锵锵三人行-文化圈- 第3节

　　　　许子东：赌气了。

　　　　王蒙：这你可别小看，每人都有每个人的作用，局长有局长的作用，处长有处长的作用。总之，一句话，完了，没去成。

　　　　窦文涛：没去啊，最后。

　　　　王蒙：没去成。而且最可笑的是，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的主任罗德必到我家来了一趟，我也不能说是哪儿不同意我去，只说看样子手续没办下来，估计去不成了。

　　　　许子东：人家以为你不愿意去。

　　　　王蒙：这是罗德必判断的。

　　　　许子东：觉得王蒙看不起我们。

　　　　王蒙：对，罗德必到马悦然那儿说，王蒙不愿意来！王蒙下礼拜去首尔了——那时候还叫汉城。马悦然就很火，说他汉城能去，台湾能去，就斯德哥尔摩他不来。发了一个声明，说王蒙不来证明中国有关方面——他还以为我代表谁呢——对瑞典科学院没兴趣，没有和诺贝尔文学奖打交道的愿望。这里头有一个暗示，就是中国作家从此甭想得诺贝尔文学奖，你们自个儿不愿意来！

　　　　窦文涛：您的意思当时要一切顺利的话，没准儿就是您名单里的谁能得诺贝尔文学奖。

　　　　王蒙：不见得，但它有参考作用，人家也很重视，认为起码我当过文化部长，和中国的领导层还有这样那样的关系。我当时还是全国政协常委之类的，所以他们认为可以和我做一些这方面的交流和撮合。

　　　　许子东：至少不应该产生误会，造成诺贝尔评奖委员会跟中国政府之间好像很对立，这是不应该的。

　　　　王蒙：但是想对立的人绝对有。1993年我拜访纽约华美协进会，讲完了话，美国国际笔会的秘书长，一个很富有侵略性的女士问我，王蒙你知道吗？今年要给北岛发诺贝尔文学奖了。

　　　　许子东：北岛提名好几年了。

　　　　王蒙：我说我不知道，诺贝尔文学奖是保密的。她说，但是我知道。她真是充满自信。我说那很好啊。她说你什么态度？我说什么态度，谁得我都得祝贺呀，那么大一笔钱。

　　　　窦文涛：为了钱祝贺啊。（笑）

　　　　王蒙：我说你得了我也祝贺呀，是不是？她说那中国作家对这个什么态度？

　　　　窦文涛：我也想问您这问题。

　　　　王蒙：我说有人高兴，有人不高兴。她立刻就活跃起来了，Why？为什么会有人不高兴？我说你难道不知道吗？一个writer，Heorshe，他会想Himselforherselfisthebestone，哪个作家会觉得别人该得诺贝尔奖呢。

　　　　窦文涛：没错儿，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王蒙：然后她接着问，中国政府对这个什么态度？我说我现在不担任文化部部长，也不能代表中国政府发表看法。当时我有一个印象，就是这姐们儿拿一个红布，啪啪，西班牙斗牛，冲过来。她要的是这一手。

　　　　许子东：撩拨我们。（笑）

　　　　诺奖并非文学最高标准

　　　　窦文涛：像一般聊闲天就说，咱们写小说的，干吗在乎它（诺贝尔奖）怎么看我。您怎么看呢？

　　　　王蒙：我觉得也对。从改革开放以来，大家都有一种情绪，希望自己被世界所承认，叫做“走向世界”。

　　　　许子东：好像自己本来在世界以外，现在走向世界。

　　　　王蒙：拍电影的人想得戛纳，得奥斯卡。体育好办，刘翔大家都承认。可是文学最要命，语言不一样啊。另外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瑞典科学院只有十八九个人是有投票权的，其中懂汉语的只有马悦然一人。

　　　　窦文涛：以您的文学眼光，您觉得您够格儿得奖吗？

　　　　王蒙：我觉得问题在于诺贝尔文学奖本身，它代表的并不是一种文学的标准。

　　　　窦文涛：那是什么标准？

　　　　王蒙：是什么标准我不知道，因为我弄不清这一批院士根据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判断。有特别好的，譬如海明威、马尔克斯，影响非常大。还有一点特别可爱的地方，我觉得他们有几分天真，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喜欢发给不同政见者、异议者，这是很明显的，比如帕斯捷尔纳纳克、索尔仁尼琴这些。西方国家他们喜欢发给左派。

第一部分　第7节：王蒙：对“形而下”我愿意磕个头（7）

　　　　许子东：对，很多左派。

　　　　王蒙：比如萨玛拉贡就是葡萄牙共产党员，同情阿拉法特的。所以我们就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诺贝尔文学奖跟天神一般，跟奥委会一样，你只有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许子东：这是一个国际标准。

　　　　王蒙：中国作家有两个原罪。第一，到现在为止，境内作家没人得诺贝尔文学奖；第二，谁的模样现在都不像鲁迅。

　　　　1927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曾与刘半农相商，拟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鲁迅复信说：“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的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以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许子东：俩原罪，没诺没鲁。（笑）

　　　　王蒙：非诺非鲁。还有一派呢，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是敌对性的，是为西化和分化中国而服务的。

　　　　许子东：和平演变的东西。

　　　　王蒙：我觉得这些说法都不符合诺贝尔文学奖的实际情况。第一，它并不是文学的最高标准，我们看一下文学史就知道，随便举一个例子，一开头诺贝尔文学奖还在挪威评，我们认为挪威最伟大的剧作家是易卜生，但是易卜生骂政府骂得很厉害，他那些文章里头，尤其是《国民公敌》，骂得太厉害了，所以诺贝尔文学奖不给他，给了比昂松，一个比他公关搞得好一点的人。所以诺贝尔文学奖也不能免俗。

