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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仁源又因一纸调令离开了北大，龚心湛见太上皇已松了口，也知道北大派实在惹不起，回去后干脆布置手下以国务院和教育部的名义，先后致电蔡元培，请他速回北大主持校务。
蔡元培正隐居在西湖杨庄，他的从弟蔡元康此时任中国银行杭州分行的行长，北大和各界来访者均由他出面接待。所以蔡元培常要进城去与友人会晤，以步代车，过白堤，人钱塘门，奔波一多后，身心自然疲乏不堪。这天他又接到章太炎电报，嘱他联手营救仲甫。他见离京后北京政府毫无诚意，安福系又欲除去他而后快，而假惺惺挽留的函电又骚扰不断，真是越想越恨。心火一旺胃疾复发，人干呕后气息奄奄地躺在床上。听着窗外雨打芭蕉的清音，望着湖上朦胧的水气，觉得今后还是一了百了，彻底摆脱苦海罢 为了辞谢北大师生和京、津、沪学界为他奔波跋涉的苦心，他连夜扶病写下了那将轰动一时的《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
翌日清晨，当元康送药赶来杨庄时，见兄长正伏案睡去。他翻开这份言辞激昂，墨迹未干，充满反抗精神的宣战檄文，真是悲愤得仰天长叹，伤心不已，眼泪扑簌簌地沾湿了衣襟。
一、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
是半官僚性质，便生出许多官僚的关系，那里用呈，那里用咨，天天有一
大堆无聊的照例的公犊。要是稍微破点例，就要呈请教育部，候他批准。
什么大学文。理科叫做本科的问题，文、理合办的问题，选科制的问题，
都要经那构文牵义的部员来斟酌。甚而部里还常常派了什么一知半解的部
员来视察，他报告了，还要发几个训令来训饬几句。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
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 我将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层，
所以两年有半，天天受这个苦痛。现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脱离了，难道
还肯再投入进去
二、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
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
美、法等国，更不必说 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
的。我进去了，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
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
喜的，我还觉得好笑。哪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半点新的，就算“洪水
猛兽”一样 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
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
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 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
三、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北京是个臭虫窠，无论何等
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
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那个臭气味淘
洗净 难道还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
我想有人见了我这一段的话，一定要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
话来劝勉我。但是我现在实在没有到佛说这句话的时候的程度，所以只好
谨谢不敏
蔡元培醒来后显得很激动，嗓音挺大地涨红着脸，执意要发表这份宣言。多亏元康劝阻，费尽了口舌，又以自己名义代家兄拟了份启事在上海《申报》发表。他在启事中敬告天下好友，因医生嘱托，家兄胃病增剧，神经衰弱，从此屏绝外缘，谢绝见客云云。但由于这时“挽蔡救陈”已初战告捷，汤尔和、马叙伦、沈尹默随同教育部秘书徐鸿宝先后来到了杭州，所以这份不合作的宣言还是很快在北大流传开来。
话分两头，正当巴黎和谈的签字日期一天天逼近时，梁启超又听说了北京政府临时变卦的消息。段祺瑞密电陆征祥，命令他在条约上签字。顾维钧也软了下来，见大势所趋，还是保一顶乌纱算 梁启超气得又开始咯血，几个月国内共拍来七千余封警告电函，政府最终还是一意孤行，看来在出卖主权上已铁了心。他也铁下心跳出来抗争了，与手下几位一商量，决定再打学生这张牌。可苦于北京太远，他又找了吴稚晖和李石曾，马上分头去发动中国留法学生紧急行动。就在6月28日和约签字这一天，几百名愤怒的学生突然包围了中国代表团寓所。陆征祥怕再遭受曹、章的下场，终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被迫对巴黎各报发表了正式声明，表示中国代表团为正义、为国家只有拒签和约，以待世界舆论的最后裁判。
虽然巴黎和会在中国代表缺席的情况下，还是由几个大国签订了《凡尔赛条约》，但“五四运动”所提出的全部条件，倒是圆满地画上了一个句号。当我们追溯往事时，无不为当年的爱国学生运动深表敬意。
17
胡适正坐在《每周评论》的编辑部里，也开始烦躁地抽起了烟。当时的编辑部设在南城骡马市大街米市胡同79号，陈独秀被捕后，主编杂志的担子就落在他和李大钊肩上。暑假里，李大钊去了昌黎的五峰山度假，这一期刊物就轮到他主编 他的对面坐着罗家伦，这几天罗家伦在为杜威做翻译，空下来就跟着他四处乱跑。
