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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一书中说：
当我要求精神病患者将他有关某种主题所曾发生过的意念、想法统统告诉我时，就自然而然地牵涉到他们的梦。这就使我联想到，梦应该可以成为由某种病态意念追溯至昔日回忆间的桥梁。接着，我又进一步认识到，可以将精神病患者的梦当作一种症状，然后利用对这些梦的解释来追溯病者的病源，从而实现对患者的治疗。（见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第二章《梦的解析方法》
弗洛伊德在医疗实践中得出的结论同他在自我分析中所得出的结论相辅相成，使他决心把自我分析的重点转向对自己的梦的分析工作上。
弗洛伊德一向重视本人的亲身实践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人类精神生活既然以深藏于人类心理内层的潜意识为基础，为了深入了解潜意识的活动规律就非要通过亲自实践不可。在某种意义上说，自己才是本人心理活动之最直接的见证人。
所以，在确认了梦的分析的重要意义之后，弗洛伊德毫不犹疑地着手分析自己的梦，并把这种分析看作是自我分析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梦的解析》一书的第一版序言中，弗洛伊德说：
在阅读本书时，大家自然会明白为什么那些刊载于文献上的或来源不明的梦都不能加以利用。只有本人以及那些接受我的精神治疗的患者的梦才有资格被我选用。但我基本上放弃病人的梦不用，因为他们的梦的形成程序被神经质疾病的某些特征掺入了一些不必要的混杂成分。不过，在发表自己的梦时，我又不可避免地要将许多私人精神生活的秘密呈露于众人之前——这显然超出了我的意愿。或者可以说，它超出了任何科学家发表其论述时所应该做的范围。这是我的苦恼，但却是必要的；与其完全舍弃提供这心理学发现的证据，我宁可选择后者。
这又一次表明弗洛伊德在任何时候都准备为科学真理而作出必要的牺牲精神。在他看来，当科学真理的根本利益同个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绝不容许有任何调和的余地，更不能容忍让科学真理屈从于个人利益和个人偏见。
弗洛伊德对梦的兴趣，可以一直追溯到他的孩童时期。弗洛伊德自小就是一个很好的作梦者。甚至在很小的时候，弗洛伊德除了细心玩味他自己作过的梦以外，还把它们记录下来。他和玛莎订婚以后两星期，就在信上对玛莎说：“我有许多难以驾驭的梦，我从来就不曾梦见日间心思所属的事情。在梦里出现的，总是那些在日间稍纵即逝的事务。”这一点，后来成了他的关于梦的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年之后，他又在信中提到他的一个快乐的梦景。他说，他把这个梦写成笔记，笔记中叙述了梦中的旅行。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弗洛伊德一直是很看重梦在心里活动中的地位。
在有案可稽的诸病例中，弗洛伊德所做的第一个梦的分析，是布洛伊尔的侄儿爱弥尔·考夫曼的梦，那是一八九五年三月四日的事。弗洛伊德把它拿来和他所治疗的弗莱斯的一个病人的幻梦性精神病相比，认为其中愿望的实现这一点，两者是一样的。那个梦后来编入《梦的解析》一书中。这个梦是一个懒惰的医生做的，那个医生为了省得起床，梦见他已经在医院中上班了。这是第一个用来说明“梦是愿望的实现”这个原理的梦例。
在《梦的解析》一书中，弗洛伊德说：“梦，并不是空穴来风，不是毫无意义的，不是荒谬的，也不是部分昏睡、部分清醒的意义的产物，它完全是有意义的精神现象。实际上，它是一种愿望的达成，它可以说是一种清醒状态精神活动的延续，它是高度错综复杂的理智活动的产物。”（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第三章。）
弗洛伊德以自己的梦作例子来说明这个原理。他说，他在年轻时，经常作一些“愿望达成”的梦。例如，年轻时，由于经常工作到深夜，早上就很不愿意起床，他真想多睡一些。“因此，清晨时，我经常梦到我已起床梳洗，而不再以未能起床而焦急，也因此使我能继续酣睡。”弗洛伊德就是在谈到自己的这个梦例时，进一步引述上面提到的那个“贪睡的医生的梦”的。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是这样引述的：
一个与我同样贪睡的医院同事也有过同样的梦，而且他的梦显得更荒谬、更有趣。他租了一间离医院不远的房间，每天清晨在一定的时刻女房东就会叫他起床。有天早上，这家伙睡得正甜时，那个女房东又来敲门。她喊道：“裴皮先生，起床吧！该上医院了”。于是，他作了一个如下的梦：他正躺在医院某个病房的床上，有两张病历表挂在他床头，上面写着“裴皮·M，医科学生，二十二岁。”事后，他坦率的承认这梦的动机，无非是贪睡罢了。（同上书）
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一书中，引了自己的和别人的大量梦例，说明“梦是愿望达成”的原理。例如，他举这样一个例子：“一位年轻女人由于终年在隔离病房内，照顾她那患传染病的小孩，而很久未能参加社交活动。她曾作了个梦，梦见她儿子康复，她与一大群包括道特、鲍格特、普雷弗特以及其他作家在内的人一起，这些人均对她十分友善亲切。在梦里，这些人的面貌完全与她所收藏的画像一样。……”（同上书）