　　　　自己把自己检举成右派

　　　　窦文涛：我一下子想到中国小说跟时代之间的关系，包括跟政治之间的关系。过去你们经历的年代，一篇小说就能成为全社会大讨论的分水岭，像当年《坚硬的稀粥》您有回忆吧，当时对它的批判是怎么回事？

　　　　王蒙：这事完全没有成为社会分水岭的那种规模。事情出来以后不久就被上边叫停了，过去了。

　　　　许子东：真的引起全社会注意的是《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

　　　　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那时候被认为是很出格的，或者是很有挑战性的作品。

　　　　窦文涛：出格在哪儿啊？

　　　　王蒙：很多最喜欢我的领导，说你怎么能写党委的组织部门呢？组织部门你能随便写吗？当时压力非常之大，跟这相比《坚硬的稀粥》跟闹笑话一样，就哥几个玩玩儿，说说笑话。

　　　　许子东：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小说好像在写你的一生啊。组织部是一个党的机构，这个年轻人林震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进去以后发现机构里边有些事情不太合意，他要适应。当时里边还有一个被描写成头脑清醒的官僚主义者，叫刘仕武，他知道这个年轻人想要什么，只是经验多了，就学会做人了。甚至有人批评说，王蒙自己就从林震慢慢变成了刘仕武，是不是？（王蒙大笑）像是一个隐喻啊。

　　　　王蒙：这个我倒没想过。那个作品也是因为阴差阳错的原因变得非常重要，它受到了毛主席的重视，毛主席保护了这个作品。

　　　　许子东：毛主席原话怎么说？

　　　　王蒙：说这个作品写反官僚主义我就支持，是不是有人写文章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北京怎么没有官僚主义？中央还有王明嘛。

　　　　许子东：这是借题发挥。

　　　　王蒙：然后说，王蒙年轻，又有文才，有希望。这个话我现在提起来仍然感谢毛主席，因为他第一个以这种身份来肯定我。他不说什么才华呀、才能呀这些咱们酸文人爱说的话，他叫文才，有文才。

　　　　许子东：可是没过多久你就变成“右派”了。（笑）

　　　　窦文涛：您对毛主席的感情叫做“知遇之恩”您也觉得不过分。

　　　　王蒙：说知遇之恩有点高攀。但是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篇重要文章或者一个正式讲话提到王蒙有文才。第一个发现王蒙文才的是谁？毛泽东。紧接着我就划成“右派”了，右派不是毛主席划的。

　　　　许子东：周扬划的。

　　　　窦文涛：您在书里说，是自己把自己划成右派的？

　　　　许子东：检讨得太起劲了，把自己思想里没人知道的东西全讲出来了。

第一部分　第8节：王蒙：对“形而下”我愿意磕个头（8）

　　　　王蒙：疯狂检讨，那是。

　　　　许子东：那时候右派是不是也觉得是自己不对？

　　　　王蒙：说实在的我已经不考虑“对不对”的问题了，而是应该怎么在逆境下活下去。这种情况下如果还去争论我有没有错，就是两个字：找死。

　　　　图五：王蒙和妻子方蕤

　　　　王蒙新婚不久就作为“右派”下放京郊劳动。1962年“摘帽”，但直到文革结束后，才重新获得发表作品的权利。

　　　　窦文涛：您说有几个人让您检讨错误，您就真的认为我一定有错，但思想一时还改不过来，回去真的每天晚上跟自己挖心窝子，小资产阶级思想我有没有？我软弱？我脆弱？后来见到太太，太太说，我一开始就不承认自己有错，这都是他们往我身上泼脏水。反倒您太太没有被划成右派！

　　　　现在一切明白，如果我与她一样，如果我没有那么多离奇的文学式的自责忏悔，如果我没有一套实为极“左”的观念、习惯与思维定势，如果不是我见竿就爬，疯狂检讨，东拉西扯，啥都认下来，根本绝对不可能把我打成右派。

　　　　——王蒙《半生多事》

　　　　王蒙：她那时候没有受到那么深刻的教育。

　　　　窦文涛：等于自己把自己检讨成右派了。当时人的心理是一种什么过程啊？

　　　　王蒙：我也说不清。对于组织生活这些东西我已经非常习以为常了，人是应该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呀，是应该克服自己身上的私心杂念、个人英雄主义等等。

　　　　许子东：组织的需要为第一需要。

　　　　王蒙：对，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我们那时候在组织生活上朗诵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大家哞哞地哭，感动得啊。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力量，不但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还是一种感情形态。

　　　　许子东：所以说它是信仰系统跟权力系统结合得最紧密的一个时期。

　　　　知识分子“原罪感”有合理性

　　　　许子东：当时我父亲的一个好朋友许杰给打成右派了，他后来跟我讲他心理克服过程是这样的：虽然给打成右派，觉得好像不大对，因为一直很革命，怎么就做右派了，想不通；但是反过来想想，右派在社会上毕竟是少数啊，而且社会真的在发展啊，比起解放前好很多啊，所以觉得在少数人身上发生的事情就算是冤的是不合适的，主流还是好的啊，社会还在发展嘛……所以社会很容易就吞下了几十万“右派”的果子，大家继续往前走，多少年都是这样，以一个不正当的方法牺牲少数，而很多人竟然就把这个东西接受了。很多次以后才发现，不行，不能这样，少数其实是可以变成多数的。到了文革，那些把别人打成右派的官员，自己受到了同样方式的对待。

　　　　王蒙：那些反右的中流砥柱，他们的下场比右派还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