胡适碰到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他曾发誓二十年不谈政治，但今天看来要破例 他翻开前几期杂志，发现四月的《每周评论》发表了《共产党宣言》（摘译）。五月的《新青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专号”，又发表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他终于有点不满地叹息了一声：
“仲甫和守常色彩过于左倾，现在两份杂志都成了‘主义派’的天下啦！”
罗家伦因空下来常去安福俱乐部打探消息，也向先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情报：
“现在连王揖唐也在高谈社会主义了，前几天安福系的报纸和日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这位安福系首领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他们还设立了‘民生主义研究会’，如果守常先生听了不知会如何感叹呢！”
胡适轻蔑地摇摇头，说：“由此可见‘主义派’的荒诞了，王揖唐的表演还不够给我们一个教训 看来我也要谈点政治 ”
虽然胡适不便与罗家伦明说，但心里对“五四运动”始终有点耿耿于怀。这场学生运动毕竟太政治化了，口号满天飞，许多学生领袖也萌发出狂热的政治欲望，开始频繁地与各大党派接触。表面上看，全国一下涌现出了几百份白话报刊，通过论辩和传播，白话文运动好像还得到了普及。但事实上他倡导的文学革命和学术革命已完全变了味。既然无法避免谈政治，那就谈点针对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基本问题吧。再说他的导师杜威也批评他对国事不够热情，在演讲时一再赞美“五四运动”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看来他是要谈点与众不同的见解了，不过那是英美派自由知识分子的民主政治。
胡适用手扶了一下眼镜说：“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我主张一个一个地研究问题，一点一滴地解决问题。”
罗家伦忍不住问：“这不是杜威的实用哲学 ”
他给杜威当了几天速记员，对那次《思想的派别》的演讲还记忆犹新。
胡适眯着眼睛说：“也可以这样说，我们倡导新文化运动有两大任务，破坏和建设。仲甫他们看来是要一味破坏下去了，建设的任务只有我来承担 我准备围绕问题和主义写一篇文章，也算是谈政治的开端吧。”
这天夜里，胡适闭门谢客，为《每周评论》写下了那篇著名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从此引发了一场不小的论战。
虽然胡适并不赞成李大钊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但他文章抨击的对象主要是安福系。他的最初目的显然是要与王揖唐之流的“社会主义”划清界限。还有，他认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的政客利用。“五四运动”后学生一登上政治舞台，安福系和研究系的政客，都开始制定了拉拢北大学生的策略。所以，胡适在文章中指出：
现在连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
教训 什么教训 这可分三层说：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
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
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
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
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元耻
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
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 罗兰
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
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这三条合起来看，可以看出“主义”的性质。比如“社会主义”一个
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
社会主义不同；决不是这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
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
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
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
险
我再举现在人人嘴里挂着的“过激主义”做一个例：现在中国有几个
人知道这一名词做何意义？但是大家都痛恨痛骂“过激主义”，内务部下
令严防“过激主义”，曹锟也行文严禁“过激主义”，卢永祥也出示查禁
“过激主义”。前两个月，北京有几个老官僚在酒席上叹气，说“不好了，
过激派到了中国 ”前两天有一个小官僚，看见我写的一把扇子，大诧
异道，“这不是过激党胡适 ”哈哈，这就是“主义”的用处！
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现在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
“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
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
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
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