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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根的新国务卿小亚历山大·M·黑格进一步施加压力了，1981年9月13日，他在西柏林的一次会议上宣布美国掌握的“物质证据”表明莫斯科在东南亚的代理人使用致命的毒素，发动生物战。如果属实，这个指控是惊人的，意思是苏联骇人听闻地违犯了生物武器公约，这远远超出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可能发生之事故所蕴含的意义。黑格的指控触发了一场激烈的口水战，在整个80年代都不断地回响，造成了科学家、政府官员，甚至美国的盟友之间的分裂。
持批评意见的人中为首的就是梅塞尔森，他是坚定维护生物武器公约的。他的双重身份，既作为军方的咨询人享有高级别的安全认可，又作为科学家拥有专业的地位，使他的意见具有额外的影响。在好几年里，梅塞尔森以及同意他观点的人搞出了另一套理论，很多专家，还有一些政府官员，认为该理论是站得住脚的。来自东南亚的黄雨样本实际上是干燥了的蜜蜂排泄物，并不是生物战的残余。所谓检测到的真菌毒素根本就是一个错觉，一个实验上的错误。
梅塞尔森还开始在政府关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事件上的论点中找漏洞。他发现情报部门忽视了一个证人，因交流项目当时正好住在那个城市的一个美国教授，他的说法是1979年4月并没有发生任何非同寻常的事。辩论越来越尖刻。有些民主党人指控里根政府在操纵情报部门，以寻求对他的反苏立场和上万亿美元军备建设的支持。
从一开始，莱德伯格就加入到关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以及黄雨问题的激烈冲突中。1978年，他被任命为纽约的洛克菲勒大学校长，该大学是全美开展生物医学研究的主要机构之一。但他对学术研究以外的事务的热衷以及渴望在华盛顿发挥作用，使他在1979年加入了国防科学理事会，这是由一群顶尖科学家和工业家组成的团体，他们专门给军方出主意。情报官员很想知道莱德伯格，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对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事件的评估，但他认为，对该事件的评估仍然是有争议的。“我确实没办法肯定，”他承认道，“这事件看上去非常非常令人怀疑，而俄国人又不合作，没办法获得使事情得以澄清的信息。”
莱德伯格认为也许可以有一个折衷的解释，即便莫斯科的所谓被污染肉的故事完全是谎言也罢。他说炭疽菌孢子的意外释放也可以起因于对防御设备的测试工作。生物武器公约对此类研究设置的范围是很广的。“并没有说你不能在一个较适当的范围做炭疽菌的烟雾实验，”他说道，“如果你试图测试烟雾型炭疽菌的防御疫苗，那么你也许就必须要做实验，”那时就会放置供测试的动物。
莱德伯格说他杀入情报世界的结果令他对后者颇有反感。“他们常常接过任何谣言，然后力图从中捞取一些东西，”他说的是里根时代的分析家。
第二部分曝光（5）
关于前苏联细菌项目的争论源于生物学家和情报分析人员之间的文化冲突。科学家受到的训练使他们只从实证的证据出发，最好是得自他们能够观察的实验以及第一手文献的证据。除此之外，几乎任何东西都是令人怀疑的。“我们的职业特点就是保持怀疑，”梅塞尔森如此说到科学家，“如果你必须要有一个答案，而且你也愿意接受这种答案有40％的机会是错误的，那么你去问别人好了。”
情报分析则既是科学也是艺术。证据——来自间谍的报告，无意中听到他人谈话的片言只语，数百英里高空中卫星拍摄的照片等等——这些不可避免地缺乏完整性，有时是互相矛盾的，常常带来不同的解释。最优秀的分析家从互相冲突的报告中小心编织出前后一致的描述，在被证实的和有怀疑的东西之间加以谨慎的区分。有些论点的得出是有条件的。例如，克罗克非常重视来自老挝、柬埔寨、阿富汗和也门的证人证词的相似性。这些部落民，虽然互相隔开数千英里，但是似乎都在描述苏联人和他们的盟友的同样攻击。他认为，苏联人仍在继续进行生物武器项目，这个案例本身是一个马赛克图案，黄雨只是其中的一个。
情报分析人员的结论可以与大陪审团的起诉书相比较，提出的是指控，而不是确凿的证据。它们更多的是触发而不是平息辩论。这类辩论可以持续数年，只有在情报官员招募到一个间谍或叛逃者从而得到内部消息后才会平息。对来自人力情报的需求，在研究生物武器项目这个领域，是特别的强烈，因为这类项目很容易被合法的研究设施所掩盖起来。从外表看，从事防御性细菌武器的研究与开发细菌武器并无什么不同。
克罗克和他在病毒—毒气秘密世界里的同事很快开始收集证据，以证实前苏联正在搞的是一种双轨战略：生产老式细菌武器，如炭疽菌，以及研究未来的生物工程型的病原体——正是莱德伯格数年前在联合国演讲中提到的危险。他们肯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只不过是冰山之一角。他们的指控还是触发了情报分析人员和科学家之间的尖锐冲突，并使该冲突持续了10来年。
对基因重组的生物武器的恐惧，因实际应用莱德伯格及其他人实现的科学突破而进一步加深。理论上，基因革命使任何研究者都拥有了把坏的病原体做得更坏的工具。但在当时，几家公司已经在生产操控脱氧核糖核酸的产品是为了利润和公共健康。政府分析人员担心的是，这些公司固然是出于和平目的在搞，但苏联人也许是为了战争在搞。