弗洛伊德为了说明梦的上述特征，建议人们进一步回忆自己在孩童时期的梦，或考查自己的儿女的梦。因为在他看来，小孩子的心灵活动较为单纯，所以作的梦就比成人的梦更简单，因而就更能生动地表现“愿望达成”的道理。而且，弗洛伊德还说：“就象我们研究低等动物的构造发育以了解高等动物的构造一样，我们应该多多探讨儿童心理学，以了解成人的心理。”小孩子的梦，往往是很简单的“愿望达成”。例如，一八九六年夏，弗洛伊德举家到荷尔斯塔待远足时，他的八岁半小女儿作了一个典型的“愿望达成”的梦。
事情是这样的：在这次远足中，弗洛伊德带着邻居一个十二岁的小男孩爱弥尔同行。这小男孩文质彬彬，颇有一点小绅士的派头，相当赢得弗洛伊德小女儿的欢心。次晨，小女儿告诉弗洛伊德说：“爸爸，我梦见爱弥尔是我们家庭的一员，他称你们‘爸爸’、‘妈妈’，而且与我们家男孩子一起睡在大卧铺内。不久，妈妈进来，把一大把用蓝色、绿色纸包的巧克力棒棒糖，丢到我们床底下。”
弗洛伊德关于“梦是愿望的达成”的原理是他论证潜意识活动规律的重要证据，也是他对梦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第一个重要结论。正是这一结论把他同以前一切关于梦的反科学“理论”区分开来。因此，在这里有必要简略地说明弗洛伊德得出这个结论的过程。
一八九五年夏，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法治疗一位与他素有交情的女病人。由于弗洛伊德一家人都与女病人及其家人有过密切的来往，所以，这次治疗给弗洛伊德带来了沉重的精神负担。这种负担主要表现在他怕治不好病，他担心，万一治不好，可能会影响两家的友谊。结果，治疗效果确实不太好。
有一天，弗洛伊德的同事奥多医生拜访了这位女患者——伊玛的邻居，回来后与弗洛伊德谈起伊玛的情况。奥多说：“她看来似乎好一些，但仍不见有多大起色。”那种语气听来就犹如指责弗洛伊德没尽到责任。弗洛伊德猜想，一定是那些最初就不赞成伊玛找弗洛伊德治病的亲戚们，又向奥多说了弗洛伊德的坏话。但这种不如意的事，当时弗洛伊德并不介意，同时也未再向他人提起。只是在当天晚上，在甚感委曲的情绪下，他振笔疾书，把伊玛的整个治疗过程详写一遍，寄给他的一位同事M医生。当时，M医生还算得上是精神病治疗的一位权威。弗洛伊德的动机是想让M医生知道，他的医疗究竟有没有使人非议之处。就在当天晚上，即一八九五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七月二十四日之夜，弗洛伊德作了一场梦。第二天清早起床，弗洛伊德立即把想起的梦境记录下来。
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一书中，用将近一万字的篇幅叙述了这场梦，并逐一作了分析和说明。
通过分析，弗洛伊德发掘出隐藏他的精神世界内部的一贯意向，那也就是弗洛伊德所以做这个梦的动机。弗洛伊德说：“这梦达成了我几个愿望，而这些都是由前一个晚上奥多告诉我的话，以及我想记录下整个临床病历所引起的。整个梦的结果，就在于表示伊玛之所以今日仍活受罪，并不是我的错，而应该归咎于奥多。由于奥多告诉我，伊玛并未痊愈，而恼了我，我就用这个梦来嫁祸于他。这梦得以利用其他一些原因来使我自己解除了对伊玛的歉疚，这梦呈现了一些我心里所希望存在的状况。所以，我可以说‘梦的内容是在于愿望的达成，其动机在于某种愿望。’”
弗洛伊德很重视这场梦所表现出来的内容、形式及其与主观的内在愿望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这场梦所呈现的上述关系具有普遍的意义。因此，在一九零零年七月十二日写给弗莱斯的信中，弗洛伊德把这个梦及其解析看作是他“揭穿梦的秘密”的“开端”，并半玩笑地说，有必要为“伊玛的注射”之梦的解析立一个大理石的纪念碑。
确实，就在完成了对“伊玛的注射”的梦的分析之后，弗洛伊德决心沿着这条结论的方向进一步深入研究心理学。就在那年夏天，弗洛伊德到柏林拜访弗莱斯，兴致勃勃地提出了“科学心理学研究计划”。
在这里，他把两种根本不同的心理过程分为原发性和继续性两种。他认为，在梦中，原发性心理占据重要部分。这时候，在正常状况下抑制着原发性心理的“自我”处于相对沉寂状态。所以，原发性的心理才得以冲破“自我”的监视而自由地活动起来。弗洛伊德指出，“自我的相对沉寂”不同于“绝对沉寂”或“完全沉寂”。如果“自我”真的处于完全沉寂状态，睡眠时反而不会有梦。往往是在“自我”既要休息、又得不到完全休息的时候，即“自我”处于浑浑噩噩、懵懵懂懂状态的时候，被“自残’压制下的原发性心理，即“潜意识”或“下意识”，才开始活动，因而产生了梦。
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弗洛伊德已把他在《歇斯底里研究》中所获得的成果应用于梦的分析中。他在《歇斯底里研究》中所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也即精神分析学的中心理论，乃是关于潜意识的存在的观点。依据这种观点，人的精神分为三个层面：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有时也称为“下意识”或无意识”。）
弗洛伊德认为，意识是人的心理状态的最高形式。用通俗的话来说，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