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是八字门口，也就是门廊外左右是八字形的斜坡撇出来的，高台阶一阶一阶地越走越宽，左右都是空场，可以停车停轿子。原来门口对面有一个大影壁，你待会儿到那饭馆里看看，后厨房有一个高坎儿，就是当年影壁的底座。我对他说：那当年这宅子可是真够大的。他立刻回应我：赶情！照现在说他得是个部长吧，能和咱老百姓住一样的房子？再说了，他对咱们国家的法律有多大的功劳，不该住这样的房子吗？他死以后，后来的人就不行了，把房子卖一个倒大烟的，最后让政府给没收了。这好地方也得分人住！说着，他指着墙东边一块写着“沈家本故居”的牌子，又对我说：这几年才想起立这么块牌子了，以前根本没有想起人家，哪儿有什么人来看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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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碧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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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爷的话让我对他生出敬意。他说得没错，如今泛滥的清宫戏，那段历史显得离我们并不远似的。不过，在清末人物中，人们现在只知道慈禧和刘罗锅了；在民国人物中，记住沈家本的人就更不多。去年，北大教授李贵连先生出版《沈家本传》，是本非常值得看的书，我猜卖得肯定没有明星传记好。想当年，虽然沈家本没有给袁世凯面子，但他死后袁世凯还是为他的墓碑敬重题了词：法学匡时为国重，高名垂爱以书传。老袁尚能如此，我们怎么也应该比他做得更好吧？
记住一个人，有时并不容易。但是，真的要忘记一个人，就那么容易吗？尤其这个人为历史的发展与创造做出过特别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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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筠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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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黑锁挂在杨公祠山门上，玻璃门窗后的布帘挡得很严实，趴在窗前，什么也看不见。门额被青灰涂抹，上面应该是“杨椒山先生故宅”几个大字，达智桥胡同12号的门牌很清楚，山门的右边有块写着“杨椒山故居”的汉白玉牌子，1984年立的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走过来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年轻的姑娘，都是外地人，看我站在那里端详大门，很好奇地看我。我问他们知道现在什么人住在这里面吗？他们说我们呀。怎么这么巧？我忙说能让我进去看看吗？小伙子很痛快地从兜里掏出钥匙打开了门，让我跟着他走了进去，才发现山门已经变成了一间小屋，半间屋子放着一张木板搭成了床铺，另一半屋子堆放着凌乱的东西。窗户和门都用布或报纸遮挡着，四周幽暗一片，但从里面看，小窗和墙顶是以前的样子，山门前后两扇大门的痕迹还在。主人在附近做些小买卖，他告诉我是从街道办事处那里租的，以前这里是个小卖部。
我告诉他这里是杨椒山的故居，他们似乎对杨椒山这个名字有些陌生，我问他们：明朝的大奸臣严嵩知道吗？他点点头。我接着对他说：杨椒山就和是严嵩斗的大忠臣，宁死不屈，你们住在这儿可沾着他的仙气儿呢！他惊讶地说：是吗？我听出他的口音是河北的，告诉他们：杨椒山是河北容城人，和你们是老乡呢。他们高兴地说：真的呀！
