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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亡国有三要素：民穷、兵弱、财匮，正如王应麟分析的那样，皆源自当国士大夫的无耻。特别令人慨叹的是，大敌当前，南宋朝野上下那种怡然自得的苟安心态，让人切齿扼腕。
宋金隆兴和议后，双方和平状态保持了大约四十年之久。为此，金世宗获得“小尧舜”的美名，宋孝宗也被当时后世腐儒赞为“仁恕”之主。然而，大儒王夫之对此很有洞见：
“呜呼，此偷安之士，难与虑始之民，乐怀利以罢三军，而不恤无穷之祸。流俗之言一倡，而天下交和，夫孰能听之哉？宋之决于和，非孝宗之心也。孝宗嗣立以来，宴寝不忘者兴复之举，岂忍以割地终之。完颜雍（金世宗）雄心虽戢，然抑岂有厌足之欲，顾江左而不垂涎者。故（议）和者皆其所不得已，而始以息民为名。贸贸者从而信之，交起而誉之，不亦愚乎！”
细究历史，会有惊人的发现：宋金两国，相踵亡于蒙古，其实最早的祸因正是肇于两国当时的和平“善举”。
金世宗史称为明主，但其实也是篡弑之君，因此，他心中肯定认为自己能为众人推立为帝已属天幸，所以，他对南宋的“退忍”和一切“和平”努力，其实出于无奈。至于他“息祸养民”一说，只是腐儒和马屁精的谀词。
“汝欲息，而有不汝息者旁起而窥之”，野蛮民族只要确定了开始想向“文明”迈进，他就会忘掉身边又会有像“昔日之我”的更野蛮民族蠢蠢欲动，“一息之余，波流日靡，大不可息之祸，亘百余年而不息！”
由此，我们从历史的经验中深刻认识到：“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一旦金戈铁马的女真人习惯了风花雪月，蒙古部族的嗷嗷叫声就肯定由远而近，金朝、南宋，就会在血火之中化为文明的碎片。
确实，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假设：如果南宋对金国不搞姑息议和那套投降伎俩，不断深入进击，派军队攻伐中原，这样的话，不仅可以练兵鼓舞士气，更可以宣威北方，使女真以外的后起少数民族闻之惊惕，对宋朝心存畏惧之心。反过来讲，宋金争斗不歇，金国一方也会持志不懈，日习于战，不会逐渐消沦其昔日的勇武好斗。
倘若宋金持战不歇，即使是金人兵强占据优势，每年都乘秋高马肥之际逼临江淮，“宋亦知警而谋自壮之略，尚不至蒙古之师一临，而疾入于海以亡”。历史中可以得见的是，金兀术昔日南侵最大的“结果”，就是使南宋涌现了岳飞、韩世忠、刘这样的忠勇大将，福兮祸兮，实相倚依。于金国而言，恰似当年南北朝时代的北魏，待其一息方新之锐气，通好南朝，安宴于洛阳享天下之际，六镇之祸正由此肇始。彬彬文治，最后的结果是拓跋氏赤族无遗之祸。因此，在血与火的时代，在危机四伏的世界，最怕的就是整个国家“乍然一息”。那些“以两国人民和平意愿出发”的自欺如果欺瞒了人民的头脑，长此以往，忘兵忘战，国民肯定会溺于安乐享受，一切忽然之祸，正是种于“缘饰文雅”之时。
可悲的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我们从来不汲取历史的经验！
时下的许多历史书籍，皆以“恢宏”的煽情修辞或对历史晦涩的“解构”当成卖点，常把《万历十五年》那样以“偏门”剖析历史的准历史研究当作模仿对象，各显身手，纷纷从经济、军事、气候等“专业”刃面“切入”历史研究。可惜，这些“大部头”著作往往忽略了历史细节的描述，而有些作者功底的不扎实又使这些“大历史”叙述错谬百出，或张冠李戴，或弄混朝代，或把演义人物当成历史真实，凸显出急于求成的浮躁心态。
此外，历史“剖析者”们在铺陈华丽语句大谈特谈历史的“规律”时，他们往往故意忽略偶然性在历史进程中所起到的戏剧性、决定性作用：钓鱼城下王坚所率宋朝守军扔下的一块石头，如果离蒙哥汗的身体偏上十厘米，不仅仅是中国历史，全部世界历史都将被重写！所以，在学者们以佶屈聱牙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等因素试图重新诠释历史的时候，那些真正对历史产生决定性意义的个人和事件，却被不善于注意历史细节的学者们有选择性地“遗忘”了。
作为一个甘于坐“冷板凳”的历史守望者，笔者总是试图突破“历史样板戏”写作的桎梏，仔细钩沉，复活那些淹没于茫茫时光中的血肉人生，把已被“格式化”的历史文字，转化为鲜活的、生动的、甚至是“现场的”！我的目的只有一个：恢复我们民族伟大的、不朽的记忆！
最后，我想以南宋遗民林景熙一首《京口月夕书怀》作结：
山风吹酒醒，秋入夜灯凉。万事已华发，百年多异乡。远城江气白，高树月痕苍。忽忆凭楼处，淮天雁叫霜。
是为序。
赫连勃勃大王
（hlbbdw@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