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纲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萧忠贞中央民训部副部长陈树人侨务委员会委员长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洛阳。1月30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披斗篷者）率军政要员赴洛阳。
汪精卫主持政务，由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参谋总长，负责军事。蒋、汪虽已实现合作，但两人的关系依然微妙。汪、蒋合作时候，民族危机日趋严重，对日外交成为重要课题。说也凑巧，汪精卫1月28日在南京登基，日本帝国主义当天深夜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入侵上海。十九路军官兵目睹日寇的无理挑衅，愤于南京政府的妥协退让，在爱国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率领下，违背国民党中央的意旨，顺应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奋起抗击日寇的野蛮侵略。他们在上海人民的支持下，英勇奋战，迫使日寇三易主帅，给日寇以迎头痛击，使之难越雷池一步。淞沪抗战的炮声一响，汪精卫上台后，立即宣布迁都洛阳，积极抗战，并称中国政府“决非威武所能屈，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1932年2月1日，汪精卫主持召开了最高军事会议，决定把全国划分四个防区和一个预备区，摆出了进行积极抵抗的姿态。汪精卫就以行政院长的身份与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联名发表了一通《国府迁洛宣言》，赶紧卷起铺盖，“迁都”洛阳了。汪精卫同时下令其他部队增援上海的十九路军，但汪精卫指挥不动蒋介石的部队，蒋介石私下指示他的嫡系部队不支持十九路军抗战，使十九路军的抗战陷于孤掌难鸣的困境。国民党要员以为洛阳有牡丹名花可赏，名胜古迹可游，黄河鲤鱼可食，又远离枪炮之声，这样可以安然“保持其牺牲精神”。
在这中原古城，汪精卫连续发表对日主张，声称：“尽可能范围内，极力忍耐，极力让步，表示我们无意开衅，倘使不幸而终至发生冲突，亦必使衅自彼开，为天下万国公见之事实。”还说什么“过于畏葸，固为不可；徒作壮语，更为不可。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备”。汪精卫、陈公博一度都是支持十九路军抗战的，汪精卫提出了“一边抵抗，一边交涉”的八字方针，使南京政府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推行的不抵抗政策和依赖国联外交有所变化。陈公博还曾在蒋介石面前为十九路军缓颊。一次，他和蒋、汪一起在浦镇车站山上的工程师住宅谈话，蒋说了许多埋怨十九路军的话，陈公博对蒋解释说，十九路军也是不得不战，而且上海的战争是政治之战，而非军事之战，最后更指出：“倘若上海不打，恐怕要酿成内战。”蒋介石则态度强硬地表示：“内战我是不怕的”，坚持自己的意见。汪精卫恐怕陈公博直言犯忌，赶紧用别的话岔开了。其间，陈公博和李济深曾奉汪精卫之命北上搬请救兵，企图说服张学良实行军事动员，以牵制日本之师，造成南北全面战争之局，以减轻十九路军的压力。然而，由于蒋介石从中掣肘，张学良答以他的方针是：“巩固后方，推进前方，保卫地方，拥护中央”，不肯出兵。
汪精卫对于十九路军抗战采取了有限支持的态度，但最终还是屈服于蒋的压力，出面主持《淞沪停战协定》的谈判与签署，而蒋介石尽管是实际决策人，却一直居于幕后。结果汪精卫不仅遭到国人的愤怒谴责，监察院长于右任还在监察院对汪提出弹劾案，蒋介石对此都默不作声，直至政府内外反汪局面已经形成，他才出来为汪解围。汪精卫认为这是蒋故意使他难堪，愤而辞职。结果，又由蒋主持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意慰留，此风波才暂告平息。可见，汪精卫在抗战问题上是首鼠两端的。为应付舆论，他提出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认为这是万全之计。十九路军经过连日苦战，敌强我弱，寡不敌众，3月初撤至昆山、福山一线。
3月3日，经英国公使兰普森斡旋，中国外交部次长郭泰祺受汪、蒋指派同日本外交代表谈判，经一个多月的交涉，于5月5日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这是汪上台后亲自批准的第一个丧权辱国的协定。消息传出，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上海人民义愤填膺，痛殴了国民党谈判代表郭泰祺，以示抗议。
1932年6月，蒋介石赴鄂、赣地区指挥“剿共”战争，南京政府名义上由汪主持，但实际上任何重大事情均不能决定。7月，热河告急的电报频频传到南京，汪精卫连连致电张学良，指示出兵抗日，但张学良在蒋的默认下，只是告急而拒不采取行动。7月22日，怒不可遏的汪精卫发表通电，迫张进兵热河。7月31日，张学良以北平政务委员会名义发表宣言，暗示汪无权指挥华北军事。汪气愤不已，主张惩罚张学良，但蒋默不表态。于是，汪于8月6日向国民党中央、国府主席林森、行政院各部长、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以及张学良连发5份电报，提出辞职，表示：“兆铭自一月二十八日忝被选任行政院长，原期竭尽心力，以救国难，乃荏苒数月，事与愿违，再四思维，惟有呈请辞职，以让贤能。”其中对张的电报，痛责他“屡次丧地失土，拥兵不前，违抗反攻命令”，只知向中央要巨款等，要他“亦以辞职谢四万万国人”等。8月9日，汪精卫和陈璧君匿居于沪西虹桥机场附近之王家宅村，拒不见客，一切来人均由陈璧君挡驾。同日，行政院各部长提出总辞职。张学良挨汪一顿臭骂，也通电提出辞职，8月17日，汪回到南京，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撤销北平绥靖公署，批准张学良辞去公署主任职务，另设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由蒋介石兼委员长。而华北75名将领联名通电要与张共进退。
