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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的德文原版本来题为《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弗洛伊德在这本书中所采用的素材，是为大家所熟悉的。任何一个人，在看这本书的时候，自始至终都会感到其中所举的例子都是自己经历过的。因此，这本书的材料更具客观性，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所以，在弗洛伊德为一般读者所写的介绍性文章里，他有时把这本书中重点分析的错失行为看得比梦的解析还重要。在他看来，梦境的追索虽然人人都可以作，但往往牵涉许多复杂的心理机制和程序，也带有更多的虚幻性，有时难免陷于晦涩。
此外，在这本书中，弗洛伊德还展示了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决定论思想。弗洛伊德肯定万事万物，包括人的心理活动在内，都遵循着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是，他和当时许多自然科学家一样（特别是和他的老师赫尔姆霍兹一样）受到严重的机械唯物论思想的影响。因此，当他肯定事物的客观规律性的时候，就把必然性绝对化，完全否定偶然性的存在。这就使他犯了决定论的错误，并最终导致命定论、宿命论。
这本书的写作和发表，并非偶然。是《梦的解析》的自然延续。其实，就在弗洛伊德撰写《梦的解析》一书的时候，他已经同时地注意到日常心理的活动规律。在《梦的解析》的最后一章《梦的程序心理》中，弗洛伊德已经较为深入地触及到“遗忘”的问题以及潜抑的问题。一八九八年，弗洛伊德还发表了《论遗忘的心理机制》，进一步深入地研究日常生活中的“遗忘”问题。《日常生活中的心理分析》这本书从一开始就继续论述《论遗忘的心理机制》一文中的论点，继续探索“遗忘”问题。
和一切有成就的科学家一样，弗洛伊德始终很重视实践中提出的问题。他往往从现实生活现象中得到启示，深入思索问题。他说：“我曾经对一般常见的熟名遗忘进一步作心理学上的分析，并且从我所注意到的许多例子中得出一个结论，即记忆方面的这种在一般人看来是最常见又不很重要的心理功能上的错失，实际上存在着远比普通见解更深刻得多的心理学上的根源。”弗洛伊德同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恰恰就是能抓住这些最常见、最普通的现象，然后进行追根究底的研究，正如他自己所说，“经由对某些特别的情形的观察，我进而对暂时性的遗忘现象作了一次绞尽脑汁的检视”。“在这些努力中，我发现不只是‘遗忘’，而且还有假的‘忆起’（即某人在努力要想起被遗忘的名字时，却想起了别的名字来），也是包含着极其深刻的心理学上的根源……我以为，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是由于心理机制方面的反复无常，实则是遵循着一条合理合法的途径得出的结果。”
在一次从杜布罗夫尼克市往南的旅途中，弗洛伊德同一位陌生人同坐在一辆车上。他们谈起了意大利的风光，谈起一八九六年夏弗洛伊德在意大利作的一次愉快的旅行。当弗洛伊德谈到他的意大利旅行生活时，他想起奥尔维多大教堂顶端的那幅美丽动人的壁画《最后的审判》，但就是想不起那幅名画的作者辛诺雷里的真实名字。当他绞尽脑汁要想起辛诺雷里的名字时，他偏偏想起意大利另外两名著名画家：波提切里与波查菲奥。当时，弗洛伊德的意识是很清醒的。他马上知道，波提切里和波查菲奥都不是《最后的审判》的作者。他的旅伴提醒他说，那是辛诺雷里的作品，弗洛伊德立即地和毫无迟疑地认定了这个名字是正确的。
这个遗忘现象，马上引起了弗洛伊德的注意。弗洛伊德说：“辛诺雷里这个名字之所以被遗忘，既不是由于它在字面结构方面有什么奇特之处，也不是因为这个字所出现的地方有什么特殊的心理学上的特征。对我来说，这个被遗忘的名字（即辛诺雷里）是和波提切里一样熟悉，而且，它甚至比第二个代之而起的名字波查菲奥更熟悉。对于波查菲奥，我顶多只知道他是一个属于米兰学派的艺术家。”
由此可见，弗洛伊德在此时此地所发生的遗忘现象，似乎是很不合乎情理的。为什么一个很熟悉的名字会突然忘记呢？为什么在绞尽脑汁回想被突然遗忘的熟悉名字时，反而冒出另一个不太熟悉的名字呢？
为了探索这个奇怪的心理活动的出现根源，弗洛伊德冷静地进行自我分析，细致地追忆了当时谈话的背景，详细地搜索自己在谈话前后的心理活动踪迹。
为便于读者了解弗洛伊德对此一现象的分析过程，我先把与此有关的德文原文排列如下：
Signorelli Botticelli Boltraffio
（辛诺雷里） （波提切里） （波查菲奥）
Herzegovina Bosnia Trafoi
（黑尔兹哥维那） （波希尼亚） （特拉伏伊）
Herr
（德文“先生”）
发生这次遗忘现象的时候，弗洛伊德正坐在一辆马车上，和一位陌生人从拉古沙（Ragusa）经达尔马希亚（Dalmatin）到黑尔兹哥维那（Herzegovina）去。他们一边坐车，一边谈话，话题转到意大利的旅游生活。这时弗洛伊德问自己的旅伴有否看过《最后的审判》那幅名画？
