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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新诗教学对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激发学生对文学的兴趣、热爱汉语起着其他文体难以替代的作用，一定要打破传统的急功近利的观点，将这一环节认真抓起来。此次研讨会将教学、教材编选、诗歌刊物三个领域的代表人士请到一起进行对话，有利于教材编选者听到不同的声音，可以为将来的教材完善提供参考，而来自不同角度的思考和设想对促进诗歌教学将起到建设性的作用。研讨会主持人吴思敬最后总结说，解决新诗教学的问题不是修改几次教材、举行几个会议而一劳永逸的，这只是一个开始，推进新诗教学有待于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是山，而不是高山
■ 格 式
世纪之交，衡山论剑期间，云南诗人雷平阳针对山东诗人孙磊诗写中存在的“弯弯绕”现象，形象地提出了“是山，而不是高山”的诗学命题，其本意就是反对无端修饰，倡导客观呈现，让存在自身出来说话。近年来，我在多种场合详细释解过这一观点，但均因倾听者与言说者的信息不对称，而无法达致彼此音频的共振。
客观，望文生义，就是客之观也，也即世间的万事万物包括人，相互为客，相互设身处地的为对方着想，并且善于站在对方的立场上体察和感受自身的存在。不论是人，还是物，一旦把自身视作“主人”，那些“爱当家”的先人之见，就会纷至沓来。事实上，类似于“高山”这样的先天性笔误（口误），在我们的日常用语中比比皆是，比如“大海”，比如“黑夜”，比如“美丽的花朵”，比如“温暖的阳光”。正因其约定俗成，我们用起来才觉得天经地义；正因其习以为常，我们与他人论辩的时候，也觉得理直气壮，丝毫无心虚之虞。然而，当我们静下心来，咬文嚼字，或者抠字眼，用这两种手段来仔细探察那些手到擒来的习惯用语，就很容易发现，它们似乎都说出了路人皆知的事实（道理），貌似一就是一的废话，实际上却无意识地遮蔽了事物更为真实、更为丰富的存在。从事物命名的本身来看，最初的命名者，也许只是看到了冰山的一角，自以为是窥一斑而见全豹，结果却是一叶障目。其实，约定俗成具有相当强大的惯性，一个诗写者如不时时警觉，如不自觉地予以克服，就会轻易地为惯性所吞噬。去年冬天，我应邀协助安琪校正《中间代诗全集》一书的诗稿。此书收入了老朋友马策的一首诗名叫、《鄂尔多斯》，这是一首无任何毛病的诗，也是一首被韩东等人称许的诗。出于对诗人的热爱，我力主马策拿掉这首诗。马策作为一个新锐的诗歌批评家，对我的提议十分审慎，诚恳地让我细言究竟。我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个题目，谁见了都会想到草原；随便一个诗写者，都会写到蓝天白云。对于这样一个有深厚人文积淀的题材的处理，应该是先解构再建构，方能别开生面。马策对我的“别有用心”，心领神会，立马点头称是，并且紧紧地握住了我的双手。
从上面例举的先天性笔误，大家可能已经得知，无谓地强调，确实损害了存在的客观。它让我们仅仅看到了海之大，而没有叫我们洞察海之深；它让我们仅仅看见了夜之黑，而没有叫我们体察夜之广。强调的发生，有人认为与形容词的使用不当有关，我以为这是天大的误会。实事求是地说，如今的形容词业已失去了形容，具体表现在形容词本身的理性化抑或空心化上，换句话说，就是形容词的容积非常有限，它承载不了更多的事物抑或事物更多的成分与特征，它就像埃及的木乃伊，水分蒸发，或者风干，血肉早已荡然无存。究其原因，还是形容词内部，其语义不断堆积所为。语义的突然坍塌，使形容词失去了形容。这种语言事件所产生的副作用，不容低估。形容词感性的丧失，质感的流散，均与此有瓜葛。当然，并非仅有形容词遭此厄运，其他的词也在劫难逃。比如“果然”，在古代曾经是一种繁殖力非常强的动物，然而在当下，它却变成了一个虚词。这种语言悲剧的发生，再次表明，语义的不断抽空或者喻义的持续累积，均能改变一个词的本来面目。任洪渊先生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大声疾呼，“给名词第一次命名，还动词第一次动力，还原形容词的第一形容，还数词以无穷数，还量词以无限量，让连结词组合新的结构，让前置词把世界置于新的时空。”其时，他已经从存在的层面来看待词语，而不是非非所倡导的那种语感还原，二者探询的方向似乎一致，但彼此抵达问题本相的深度却大相径庭。在我看来，目前激活形容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改变它的词性，即把它当作名词用或者当作动词用。如此，方能将语义糊住的原形清洗出来，方能把多余的语义跟事实不符的语义涮清楚。如此，虚词才能实体化，成为血肉丰满的存在。