9将相失和丧权辱国
汪精卫与东条英机蒋介石的应付之策则是：留住汪以牵制张，留住张以牵制汪。为了拉住汪，他准张学良辞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职，为了拉住张，他又宣布成立军委会北平军分会，自兼委员长，由张代行职权。于是，蒋巧妙地制造了汪、张矛盾，又利用这一矛盾，借张之口给汪以难堪，使汪不得不依附于己，又借汪之力迫张交出部分兵权，使东北军直接归蒋指挥。这使汪精卫大为不满，8月18日，汪精卫、陈璧君夫妇飞往庐山，向蒋介石当面辞职。9月2日，汪氏夫妇去上海，住进大西路黄雯疗养院。16日，汪氏夫妇又去杭州莫干山疗养，住在“六月雪园”。10月初，汪精卫、陈璧君回到上海，住在褚民谊家中养病，20日，发表《告别书》，向中央请假，出国治病。蒋介石还需要汪的支持，于是只同意汪请假3个月，出国休养，但不同意汪辞职。汪出国期间，行政院由副院长宋子文代行职权。22日，汪氏夫妇乘法国邮轮安得米朋号赴法，11月23日抵法国马赛。29日，由法国转往德国杜平根镇疗养。
1933年元旦，日军进攻山海关，中日关系再趋紧张，汪精卫和陈璧君研究，陈认为如长期不归，恐生变故，行政院长的位子也坐不稳，不如早归，于是决定动身回国。1月11日，汪精卫和陈璧君离开杜平根镇，经德国纽伦堡、捷克到瑞士日内瓦、法国马赛回国。1月22日，转道日内瓦归国的汪精卫在国联发表声明书，指出：“中国现实无力对日宣战，但将倾注一切力量反对日本侵略；当日本采取作战方式时，中国将团结一致，竭力御侮；中国对日本的南侵将取陈述国联与抵抗侵略同时并进政策。”3月汪精卫正值返国途中，当时中国军队在古北口、冷口、喜峰口、罗文裕、界岭口、义院口等地，与来犯的日军血战，予敌以重创。汪精卫在香港对记者发表谈话，主张对日外交应与武力外交并进。汪精卫17日抵上海。然而，战局却迅速发生了剧变。3月3日，热河守将汤玉麟弃城逃跑，日军占领承德。消息传来，全国震惊！张学良被迫下野。20日，汪精卫在南京发表谈话，称“须先有抵抗然后有交涉”，“今日以后抵抗愈得力，交涉愈有希望”，为对蒋施加压力，汪精卫称病未愈，只能在中央党部负责，仍辞行政院长职。3月26日起，蒋、汪在南京会晤，汪精卫在蒋承认对日外交汪有最后决定权的条件下，同意于30日复职视事。但是这次汪精卫复职后，改变了他以前的主战态度，变成了主和派。此后汪精卫开始和日本进行和平交涉，蒋介石也积极支持汪精卫的“和平计划”。
日军在长城沿线受挫后，改而在滦东发动进攻，越过长城，包抄中国军队的侧翼，并威胁平、津的安全。中国军队出现溃败的迹象。4月19日，陈公博奉汪精卫之命，代表行政院北上劳军并了解战况，当陈公博抵达北平时，长城抗战已经失败。陈公博连夜赶回南京，说明“真相”。结果，蒋介石和汪精卫一致同意对日妥协。5月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设置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蒋介石提名由黄郛出任委员长。
汪精卫命黄郛代表汪、蒋赴北平与日本交涉。黄郛赴任后，汪又电黄郛称：“欲谋停战，须向对方问明条件，其可答应否，弟（汪精卫自称）以为除签字于承认伪国、割让四省之条件外，其他条件皆可答应，且弟绝不听兄独任其难，弟必挺身负责，乞速与敬之、岳军诸兄切实进行。”当何应钦、黄郛电报南京说，已派熊斌担任停战协议代表，30日在塘沽开始谈判后，汪精卫复电表示支持，并说：“倘因此而招国人之不谅，反对者之乘间抵隙，弟必奋身以当其冲，绝不令两兄为难。”5月31日，《塘沽协定》签订，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的“合法”性，使我国主权进一步丧失，华北屏障尽失，平、津大门洞开。
《塘沽协定》被人们认为是一个卖国条约，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批评。汪精卫则认为政府签订这个协定是正确的，他在解释为什么签订《塘沽协定》时说：“以前人们批评政府不抵抗而丢失了领土，现在我们进行了抵抗，结果却丢失了更多的领土。中国是一个弱国，这就决定了这场被侵略的国难绝不是偶然发生的。以现在中国的国力，无论进行怎样的抵抗，都没有取得胜利的可能，这是我们最初就明白的。既然没有取胜的希望，我们为什么还要抵抗呢？这就是爱国心的缘故，他让我们明知不能取胜，还要准备抗战到最后一兵一将。现在很多人当中有两种错误的想法，一种是过分软弱，认为中国绝对不能对日本进行抵抗，如果和日本交战，将和过去义和团的下场一样；另一种是过分强硬，就像一个人在旷野中发泄一样，‘杀尽倭奴'、’打到东京'，什么狂言都敢说，还能得到人们的拍手喝彩。以上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政府和日本和平交涉，有一个最低的限度。只要停战条约在我们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上，政府就决心签署停战条约，既是受到国民一时的唾骂，也要坚决进行负责任的签字。但如果停战条约在我们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下，政府就决不签字。这次政府和日本签署局部地区的停战条约，是为了让疲惫的军队、穷困的人民得到一时的休息，其是非利害将得到历史的评判。”
汪精卫与夫人陈璧君的合影1934年1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四届四中全会，汪精卫为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