我以前也碰到的问题，在与吉恩·斯珀林交谈过几次以后，我形成了一个“竞争性考虑”的框架。一方面，袭击可能会损害信心，并对许多经济部门包括航空、旅馆和旅游业等造成负面的影响。由于安全要求以及安全成本在整个经济中将会上升，贸易的便利性和成本也会因此受到损失。另一方面，政府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