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还在1915年1月，我就和竺可桢谈过创办国内著名大学的强烈愿望，以后又和英文教师亚舟谈到中国无著名大学的耻辱。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大发感叹地写道，‘吾他日能见中国有一国家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剑桥、牛津，德国之柏林，法国之巴黎，吾死瞑目矣’。第二天我仍觉意犹未尽，又在日记上写道，‘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馆，无美术馆，乃可耻耳！’今天，我终于回来 我以为今日要造国家不亡，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在教育。我胡适之今天郑重宣布，回国后别无奢望，但求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献身于北大迈向世界著名大学的进程……”
台下响起了掌声，但不够热烈。他还想用激情说些豪言壮语，赢来更多的掌声。耳边忽然传来辜鸿铭不高不低的嘲讽，也许是为了顾及他的面子，老怪物先说了一口纯正的英语，随后又变成了法语。
“胡先生留了七年学，可刚才的英语说得实在不地道。记住，在英国那是下等人的发音！”
他的自尊心一下子垮了，他瞟了一眼正襟危坐在辜鸿铭身边的黄侃、刘师培、陈汉章、崔适、马幼渔、马叙伦、章士钊、黄节等一大批国学大家，忙红着脸低头走下台来。
最令他难堪的还是在教师休息室里，老先生们也许已看在洋博士面子上，没有对他吹胡子瞪眼。但那种挖心挖肝的调侃和嘲讽，就算他绅士风度再好，也只好哭笑不得
黄侃今天心情特别地好，满脸都是笑容地说：
“胡适呀胡适，你那首‘黄蝴蝶’写得实在好，以后我就尊称你‘黄蝴蝶’ 不过按白话文，你不该叫胡适之，该叫‘往哪里走？’还有，我今天当着面给文言文说一句好话，如果家里来电报，说你父亲死了，叫你赶快回家奔丧，看这白话文多啰嗦呀？如换成文言，只需四个字，‘父亡速归’。哈哈哈！”
辜鸿铭只管靠在椅子里吸烟喝茶，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待过足了烟瘾，刘二来唤他时才缓缓地起身。临走前，他古怪地盯了胡适一眼，又用英语说道：
“你不该狂！我读过你用英文写的文章。”
他不满地摇摇头，意味深长地说：
“如果哪天我有兴趣见你，你可来府上看看我用英文写的《尊王篇》和《春秋大义》，也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维多利亚时代的文风。”
胡适并没有气馁。他是个具有多重面具的人。如果说一心做圣，又率性狂为是他的脾气，那一遇压力就要反弹更是他的性格。他自认为对墨家学说已烂熟于心，但还是全身心地备起课来。他知道还有一支与他年龄相仿又学问扎实的劲旅在等待自己，他必须征服他们的挑战和反抗，直至最后征服北大，征服整个中国思想界。
可是越急于成功就越紧张，越紧张就越容易出丑。胡适的第一次哲学讲座就让他出尽了洋相。
那一天也真不凑巧，章士钊、马叙伦的讲座与他同时举行。他先被章士钊的气势震住了，章氏早年留英，主攻逻辑学，“逻辑”一词就是经他在《国风报》上直译而来的。在此之前学界都译为名学和伦理学，或仿日本译为理则学。那天海报贴出后，真不知从何处涌来这么多学生？教室里门户为塞，坐无隙地。翌日，移到大教室，可坐四五百人，仍拥挤如故。最后连窗外和走道上都站满了人，据说北大开校外旁听生之先例由章氏始。章士钊就是在这种气氛下，口若悬河，从容不迫地讲起他的《逻辑学指要》。
而马叙伦呢，则是专吃老庄饭的行家。这位后来被胡适耿耿于怀地划入“温州派”的大学者，是温州硕儒陈介石的高足。讲起老庄真是亦庄亦谐，妙趣横生，常会仰起头进入一种类似逍遥游的忘我境界。
胡适就是在这样一种心理压力下走上了讲台。开始听课的也不算少，连不是哲学系的傅斯年也来 傅斯年可是当时全校学生公认的“无冕之王”，在同学中学问绝对第一，顾颉刚也只能屈居第二。听说傅斯年来听胡适之了，对面马叙伦那边就溜过来一大群学生。瞧他那副派头也越来越像黄侃了，穿一身宽袖大褂，手里还摇着一把蒲扇。傅斯年见大家都等他发话，诡谲地瞟了一眼讲台，对顾颉刚、冯友兰和毛子水说：
“我是来看胡适之胡说些什么的，千万别当真！”
胡适也隐隐地感觉到教室里的躁动声，他终于听到了一些不愉快的议论，思绪马上烦躁起来。
“听说他是靠用英文翻译孔子和墨子才当上博士的。”
“此人除了胆大皮厚，别无任何学问！”
他突然想起了在康乃尔大学第一次选修讲演课时的情景。那是1912年的夏天，在这以前他已有多次公开讲演的经历。可是当他被教授叫上台练习讲演时，魔鬼突然缠住了身心。那天虽然是盛夏，他却开始浑身发冷，颤抖不止，人必须扶住讲台才能说话。他隐隐觉得这种感觉又开始袭来，讲话也开始结结巴巴，可是今天的胡适已不是当年的无名小卒 一种强烈的领袖意识使他很快镇静下来，他自信有极好的表达能力，能镇住台下那帮狂妄无知的年轻人，并把另外两个教室的学生吸引过来。