走出山门，又愣愣地站在那里看了半天，然后拐进旁边一个小门，里面是一条窄长的夹道。靠西开着一扇铁门，正好从门后探出一个人来，心想进这扇铁门里面就是杨公祠的山门里面的祠堂，忙上前打听。他告诉我都住着人家了，你进院子里面再看看吧，没有打算让我进去的意思。我只好往里走，西边是一整面磨砖对缝的青砖墙，足有十多米长，尖尖的屋脊把高高的影子沉沉的压下来，如果判断没错的话，这就应该是杨公祠的景贤堂。我不甘心，回头指着墙问他：这屋子可真够宽的，院里面有屋子的后门吗？他一拍手，招呼我：干脆，你进来自己看看吧，平常我是不让人进的。
忙乐不迭的跟他进了屋，果然是景贤堂。高高的房顶已经看不见檩和柁，磨上了灰顶。但怀抱粗的圆柱，虽然都涂上鲜艳的红漆，依然是原来的。正堂呈正方形，前后各有四个圆柱，间距大约有3米，可以看出外面的廊檐非常宽，现在接出来成了屋子。最让我兴奋的，是发现两侧墙上居然保存完好5面碑刻，仔细看看，除一面是崇祯十六年的，其余四面是清乾隆、嘉庆和光绪年间，景仰杨椒山的后人刻上去的。这屋子很长时间一直是单位占用，这些碑刻才得以保护。那人还带我看看隔出来的一间小屋，地上放着一块断成两截长约两三米的石碑。可惜翻不动，你看不成上面刻的字了。他对我说。我说这已经很感谢你了。
接着往里走，过一个过廊，拐弯的墙上镶嵌着一块汉白玉的牌子，是宣统二年5月立的“松筠庵条规”，规定每年5月17日和8也16日为同乡和科道公祭之日，只准官员士子和医生进，商贾吏役优伶妇女均不得入内、租用或借座请客。自杨椒山在明嘉靖三十三年（1555）死后，他的这个故居就逐渐荒芜，后来变成城隍庙和松筠庵，清乾隆年间才开始设为祠堂，也就是说在杨椒山死后两百年，他才得以如此规模和正式的祭祀。一座废庙，才又香火鼎盛，怎么说，忠臣是不会让人遗忘的。
再往里面走，还有三个院子，最后的只有西房，前两个院里都有正房三间。挨门询问着街坊们，他们众口一词让我找前院住的老太太，她住的时间最长，兴许还了解些情况。前院三间都是老太太的家，那里应该是景贤堂后面的后堂，也有廊檐，也是圆柱，朱红漆如老树的树皮皴裂斑驳，颜色却依然如故。
敲开门，一位个子不高慈眉善目的老人在收拾肉皮，大概是要做肉皮冻，热情放下了手中的活，接待了我。她今年75岁，10岁搬进来，那时，这里有一个和尚和两个看门的，住在她后院，最后的那个院子是堆放杂物的仓库。老太太不清楚杨椒山的名字杨继盛，却熟悉他的号杨椒山。她告诉我，景贤堂原来供奉着杨椒山彩色泥塑像，像两侧有对联（我知道写的是：不与炎黄同一辈，独留清白永千年），像的东边有一座顶到房顶高的石碑，文化大革命让人砸了（我想是刚才看到的那块断成两截的石碑）。景贤堂比后面的房子高出一大截，堂前种的是松树和竹子，堂前堂后都有高高的六阶台阶，台阶两旁有光滑的坡，小孩子常常把它当滑梯玩。她住的这屋子原来供奉祖宗和杨夫人的牌位，有匾在上面（写着“正气锄奸”）。
说起当年，说起杨椒山，老太太很有感情。院里的年轻人不大知道了，老人都知道杨椒山因为给皇帝上疏列数当时的大奸臣严嵩五奸十罪，请求杀之而得罪了这个大奸臣，严嵩先是引诱不成，最后恼羞成怒，把杨椒山拿进大狱，关了三年，严刑拷打，高压威逼，都是不从，450年的秋日，死在严嵩手下。清康熙时的内阁中书乔莱，有诗这样赞美杨椒山：一封早定捐国志，九死难消疾恶肠。这是中华民族一代代来赖以存活下来最难能可贵也是最值得尊敬的气血了。
老太太叹口气说：就和前年告河北贪官李真的那个忠臣，最后被姓李的关进大狱里一样。杨椒山死的时候还不到40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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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筠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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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老太太对我说，原来的院子可大了，你应该到西院看看去，那个亭子还在呢。只是现在都住上人家了，乱得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
