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说：“贺龙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二变’的问题。”
所谓“二变”，完全是强加在贺龙身上两项莫须有的罪名。
一是所谓的贺龙在1966年搞“二月兵变”。
1966年春，经中央军委批准，北京卫戍区组建一个团，平时担负民兵训练、维持社会治安等任务。卫戍区为此派人曾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地商借房子。后考虑到部队住学校不合适，这个团就住到了郊区的一个靶场。不料，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北京大学有人追求“惊心动魄”，贴出了大字报，怀疑部队向学校借房子是要搞兵变。这时，正是林彪在军委常委会上诬陷贺龙“搞颠覆活动”。康生为呼应林彪，抓住这张本来是捕风捉影的大字报，不经任何调查就宣称：“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这个善于经营诬陷勾当的造谣专家后来还说：贺龙“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
二是所谓的贺龙在历史上有“叛变”。
1967年2月，原国民党官员的一个子女给中央写信，诬告贺龙1933年向蒋介石乞降，并与国民党特工熊贡卿接头，商谈叛变活动。
蒋介石派人劝降贺龙，是确有其事。1933年，在蒋介石多路重兵进剿和党内左倾路线的干扰下，洪湖革命根据地大部分失陷，贺龙被迫率部退出洪湖，转战于湘鄂川黔边，异常艰苦。蒋介石以为贺龙已是英雄末路，就派贺龙的早年友好、国民党南昌行辕公署二厅特工熊贡卿前往贺龙部游说，企图劝贺龙投降蒋介石。贺龙当即将此情况向湘鄂西中央分局汇报了，并把熊贡卿交群众公审后枪毙了。1934年3月17日，湘鄂西中央分局曾专门就此事给中央有一个报告。报告说：“去年12月蒋介石曾派一代表熊贡卿来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熊先派一梁素佛来，贺龙同志首先即发觉和暴露来人之阴谋，认为是侮辱，提到中央分局。我们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遂允熊来。据熊说蒋已派四个人（有两个是浙江人）到四方面军去，中央苏区亦建立多年工作，此等人均做上层收买工作。我们乃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枪毙之。”
对这段公案，康生是清楚的。然而，为了呼应林彪欲置贺龙于死地的阴谋，康生在接到对贺龙的诬告信后，却如获至宝，他欣喜若狂，加紧了对贺龙的迫害。
为了搞到更多所谓的证据，康生指点专案组：要设法解决贺龙与熊贡卿“议妥”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要解决既已“议妥”，贺龙为何杀了熊贡卿的问题。否则就难以自圆其说。
1967年2月，李先念在大闹怀仁堂的会议上曾愤怒地说：“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
我们从一个中央专案组组长回忆“贺龙专案组”的所谓“办案”过程中，可以看到历史是如何被强暴的。
在专案组突击刑讯的淫威之下，一位将军疼得受不了，被迫接过纸笔，按专案人员的口授，写下了贺龙与熊贡卿“议妥”的叛变条文。
几天之后，贺龙当年的一个老部下屈打成招，证明贺龙之所以叛变未遂，是因为遭到红三军广大指战员的强烈抵制和反对。出于无奈，贺龙才杀了熊贡卿。
这位贺龙部下的话打开了贺龙“历史上叛变”的最后一个症结，使得贺龙处决熊贡卿的性质一下子变了。
与此同时，在贺龙的所谓“现行问题”上，专案组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又一位贺龙的老部下�讇自谧ò缸榧蝗说赖恼勰ハ拢夹趴诤撸┤希汉亓芯勘洌群蟀舜握倏诨幔腥缦氯嗽辈渭恿嘶嵋椤；嵋樽胖匮芯苛巳绾卧诟鞔缶⒏骶职膊迩仔牛崛×斓既ǎ约罢莆湛刂谱〔慷拥任侍狻２⒔涫奔涠ㄔ？0月1日。
历史就是这样被强暴的。
1969年6月9日，在林彪一伙的残酷迫害下，贺龙元帅含冤身亡。
贺龙元帅不是病逝的，而是被折磨死的，他走得孤独又悲凉。
1971年5月，贺龙元帅逝世两年后，专案组炮制出了《贺龙罪行的审查报告》。他们运用编造、逼供的材料，把贺龙定为“党内军内通敌分子”和“篡军反党分子”，提出了“开除党籍、军籍，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其罪行，肃清流毒和影响”的处理意见。
然而，由于林彪一伙在庐山会议上暴露了他们的阴谋，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形势的变化使得他们强加在贺龙身上的政治结论没有得逞。
对于情同手足、自己竭尽全力想保护的战友加兄弟被活生生地迫害致死，周恩来的悲愤可想而知。这种悲愤之情，一直回荡在周恩来的心间。正如邓颖超在看过薛明写的反映贺龙被害情况的报告《向党和人民汇报》后对薛明所说的那样：“如果恩来看到这个材料，会哭死的。贺老总去世时，恩来很难过，是他通知黄永胜让你们去301医院与遗体告别的。”
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后，等待周恩来做的工作可以说是千头万绪，但周恩来立即想到的就是贺龙的死。10月份，周恩来就派人四处寻找贺龙的家属。
贺龙元帅的夫人回忆说：
1971年10月的一天，北京来了两个人（作者注：当时薛明被看押在贵州的一个某空军干校中）。其中一个人说：“你是老薛吧？”怕我没听清楚，又稍抬高声音说：“你是不是薛明啊？”我疑惑地望着来人，没吭声。另外一个人说话了：“你别紧张，我们不是他们那伙的。林彪和叶群叛国出逃，已摔死在蒙古了。他们完蛋了。”听到这里，我赶紧拉着他们的手说：“你们不是一伙的？”他们亲切地说：“是周总理让我们来找你，我们四处查访，几乎跑遍了整个中国。”一听是周总理派他们来找我的，热泪顿时流下来了。
薛明回北京后，周恩来派国务院科教组组长刘西尧代表他去看望，并安排她和子女团聚，住在二里沟的新疆办事处。