命运真的和初来北大的胡适，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几天下来，听课的学生竟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班长一人 班长是位老实人，见胡适问他为何不走，他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学生如果再走的话，就没人帮先生解围 ”
胡适真是感叹啼嘘，差点掉下眼泪。他又鼓起勇气，问了一个最令他伤心的问题：
“他们为何都不爱听我的课？”
班长也鼓起勇气，说出了老实话：
“大家觉得好像是在听外国汉学家讲中国学问，虽然也有些观点为我们所未想到，但终究不见其大，也不合中国人的人生标准。”
胡适终于悲凉地垂下那颗骄傲的头。他发现了自己的一个毛病，在内行面前一开始似乎都不够自信。不过他没有泄气，而是抱来一大摞章太炎和国粹派的书，从此闭门谢客，日以继夜地潜心研读。他发誓要憋足全身力气反弹，他终于选准了一个雪耻的突破口，那就是他的——“哲学史大纲”。
18
窗外秋风四起，隐隐传来狗的叫声。
补树书屋内，周树人正展开一张大幅碑帖，先用尺细细量过高竞，数出行数，然后研墨蘸笔，在油灯下抄写起来。
他点燃了一支“红锡包”，边吸边抄，不断地朝那只小汉罐里弹进烟灰，扔进烟头。
绍兴会馆门口，出现了那位身材矮胖，穿着白绸大褂的钱玄同，他正用手中的大皮包躲闪着朝他狂吠的看门狗。老长班见是大先生的客人，忙赔着笑将狗喝住。
钱玄同惊魂未定地绕过月洞门，穿过老槐树，走进了周氏兄弟的卧室。
一见周树人仍在埋头抄写碑帖，便打趣地说：
“猫头鹰呀，又在抄你的古碑？”
这浑号还是当年在日本时取的，周树人喜欢熬夜，又蓬头垢面不修边幅。一经钱玄同命名，就在朋友间叫开
周树人一看是他，也不示弱，边放下笔起身让座，边调侃道：
“是爬翁 真是难得的稀客。”
这里也有个典故，钱玄同这人喜欢热闹，最爱激动。当年在日本听太炎先生讲课，他一冲动就要在席子上爬来爬去地发表议论，自然就成了“爬翁”。而黄侃更是不客气，干脆直呼其为“钱疯”。
钱玄同脱去长衫，放下大皮包，坐在藤椅上，望着屋里到处挂着的碑帖不解地问：
“你抄这些到底有什么用？”
“没什么用！”
“那你抄它有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钱玄同想起了自己的使命，认真地说：
“豫才，当初留学日本时，你是说过要用文艺来改变国民性的，怎么现在却钻进死人堆里去了 ”
周树人沉默不语，脸色发青地点燃一支烟。记得刚从日本回来时，他还特意带走了一束樱花，如今上哪去寻找那片绚丽的云霞 二弟来京后，把腾出的房间挺雅地作了一番新的摆布，而他却生不出这份闲逸的兴致。每天办公回来，就陷入了古籍和金石拓本的围城之中。最近竟无聊到用木盒子养起壁虎来 至于脾气，也越来越坏。夜间，不知谁家的猫来屋上骚扰，他都会大怒而起，拿着竹竿穷追不舍。他长吁了一声，苦笑道：
“我是在麻醉自己的灵魂！”
钱玄同说：“这又何苦 ”
周树人又深吸了一口烟，无奈地说：
“我承认，我变成了一个十足的悲观主义者了！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奴隶。革命以后不久，又受了奴隶的骗，成了他们的奴隶！”
钱玄同试探着劝道：
“我想，你应该写点文章，用你的笔去改变这一切。”
“改变？”
周树人惊愕地瞪大眼，有点冲动地站起身比划着说：
“中国好比是一间铁屋子，没有窗户又极难打破。里面躺着许多熟睡的人，快要被闷死 然而他们是从昏睡进入死亡的，所以感受不到临死的悲哀。现在你却大嚷起来，要他们感受这临死前的痛苦，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 ”
钱玄同也激动起来，目光炯炯地反驳道：
“既然已经清醒地起来了，就不能说绝没有毁灭这铁屋子的希望。”
“是啊，说到希望，那是不能抹杀的！”
周树人点点头坐了下来，他心里已意识到用手造的墙，把自己同时代隔离开来总是不好的。就是全然没有了希望，难道这黑暗就不该受到诅咒么？……
周作人也从隔壁房间踱了出来，与钱玄同打着招呼：
“玄同兄！你们聊得好热闹 ”
周作人因最近接到蔡先生的聘书，让他教授欧洲文学史和罗马文学史，月薪也增至240元，心情舒畅多
“启明，来，一块聊！”钱玄同从皮包里取出两本《新青年》，递给了周氏兄弟。
“实不相瞒，近来我们《新青年》销路不佳，想恳请二位赐稿，鼎力相助 ”
周树人笑道：“看来你们是觉得寂寞了，既没有人大声赞同，也没有人跳出来反对……”
他理解《新青年》同人的甘苦，这种境遇，与自己当年筹办《新生》的时候十分相似。
钱玄同有些尴尬地解释起来：
“所以我们正在酝酿改组，想从明年起轮流主编一期刊物，适之、守常、半农还有沈尹默、高一涵都答应加入进来 刊物的面貌也要发生大的变化，要打倒一切腐朽的旧文化，来一次新文化运动。仲甫托我向你们问好，欢迎你们上阵助战呐厂
周树人想起不久前的那幕复辟闹剧，爽快地答应
“既然主将有令，我就遵命当一名过河卒子，为你们呐喊几声吧！”
钱玄同连声叫好，又问周作人：
“启明，你哪？”
周作人这人天生一副菩萨心肠，见兄长已答应了，也想了想说：
“我把古希腊谛阿克列多思的《牧歌》用白话文翻译出来，你看如何？”
钱玄同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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