我请老人为我描述一下当年的样子，她的眼睛一下子很明亮，她告诉我：我这院子有个月亮门通西院，西院里有对面的东西厢房，中间是有假山石的两个花园，走廊一直沿着东厢房的前面通到后花园，那个亭子就是后花园的西边。我知道，老太太说的那个亭子就是“谏草亭”，是道光年间一个和尚募集来的钱修建的。杨椒山起草疏稿的书房“谏草堂”，应该也在西院，记载奏疏的数十块石刻嵌刻在堂中。
西院真的非常大，格局没有大变，前后花园过廊廊檐上冰裂花样的窗格都还完整的保留着，甚至还能看见当年花园的假山石堆挤在院角，虽都尘埋网封，却好像岁月逝去不远。很容易找到了“谏草亭”，八角的亭子围成了墙，住上了人家，与四周的住户反差很大，像是现实和历史开着一个玩笑。想起清诗人尤侗写下的诗：谏草留遗石，年年化碧痕。拥挤不堪的居住生活，让生存的空间挤压着历史的空间，谏草亭还在，但还能够年年化碧痕吗？
看叶祖孚先生1987年写的文章，他在居民屋中电视和沙发上端的墙上还看到了那些刻有杨椒山谏书的石刻，如今已经不知风云流散何处了。四周更是看不到老太太描述的当年亭前的情景了，杨椒山手植的古槐，还有那些楸树、丁香、毛桃和老海棠树，那些鹅卵石铺就的甬道，那些驴嘴坛子连成的下水道，一一都没有踪影，只有一棵后栽的高大的杨树，伪历史一般地填补着空白。
想起清嘉庆诗人陶澍，当年住校场口五条，出北口一拐弯儿就是杨公祠，想是常来拜谒。陶有《松筠庵拜杨忠愍公遗像》一诗，写得很有感情：一官传舍寄城阴，吊古行人泪不禁。此事先生真有胆，当时阁老是何心？壮怀枉请朱云剑，浩气如闻信国吟。想来灵旗来往夜，西风黄叶满阶深。读罢这样的诗，心里不禁喟然长叹，阁老是永远难以理解先生的心，到也罢了，只是如今的人们多少还能够记住一点儿先生的心呢？更不要说专门前来凭吊的行人去真的为先生流一掬感动或感慨之泪了。时光就是一杯越来越续水而被冲得越来越淡的茶，最初的醇香最终消失在遗忘的风中。灵旗往来之夜，或许会有黄叶满地，却也不是当年的森森古树，而只是后种的那杨树仿古的叶子罢了。
想起杨椒山在大狱中受尽酷刑折磨，临刑之前，有人送他蚺蛇酒，希望能为他减少一些痛苦，他拒绝了，他说：椒山自有胆，何蚺蛇胆为！
想起杨椒山夫人上书皇上请求代丈夫一死，不准之后在杨椒山死的同一天自缢而死，一样的壮烈。难怪后人为她特意编演了一出大戏《鸣凤记》。
也想起当年建“谏草堂”时请来一位布衣雕工临摹杨椒山的真迹，将疏稿刻在碑上，立在亭中，这位倾注情感的无名雕工刻完之后就死在这里。后人有诗赞叹：巉巉片石勒谏疏，孤亭兀立星辰高。
站在这里，无论是杨椒山，还是他的夫人，还是这位雕工，抑或是刚才见到的那位老太太，都让我对他们生出敬意。今年是杨椒山450周年的忌日，是他们牢牢衔接住了450年的历史。
2005年国庆节写毕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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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公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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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法源寺后街找谢叠山祠，一路问了几个人，都不知道。一直快找到了街尾，忽然看见一株高大的老槐树枝条掩映中，有一座破旧不堪的二层木楼，猜想大概就是了。正好从院门急匆匆跑出一个小伙子，便问他这楼是不是谢叠山祠？他摆摆手说：不知道，我大姨在里面，你去问问她。
进了院子，不大，横宽竖窄，一座木楼很突兀地立着，在院子乃至小街四周平房的对比下，鹤立鸡群一般显得很是醒目，可以想象当年它的不同凡响。从一楼的房门里走出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太太，80多岁了，就是那个小伙子的大姨。我问她这楼是谢叠山祠吗？老太太问我你说的这个是人名呀还是地名呀？我告诉她谢叠山是人名，南宋的一个诗人，也是一个将军。老太太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