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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社会阶段的分法，是非常粗疏简单的。在任何社会发展阶段，都需要能人治事。贵族要是不能干，或不重用能干的人，就会被淘汰。特别是中国传统社会，相对欧洲更是平民化，缺乏贵族传统，科举考试的理想还是“选贤与能”，而非品评家门。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竞争的门户更是大开。比如卡内基不过是个穷困的移民，登陆美国后马上成为社会底层的童工。但他靠自己的能力，最终成为世界最富的人。这些都体现了“智本主义”的原则。不过，在前两个社会阶段，能人从底层崛起还是受到种种限制，需要突破既有的制度框架。真正出头的，还是能人中的极少数，是例外而非常规。所谓“智本主义社会”，则创造了制度化的渠道，把能力作为唯一的指标来衡量一个人。比如常青藤，即使到了20世纪上半期，还是被白人社会精英垄断，别的阶层根本无法和这一统治阶级进行公平竞争。如今则不同了。你若是没有能力，几乎什么血统和财富也无法把你送到常青藤里。你如果有能力，哪怕你是中国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孩子，哈佛也会一年花4万多美元请你去读书。这种现象，只有在“智本主义社会”才会普遍地、常规地发生。
下面的《钱再也挡不住你的孩子进常青藤》一文，介绍的就是这种“智本主义社会”如何围绕着常青藤创造了一整套制度化的渠道，不问贫富地把最高智商的人收罗殆尽。你有钱未必进得了常青藤，但有智无钱者却能捷足先登。这其实也反映了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逻辑：对高素质的人追加教育投资，会产生极大的经济回报。比如比尔·盖茨如果生在中国农村，说不定就是个马加爵，甚至根本不可能上大学。但这样的人如果生在21世纪的美国贫困家庭，哈佛会一年拿出4万多美元请他去读书。算算账就明白：白请人家来读书，4年下来也不过19万美元。回报是什么呢？看看比尔·盖茨所拥有的财富，超过了1千亿美元。他即使是不行善，一生靠交税也会回馈社会几百亿。如果你在股市上19万的投资有这样的回报前景，你即使冒着巨大的风险也愿意去试试。相反，一个素质平庸的富家子弟，你在他身上不管投几百万、几千万，他也不会胜任复杂的工作，甚至难以完成高水平的学业。这种没有赢利前景的投资，谁也不会干。所以，即使富人有的是钱想送自己不争气的孩子进哈佛，哈佛也会不要，宁愿自己投资把位置留给潜在的比尔·盖茨们。
基于同样的原则，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孩子和常青藤的距离越来越近。美国一流大学录取中国学生的比例和绝对人数每年都在提高，而且经济因素也越来越不成为读常青藤的障碍（其实经济因素对中国学生而言几乎从来不是个障碍，因为他们基本都拿了全奖）。在哈佛、耶鲁这种学校，对家庭年收入在6万美元以下的学生一概免费。最近两校又提出新政，对家庭年收入达到18万甚至20万美元之巨的家庭，收费封顶，保证这些家庭最多只用年收入的十分之一来支付教育费用。美国高等教育界的人士预计：用不了多久，家庭年收入20万以下的家庭，上常青藤就会免费（包括生活费）。可见，上常青藤再不会是个经济问题，而是个能力问题。所以，我才敦促中国的家长要让孩子“一岁就上常青藤”。早期教育的成功，可以使你在一贫如洗的情况下把孩子推向世界的顶峰。
综上所述，在“智本主义社会”，家长能给孩子留下的最大的遗产不是资本，而是“智本”。接下来我们必须面对的是：这个“智本”是什么？能否被家长从孩子身上人为地创造出来？围绕着这些问题学术界还有许多争议。我将重点介绍十几年前轰动美国的智商研究名著《钟曲线》中所阐述的“智商决定论”的观点。从这一“智商决定论”的角度看，人一生的成败，甚至收入水平，都和其智商密切相关。美国大学的“高考”，即SAT（学术能力测验），基本也可以换算成智商。不过，许多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学家都对此说提出批评，强调智商除了遗传基因的生理层面外，还有其社会层面。智商的高低会受后天环境的影响。而且智商本身也并不一定能决定人的成功。一个人的其他素质，比如品格、动机、意志、价值观念等等，往往比智商更关键。智商甚高但一事无成的人也比比皆是。难怪有许多人在智商之外提出“情商”的观念。看看常青藤大学的录取标准就知道，SAT只是标准之一。除此以外，录取官员还要看申请者的其他因素，如参加社会服务的经历、对付重大人生挑战的能力等等。说智商决定一切，不如说素质决定一切。这种素质所界定的范围，当然比智商要宽泛得多。
在下面的讨论中，我试图达到一种平衡：一方面以素质取代智商作为教育的目标，强调智商以外的“文化行为”的重要性；一方面也试图界定在素质这个宽泛的概念中，智商究竟有多重要。接下来，我还将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如果由遗传基因所决定的智商是无法改变的的话，在这一外在限制之下，家长还能做些什么来提高孩子的素质？《智力开发能造就神童吗》一文重点讨论智力开发和智商的关系，《怎样培养白领》则讨论的是培养人的行为规范或者所谓“文化行为”的问题。接下来的篇章则介绍了美国近几年在这些方面的教育实践、成果以及面临的问题。