配备了合适的设备后，军方的科学家可以使某种病原体顽强得多，乃至于致命得多。研究人员可以使用新技术把原本无害的细菌做成杀手。总的说来，技术进展的威胁在于决定性地颠覆攻防间的平衡，有利于攻击者。基因操控使得有可能重新设计诸如炭疽菌这类细菌，使它们能够躲过疫苗，而疫苗是免遭生物武器攻击的最佳保护之一。
1981年，犹他州的达格韦中心出了一篇论文，题为“脱氧核糖核酸重组与生物战威胁”，该文警告说设计的细菌可以被用来产生高度浓缩的毒药。1983年，军方的一项研究提出了生物工程可以将炭疽菌改造成更适合战场使用的武器，其方法是使它的孢子在阳光下以及自然侵蚀作用下远比以前更快瓦解。（以炭疽菌攻击敌人的主要障碍之一是孢子能够存活数十年不易瓦解。）敌人可能制造这类超级细菌，这种担忧越来越强烈，促使里根政府于1984年提高了五角大楼的细菌研究预算，以便军方能够更好地评估这一威胁。官员们的判断是，基因突破“可以被用在创造新的生物制剂，或者生产特殊的制剂（如蛋白质毒素），其数量远远超过自然水平”。
1984年4月，里根政府将其担忧公诸于众。政府在“苏联军事力量”这份评估莫斯科威胁的报告中说，苏联在进行基因工程，旨在开发新武器。几天后，《华尔街日报》的社论版开始了连续9天的连载文章，提出了更大胆的指控。文章主要根据的是对苏联移民的采访，以及随便引用莱德伯格关于重组技术之危险的言论，指控莫斯科在开发新的魔鬼品种。它的科学家据称把眼镜蛇的基因放进本来无害的细菌和病毒中去，这将在受害者体内产生出致命的毒液。该报称，“重组脱氧核糖核酸的革命性技术”正在被扭曲，“创造出新一代细菌战毒剂”。
中情局的间谍追踪这个报道，听到了很多类似的指控。但中情局的高级苏联问题专家却发现很难相信莫斯科在生物武器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道格拉斯·麦凯钦在1984年3月至1989年3月担任中情局苏联分析办公室主任，他是最坚定的怀疑论者之一。麦凯钦曾经当过海军陆战队军官，他觉得细菌武器概念是不可行的。他对战争的想法就是枪支、弹药、刺刀。他接受核武器和战略导弹的现实，但细菌战的威胁对他来说不啻是天方夜谭。他感到病毒—毒气帮是太热心了，是从不足的证据中得出坚定的结论。他们争辩得越厉害，他就越不相信他们。在里根当政时期，麦凯钦打的是后卫战，反对他所谓的“邪恶的帝国主义分子”，即那些分析家，他们相信由戈尔巴乔夫开始的改革并不会带来真正的变化。麦凯钦对那种看法并无异议，即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事件的原因是细菌武器的意外泄漏。问题是苏联的项目是否到了20世纪80年代还在继续进行。梅塞尔森和莱德伯格在削弱政府的病毒—毒气帮分析家的可信性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我们有这些令人尊敬的科学家给我们通报情况，”他回忆道。在一边站着“宣扬最后决战时刻已到来的布道士，而另一边又有反驳的人，他们说，‘这些全是编造出来的’”。
尽管在背地里还有各种怀疑，里根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仍然公开地和私下里抨击苏联的细菌武器。这对宣传战而言实在是完美的手段。1985年6月，一个总统委员会指控莫斯科正在调查可以导致“防御部队突然恐慌或瞌睡”的怪异武器。1986年，国防情报署发布一份解密的28页报告，指控苏联人“迅速地把生物技术发展结合进他们的攻击性生物武器项目”。
1986年8月，五角大楼高级官员道格拉斯·费特告诉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为了开发“生物战的新手段”，苏联科学家已经开始改造细菌。他还补充道，生物技术领域的“惊人进展”正在开创一个新时代，设计的病原体可以在数小时内制造出来，而疫苗之类的抗毒剂也许需要数年。美国就苏联的细菌开发活动正式提出外交抗议，分别是1984年10月、1985年2月、1985年12月、1986年8月和198年12月。在那些受到怀疑的地方中，有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和扎戈尔斯克附近高度警戒的场地，后者是莫斯科城外的一个古老的城镇，那里因寺院、宗教圣像和盖有蓝色与金色的洋葱形圆顶的童话般教堂而著称。
20世纪80年代标志着美国历史上军备建设发展最快的时代之一。五角大楼拥有充裕资金开发新的武器系统，包括数10亿美元开发星球大战反导弹系统。在一小笔钱都要大费周折的预算时代里，用于生物防御科研的经费却成倍增长，达到每年9100万美元。中层官员相信美国正在与苏联展开一场未宣布的生物武器竞赛，他们力促美国最优秀的研究者探索生物技术的前沿，希望找到新技术能够帮助他们理解用于战争的新型病原体的威胁。
有几位重要的美国科学家对这种研究作出了贡献，包括斯坦利·费尔科，他是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家，国家科学院成员，后来又当选为美国微生物学会主席。根据一项合同，费尔科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