让存在自身出来说话，目的就是让诗写者在具体的诗写里，彻底放弃不必要的强调。在过去的文章里，我一直坚持这样一个判断：强调是由诗写者使用过多的限定抑或限定不当造成的。比如说，不少诗写者特别喜欢使用双音节词，殊不知，双音节词内部空间的重叠与倾轧，不单单削弱了词组整体的力量，而且也让每个单词存在的真相受到了蒙蔽。如此以来的语言，呈现出一种貌似平和的光滑，但的确削去了单词单独的磁性。让单词说话，诗评家陈超昔日也曾在不少论著里表述类似的观点，遗憾的是这一改变当下汉诗语言面貌的举措，至今没有得到有效地落实。从修辞的层面看，强调的发生就在于限定的使用；而从诗写者自身来说，强调便意味着对语言的不信任，对读者的不信任，是诗写者不自信的典型表现。一个诗写者一旦不自信，就会变得疑神疑鬼，久而久之，就会对周围的一切失去正确的判断。没有准确的语感，又何言恰当地使用语言？无辜地伤害语言，诸如此类的事情，在个人的诗写里，不可能不成为家常便饭。语言暴力的滋生，说白了全赖于诗写者对强调的高频运用。近日，诗人长征在《把诗写得再主观些》一文中，对我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提出的“客观写作”给予了必要的清理。深究细思，我发现他的当下之说以及我的彼时之言，都还滞留在方法论的层面。我以为，客观写作，是一种看见的写作。据诗评家向卫国考证，看在汉语里，就是看见事物的空隙（或者说骨头缝），见就是看到。看见的写作，也即目击道存。那么，如何做到目击道存呢？我认为，诗写者首先要做一个存在的目击者，其次才是实话实说，其次才是在实话实说的基础上进行天地人的现场直播。中国当下诗歌重心的降低，有利于每个诗写者自觉地成为存在的目击者。不过，这种降低尚处于人的层面，与整个世界的碰撞和对应，还缺乏严整的契合。河南诗人丛小桦，在这方面近来做了成功的尝试。他徒步黄河写就的诗篇，恢复了汉乐府用诗来记事或察人的传统。他说，人过四十，看见什么，就是什么。阿吾讲，不变形；伊沙言，事实的诗意。我想，丛小桦的诗歌正在接近客观写作的真谛。
位 置（三章）
■ 沈木槿
位 置
第二个练习集《在纬度的温差里》的小序中，我曾清楚地提及：在此后很长的时间里。不用睁眼我就可以确定，有一行文字在身后像脚灯那样微弱的打亮着——我看清了此时此刻的位置。
2004年夏天的南京，厌倦于本地青春期般燠热、潮闷的节气，人们又一次陷入意识的漫长休克。几乎没有写一首诗，我计划着一次沿海的旅行，同时结束在南京的生活。不必读太多的书，在路上，我自会相遇陌生的事物。在纬度的温差里变迁着，我的面容，和话语。
很长时间看不清自身的位置，叫人茫然且焦虑。生活，诗，一切像是淤滞了。这两年，在词语的碾磨中我学习着冷静和节制；我边读书边去杂志社和报社打工，试图与现实相处。处的不好，再历经一次瓦解。瓦解之后，竟感到前所末有的自由。
清除那些碍脚的泡沫，矫饰、虚荣、畏怯、犹疑中的东张西望……我必须忠实于自己并不丰饶的土壤。我所有经历中真实的感受和记忆，构成了一个属于我的系统，在里面，一己的价值得以保障。也许这个分量是微弱的，却不可动摇。我为迷恋语言的欢乐写诗，继而，被词语背后的事物所征服。被征服的人是谦卑的。“泼去残茶，我啃噬眼下够得着的草根。”（沈木槿《垂星》）
源 头
不同于以往一味贪食的进口杂粮，如今我深感整个民族的传统精神，这座深巨的矿脉在（现）当代诗歌及文学里的断裂、萎缩，瓦解之后，诗人们似乎断送了来路。从哪儿开始？我想回到周易、诗经、论语和老庄清澈的源头，比起荷马史诗和圣经，我们祖先的宇宙观、世界秩序、生活习性、审美方式和感悟力……这些更是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