在通过具体章节展开这些论述之前，我有必要把智商理论的来源、基本概念及其运用乃至所面临的问题做一个概略性的介绍。
智商学说的演进
现代智商理论起源于Sir Francis Galton所创立的优生学。Galton于1822年生于英国伯明翰边上的一个村庄，其家族人才辈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他的表兄达尔文。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强调智力基因的遗传是人类进化并有别于其他物种的关键。Galton不仅接受了这一理论，而且受到其“优异”家族传统的刺激，认为遗传因素不仅决定了人类和其他物种的不同，也决定了人类彼此之间的差异。1869年，即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10年后，他出版了《遗传天才》（Hereditary Genius）。在书中，他利用英国一些大家族作为自己的主要数据资料，试图证明家族中遗传的各种智力因素塑造了人的成功。达尔文评论说，在读此书以前，他一直认为人类本身之间在智力上并没有太大差异，差别主要在于工作的热情和努力方面。两年后，达尔文出版了《人类的来由》，在几处引用了Galton的著作。1883年，Galton出版了《对人类能力的探求》（Inquiries into Human Faculty），提出了通过控制遗传因素来改进人种质量的理论，并第一次使用了“优生学”的概念。
Galton最大的贡献之一，在于把诸如“聪明”这类描述性的品质进行量化研究，由此证明不仅某些人比另外一些人聪明，而且聪明的种类各有不同。他最先尝试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实证资料，创建了心理测量学（psychometrics）和相关系数（correlation coefficient）的概念，并设计了最早的智能测验。虽然他的测验并不成功，但法国心理学家Alfred Binet很快就发展出新的智力测验法。 1904年，一位前英国军官Charles Spearman则在智力测试中获得了观念上和统计上的突破。他利用相关系数的理论发现，如果一个人在某一种智力测试上表现良好，往往就在另一种智力测试中也很突出。虽然不同的测试旨在衡量人在各种不同方面的能力，但一个人某方面能力突出，在另一方面的能力也突出。这种相关性可以用测试的数据资料准确、规则地证实。由此，Spearman推出了智商理论的“经典学说”：人的各种具体能力，来源于其统一的智力结构，即普遍智力（general intelligence），Spearman将之命名为g。他进一步提出假设：这种g指涉的是人从经验中总结出事物之间的关系并将由此所获得的认识加以运用的能力。比如，把握“丰收”和“产量”两词的相关性，以及一些数字、几何图形之间的相关性，就反映了g的水平。
到了1908年，在欧美发展出了“脑力水平”（mental level）的概念，后来则叫做“脑龄”（mental age），并由此演绎成“智商”（IQ： intelligence quotient）的概念。这一概念开始仅是用来测试一个儿童和同龄人比较的脑力发展程度或者阶段，后来迅速被用于测试一个人的智能水平在特定人口的智能水平中的位置，比如你是属于10％最聪明的人还是90％的庸众。而早在1907年，美军就在征兵时运用了类似的智力测试。1916年，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Lewis Terman对Alfred Binet的智商测试法进行了修正和完善，创造了所谓Stanford…Binet IQ，集中检测语言和数量推理以及记忆能力，使测验的分数和学生的课堂表现有密切的相关性。这也是流行至今的现代智商测试的基础。
可惜，这一时代正好赶上美国“镀金时代”结束、经济泡沫破灭。同时，这也是移民大量涌入美国的时代。于是，美国公众本能地把经济危机的怒火转嫁到移民身上。智商研究也被迅速政治化。上世纪20年代初，众议院移民委员会特别任命了优生学官员，力图通过选择最优秀的移民来保证美国人口的智商水平。普林斯顿的一位助理教授Carl C。 Brigham出版了《美国智力研究》 （A Study of American Intelligence） ，运用美军在“一战”中智力测试的数据证明：东欧、南欧的移民智力水平比较低，所以美国主要应该吸收北欧的移民。而H。H。 Goddard的研究则更离谱儿。他得出的结论是：犹太人和其他移民智能较低！事实上，在整个20世纪，犹太人的教育和学术成就都是美国白人中最高的。著名的专栏作家李普曼（Young Walter Lippmann） 在1922～1923年间和奠定了Stanford…Binet IQ体系的Lewis Terman在《新共和》（New Republic）上展开了激烈辩论。李普曼强调，人类的才能太多元了，根本无法用一个简单的测试来衡量。智商测试中的心理计量法，总是强调某种能力而忽视另外一些能力，最后只能得出有偏见的结论。当然，后来希特勒的日耳曼种族优越论，日本人在种族竞争中用活人做的种种优生学的试验，都直接间接地使智商理论蒙羞。
然而，这一切都未能阻挡智商研究和测试的发展。特别是“二战”的爆发，更是刺激了各种智商测试的发展，并把这些测试用于筛选军事人员。比如，日本人偷袭珍珠港后，美国卷入太平洋战场，却对日本、中国没有基本的了解。于是，军方通过一些简单的智商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