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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和核武器的鲜明对照说明了为什么很多人称细菌武器是“穷人的原子弹”。一个国家要是有计划开发一个粗糙的核装置，那就开始得接受复杂的技术挑战，需要有浩大的、很容易被察觉的投资投入在矿藏、工厂和核反应堆上。但像比尔·帕特里克和肯·阿利贝克这样的科学家说，他们可以教一个恐怖集团如何制造毁灭性的细菌武器，只需要后院里几件杂物和一些到处可以弄到的设备。
美国之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已使生物武器攻击更可能了。美国的对手，或不满美国的全球主宰地位，或忌恨美国的财富，或害怕美国的压倒性军事力量，要反击，最有效的手段便是非常规武器。2000年10月，对美国“科尔”号军舰的袭击，重创一艘现代军舰使它几乎沉没，实施攻击的是一艘小船，船上装满了炸药，由一个自杀者引爆，这显示了，看上去没有力量的人是如何能够发动一次毁灭性军事打击的。在今后几年，自愿为其事业而死的人恐怕会选择成为天花病毒携带者或马尔堡病毒烈士……
序译者的话
一
本书由美国三位资深新闻从业人员撰写，是美国出版界所谓“非虚构类著作”，因其题材的敏感性以及与形势的密切相关性而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本书的副标题“生化武器的黑暗世界”令人相当惊心，这个“生化武器”在当前的国际社会里还有一个稍为中性一点的词，那就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当然，人人皆知，美国在2003年3月不顾国际社会包括它的盟友的反对，断然发动了对伊拉克战争，其“终极理由”便是萨达姆·侯赛因开发、储存并准备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中生物武器是重要的一环。本书的作者以相当篇幅集中描述了伊拉克如何偷天换日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开发细菌武器，使得凡阅读过本书的读者很容易得出“美国打伊拉克有理”的结论，当时译者也有这种感觉。这大概是本书在美国以及西方的读书界成为畅销书的原因吧。
1999年秋，笔者在华盛顿作访问学者时曾在公共电视台的节目中看过一场政治辩论，题目是美国是否应取消对伊拉克的制裁，是时该制裁已施行了8年之久，根据联合国的有关调查，由于美国的制裁导致伊拉克缺医少药，上百万伊拉克儿童死于非命。制裁政策的人道含意受到极大的挑战。笔者的印象是，代表美国政府观点的副总统戈尔在辩论中似乎理屈词穷，观众打进电视台的电话也几乎是一致谴责美国的那种不得人心的做法。但尽管这样，美国的政策并没有改变，不但不改变，而且进一步施加压力，并最终动用了美国的大规模常规武器对伊拉克政权予以毁灭性的打击。令美国政府尴尬的是超级大国虽有强大的实力摧毁萨达姆政权，但寻找动武证据的努力却屡屡受挫：被大肆渲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包括本书言之凿凿的细菌武器，始终不见踪影，连差强人意尚可作为证据一用的蛛丝马迹都找不到。如果伊拉克确实大规模开发细菌武器，那么，按照本书作者的调查思路，似乎要完全消灭证据也是非常困难的，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个局面给美国发动战争的“合法性”投下了巨大的阴影。政府用虚假情报误导舆论和民众的说法从英国开始，很快扩散到美国，“情报门”一时成为英美领导人的软肋。
在上述国际大背景下，本书的政治作用就非常可疑，尽管作者的初始用意不一定是要为美国政府的政策做舆论开道。联合国早在1972年就通过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因此开发生物武器是违背公认的国际准则的，也是违背人类良知的。这一点没有异议。但真正的困难并不在于制定准则，而是如何执行，谁来执行准则。如果国家的强大与否是可以当裁判的惟一依据，那么，以公理的名义而推行的政策就非常有可能坠入霸道的陷阱，公理也不复成其为公理。
这是伊拉克战争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引出的教训。本书在撰写时当然还无法预见到美国的布什政府将以强硬手段对付伊拉克，也没有想到新保守主义的鼓吹者如拉姆斯菲尔德之流将会以如此强悍的态度进入决策层。但作者在调查细菌武器发展的来龙去脉时确实已经预见到了制止生物武器发展的巨大困难，从希奇古怪的邪教组织到对美国心怀不满的国家，只要掌握了一定的技术手段，好像谁都可以开发细菌武器，其中伊拉克又是一个特别危险的例证。这个说法是否合乎事实我们无法确证，但它客观上为布什政府的强硬政策做了公关和舆论准备。至于这种政策的后果究竟会给世界带来什么利益抑或什么危害，则仍然是需要拭目以待的。
二
生物武器的危害，对中国人民来说并不是一个新东西。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的臭名昭著的“731细菌部队”就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过恶毒的试验，其后遗症甚至直到50多年后仍然可见，也是中国普通百姓在日本与日本政府一再进行司法较量的诉讼之一，尽管这类诉讼由于日本政府百般推诿和抵赖而几乎没有什么胜出的机会。善良的中国百姓感到难以理解的是竟然有人要把人类避之惟恐不及的细菌病毒培养出来用以残害同类，这让人恶心……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本书作者揭示了这样一幅图画：现代生物技术的进步在为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正在被各种集团乃至国家利用来开发“终极武器”，从冷战时期的超级大国到后冷战时期日益冒头的形形色色的国际恐怖集团和邪教组织，对细菌武器的热衷和资源的大规模投入足以把读者带入一个黑暗的世界，里面充满了邪恶与争斗，人的理性光芒因此而显得如此暗淡。美国当年为了获得日本细菌武器开发的秘密不惜与日本达成赦免战争罪犯的交易，至于中国人民受到的伤害，美国的将军们好像从来没有考虑过。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反人类的。