经分析，发现遗忘的机制确实遵循一条客观的规律。在转到这个话题以前，弗洛伊德还同他的旅伴谈论波希尼亚（Bosnia）和黑尔兹哥维那的土耳其人的风俗习惯。这些土耳其人都信天命。弗洛伊德对那位旅伴说道，他在那里认识的一位医生曾经告诉他，当地的土耳其人对医生的诊断绝对服从，并把这些诊断看作是一种无可违抗、难以逃脱的命运。所以，每当医生诊断完了以后，土耳其人都会说：“先生（德文是Herr），我还能说些什么呢？听天由命吧！”
弗洛伊德发现，在Bosnia，Herzegovina和Herr这几个字之间有一种偶然的字面联系。但如果仅仅有这些联系，还不能使弗洛伊德只想起Botticelli和Boltraffio，而想不起Signorel li这个字。
弗洛伊德还回想起，在他谈论土耳其人的习惯时，当他的话还没说完以前，就已在脑中迫不及待地想说另一件事，但由于这件事与“性”有关，弗洛伊德不好意思露骨地同一个陌生人谈论“性”的问题，所以，他不由得暂时地缩回这个念头。弗洛伊德内心深处的这一潜伏的思路变化，又使他内心不由自主地勾引出数周前在特拉伏伊（Trafoi）遇到的一件事，即他听到自己所诊治的一位病人因“性不调”症而死亡。弗洛伊德在分析中认为，在这次旅途谈话中，他的思路只联想到波希尼亚土耳其人有关“性”的习俗，并没有有意地联想特拉伏伊（Trafoi）所遇到的事，但由于冒出的Boltraffio同tr afoi有相似的字面结构（指前一个字的字尾结构——traffio 和Trafoi之间的近似），所以，弗洛伊德断定：在他同那位旅伴谈话时，当他内心想说土耳其人“性”习俗而又没敢说出时，他的潜意识中储藏着的、数周前在Trafoi遇到的“性”病病例又暗自活跃起来了。这就是为什么当他要说《最后的审判》的时候，冒出了一位在平时并不很熟悉的Boltraffio这个名字来。
弗洛伊德认为，这里不仅反映了潜意识的存在，而且也表明“潜抑”的存在。
上面所提到的那件发生于Trafoi的“性”病例，是弗洛伊德数周来一直不愿提起的事情。因为他自己曾费尽心力为那位患“性不调”的病人作过治疗，但结果那位病人还是不治而亡。这在弗洛伊德的心中引起了很不愉快的感情，所以，在这次赴黑尔兹哥维那的途中，弗洛伊德一点也不想回忆Traf oi遇到的事。问题恰恰就在于他有意要加以遗忘的事（在traf oi听到的那件不愉快的“性不调”病例）突然冒出来了，而他不想忘掉的事（《最后的审判》的作者出Signorelli）却偏偏遗忘了。
弗洛伊德认为，Signorelli这个名字的遗忘是一种“偶发的事件”。这一偶发事件的发生是由于在这次谈话中，弗洛伊德心中的一种动机（即不愿与陌生人谈“性”事）切断了他的思路（即谈论土耳其人的风俗）中各个观念的联系，接着，他又有意地想把与“性”有关的观念统统赶出“意识界”。他的这些思路变化使潜意识中一向受到潜抑的东西承受更大的压力，因而也使它们暗自活跃起来。因此，当弗洛伊德要谈论Signorelli的时候，这些早已暗自活动的潜意识就借着意识界中出现过的Bosnia、Herzegovina、Herr、Trafoi等字眼，化装成Botticelli和Boltraffio的字面形式而强行表现出来了。
在这里，Signorelli这个字被分割成两个部分。前一部分与德文Herr的英译字Sir（因为在同他的旅伴谈话时，弗洛伊德是把自己的思维中的德语译成英语后表达出来的）有关，后一部分和Botticelli的后半部结构相近。
弗洛伊德说：“我认为关于波希尼亚土耳其人风俗等这条思路，阻挠了紧接而来的思路，因为我的注意力在那后来的思绪尚未结束之前，就已经溜了出来，想要联想到我记忆中的另一件逸闻上去：此地的土耳其人，把性的欢乐视为最宝贵的事情，因此，每遇性不调时……往往会对医生说：‘你知道，先生（Herr），性那个东西停止了，生命就没有什么意义的了。’我当时忍住了，没能把这个特色说出来，因为我不愿意和陌生人谈论这样露骨的话题……我把注意力引离了那个可能和‘死亡与性’的问题发生关联的思维。”
弗洛伊德认为，在谈话中，一直被潜抑的主题——死亡与性可以联带地控制住我们所要说的名字，因而把它一起潜抑下去。而被潜抑的因素又“在不断地努力着找出口”，因而它可能会借助意识界中曾经活跃的因素而“转移”出去，冒了出来。弗洛伊德把这类遗忘现象简单地称为“新的话题为先前的话题所阻”。
当然，弗洛伊德说，在谈话中，那些被潜抑的因素不一定都会成功地借助意识中的某些有关联的因素而冒现出来。这也就是说，在很多情况下，潜抑往往是成功的。
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是否有借着意识中的代用名字而表现出来，似乎与两个因素有关：第一，注意力；第二，附着于心理上的内在决定因素。
在分析了专有名词的遗忘之后，弗洛伊德又分析了外国字的遗忘。这对大多数正在学习外文的青年学生来说，显然是有指导意义的。
有一年夏天，弗洛伊德在出发旅游途中遇到一位老朋友。这两位犹太人很自然地谈论起犹太人的遭遇，这位朋友深感怀才不遇。他以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著名诗句来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