周恩来还嘱咐薛明向中央写出贺龙被林彪一伙迫害致死的情况报告，为贺龙平反作准备。
但是，江青一伙的魔爪又伸过来了。
江青的亲信迟群找到薛明，要她交代她和叶群的关系。
迟群还奉江青之命派了两个护士，名义上是照顾，实际上是监视薛明。其中一个叫张汝妮的护士对薛明说：我们名义上是照顾你，实际上是来监视你的，是让我们和迟群配合，要你交代和叶群的关系。但是，我们相信你是好人。
好在毛泽东对贺龙的问题说话了。
《重拳出击•；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 三对贺龙的迫害（2）
1973年2月底，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对张春桥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的人（指1933年蒋介石派去“策反”贺龙的政客熊贡卿—笔者注），贺把他杀了。”“我有缺点，听一面之词。”
但张春桥事后既不向中央政治局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当然也不会着手为贺龙平反。
同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成员时，明确提出要给贺龙平反。毛泽东说：“我看对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了：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呢。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
周恩来插话说：“一支小手枪，后来交了。”
毛泽东说：“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
毛泽东的明确表态，是周恩来盼望已久的。周恩来清楚，没有毛泽东的表态，贺龙冤案的平反更加艰难。
周恩来立即着手贺龙冤案的平反工作。
1974年1月7日，中国军事科学院第二政委王树声逝世。1月9日，周恩来前往301医院向王树声遗体告别，碰到了当时已重新出来工作、在军事科学院当政委的廖汉生。周恩来对廖汉生说：整贺龙同志搞错了，毛主席对这件事很关心，我也很关心。为了尽早搞清贺龙同志的几个问题，你要写个证明材料，以便在复查中弄清事实，作出结论。
然而，“四人帮”对贺龙冤案的平反极力阻挠，他们借口要核对这样那样的材料，对贺龙冤案的平反一直拖着。即使在毛泽东明确表示要给贺龙平反的情况下，贺龙的彻底平反的步履也还这样艰难迟缓，由此可从另一个侧面看出当时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1974年9月4日，邓小平陪同外宾前往武汉去见毛泽东。谈话中，毛泽东催问：“贺龙恢复名誉搞好了没有？不要核对材料了，贺龙要恢复名誉。”
邓小平回到北京后，向中央政治局传达了要抓紧给贺龙恢复名誉的指示。
政治局委托华国锋、纪登奎代中央起草一份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稿。
9月15日，周恩来在305医院的病床上审阅了这一通知稿。他把原稿评价贺龙“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要的贡献”中的“重要”改成“重大”。
为了推倒林彪一伙强加在贺龙头上的不实之词，周恩来还指示公安部通过技术鉴定证明所谓“历史信件”纯属伪造，不足为据。
历史终于迎来了告慰英灵的一天。
1974年9月29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了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即1974年25号文件。
通知指出：贺龙专案一直为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等所把持。对其所捏造的“罪状”应予以否定：一、所谓“通敌”问题，完全是颠倒历史，蓄意陷害。二、所谓“图谋篡夺军权”和支持军队一些单位的人“篡夺军权”的问题，经过调查，并无此事。三、关于所谓贺龙同志搞“二月兵变”的问题，纯系讹传。中央决定，对贺龙同志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这个通知虽然给贺龙平反了，但平反并不彻底。通知中还留有“中央当时认为，把贺龙同志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必要的”和贺龙是“病故”的等不实之词。
八个月之后，贺龙逝世6周年之际，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的“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恩来在滚滚泪水中，发出了憋压在心中6年之久的悲怆：“薛明，我没有保住他啊！都6年了，老总的骨灰没能移到八宝山公墓，我很难过啊！”
天若有情天亦老。整个休息室里一片哭声。
在贺龙的遗像前，周恩来深深地一连鞠了7个躬，并发表即席讲话。他说：“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大的贡献。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在全国解放以后，他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贺龙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同志老战友，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
然而，就是这次中共中央批准的贺龙骨灰安放仪式，还被江青诬为“右倾翻案风的典型”，是“用死人压活人”，并妄图再次制造冤案。
当中央为贺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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