前苏联则把大量资源投入生物武器开发，决心与美国在这个最为可怕的领域一争高低，并且事实上大大走在美国科学家的前面，其制造出来和打算研制的生物武器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这些活生生的历史到底给我们带来何种教训呢？正如美国生物武器开发人员所坦白的那样，他们在从事这档子研究时并没有正义或非正义的概念，只要战而胜之，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必须要竭尽所能的。而冷战是从制度之争、意识形态之争开始的，结果却演变成以消灭人类为终级目的，因为我们知道，传播大规模瘟疫的惟一后果是灭绝人类本身。因此，开发细菌武器这样的“事业”无丝毫合理性可言，如果人类都灭绝了，所谓的“优越制度和价值”又如何来体现呢！
三
本书的另一个重要看点是国家以及普通民众如何应对生物型灾难，这涉及公共卫生体系的健全与完善。从本书中，我们得知，在当今的世界上，即便是如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公共卫生体系需要改进的地方也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我们甚至可能会感到悲观。如发生严重的流行病蔓延，公共卫生体系在重重压力下恐怕难于应付。
2000年，克林顿政府为检验美国大城市在生物武器攻击下的防御能力，举办了一系列演习，其中在美国中西部大城市丹佛的演习具有典型的警示意义。在一次假想的鼠疫攻击下，不到一个星期，丹佛以及整个科罗拉多州的卫生医疗体系临近崩溃，只好提前结束演习。演习中出现的问题包括在重大传染病爆发的情况下，所有的医疗资源都告急，因此稀缺的资源到底应投在治疗病人身上，还是努力用来去制止疾病进一步流行？丹佛的经验告诉我们，即使准备充足的城市，在应对两方面的需要时仍处于艰难的压力之下……这就有必要重新认识公共卫生灾难可能对社会造成的破坏程度，以及防范不仅是政府官员和医务人员的职责，也是全体公民的义务。
迄今为止，对生物武器的防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说有能力确保其公民无虞，即便是如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其大城市在类似的紧急状况下也免不了处于一片混乱，必须决策的政府官员也常常惊慌失措，但是我们对未来又完全不必太过悲观，前提是对问题要有充分的认识，而不是以已经取得的成就自我满足或对可能存在的问题听之任之，否则阅读本书就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适得其反的。好在现代人的心智应该是成熟的，既不会为虚假的繁荣与太平所蒙蔽，也不会被热衷于生物武器的形形色色反人类分子所吓倒。理性的人是可以未雨绸缪的。这也是本书的宗旨以及希望传达的信念，相信是能够引起中国读者的共鸣的。
赵干城
2004年3月于上海
序序言
1997年12月，也就是海湾战争6年后，五角大楼宣布已决定给其240万现役军人和预备役军人注射预防炭疽病的疫苗。这似乎是一个令人好奇的行动。萨达姆·侯赛因的生物武器计划早在两年前就已曝光。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该项决定是否因某种新的更恐怖的生物武器威胁而作出？克林顿政府是否要找出一个国际问题，使其得以显示强硬？
我们着手为《纽约时报》调查该项决定的动因。从一开始，我们就以团队方式工作：其中一个是拥有武器知识的科学文章作者，一个是追踪国际恐怖主义的资深驻外国记者，还有一个是曾经调查过情报机构和五角大楼的编辑。我们是有怀疑的，对联邦机构常常夸大诸如此类的危险以证明自身存在和花钱有理这档事，我们非常了解。
我们很快了解到这个预防炭疽病的决定乃是政府作出的更大努力的一部分，旨在与政府官员深信的愈益增长的细菌武器威胁作斗争。在接下来的3年里，我们密切跟踪事态进展，从华盛顿到哈萨克斯坦，再到日本和俄罗斯，最后决定写这本书。这些问题之复杂，在知识上提出的挑战，一如我们曾经探索过的任何课题，交叉了科学、情报和外交事务。我们考察了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争论，围绕着对细菌武器究竟怎么展开，其范围也大得多，是半个世纪以来大部分都秘而不宣的历史。
这个历史是由科学的发展而形成的。20世纪下半叶生物科学的进展制服了疾病，延长了人的生命。但这些科学新发现也使想要利用细菌来摧毁生命的人获得前所未有的力量。在25年多的时间里，美国和苏联竞相开发生物武器。到1972年，当世界各国签署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时，这个威胁好像消失了。但细菌武器并没有退出舞台。协议甫签，苏联人就秘密决定以巨大的工业化规模扩大他们的项目。随着科学知识的传播，不可避免的是其他国家、恐怖集团、邪教组织，甚至个人都梦想获得他们自己的生物炸弹。
我们了解到，有一个专家小组曾敦促克林顿政府更认真地考虑细菌武器的威胁。推动专家如此主张的动力来自于一系列灾难性的事件，以及来自伊拉克、俄罗斯等国的一些令人震惊的情报报告。
我们的叙述从一个可怕的事件开始，当时该事件基本上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