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了滑入滑出的手法。”
作为中国解放区第一部自己制作完成的影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放映后受到极高的评价。1943年2月5日，《解放日报》撰文称这部影片是“纪录片中不可多得之佳作”，还特别登载了这部影片的预放日程，便于让大家都能看到：
2月3日：在文抗作家俱乐部上映。
2月5日：在总政军民联欢会上放映。
2月6日：在八路军大礼堂招待劳动英雄。
2月7日：招待留守部队直属单位。
2月8日至2月12日：在中央管理局招待直属单位。
2月13日：在杨家岭大礼堂放映。
3月，重庆国民政府立法院公布新的《兵役法》，继续明确实行征兵制，称：“中华民国男子依本法皆有服兵役的光荣义务。”之后，尤以“川军”最为踊跃。自战事开始以来，四川各地热血青年踊跃从军的高潮从未间断过，“妻子送郎上战场”、“父母送儿上前方”的事例甚多。重庆《新华日报》在1943年11月21日第三版上刊登：新津县的爱国模范、72岁高龄的高尚奇，十分痛恨日本侵略者，他将四个儿子中的三个先后动员去参军抗日，仅留老三高光田在家做小生意维持一家六口人的生活。
一年前，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已经开始为重开缅甸战役做准备。在位于加尔各答以西300多公里的比哈尔邦兰契市郊，他设立了总面积有20多平方公里的兰姆伽训练中心。
《一个时代的侧影》 第三部分1943年：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3）
训练中，中国官兵们惊奇地发现，作为一名年近60岁的中将军官，史迪威也经常出现在训练场上。他身材瘦削，精神矍铄，常穿开领短上衣和短裤，头戴一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宽檐战斗帽，在操练的士兵中间走来走去。时而，他还伏在卧倒的中国士兵身边，帮他们校正瞄准点，或给他们做示范。史迪威对中国官兵取得的训练成绩感到非常高兴。他在1942年10月写给夫人的一封信中谈道：“我们给中国军队开办的训练学校十分气派。学生们学得很快。他们吃得很好，医疗上得到关心，教学也有实效，他们还拿到了军饷，可以看电影，进行田径锻炼，等等。你知道，中国军队从未受到过如此的待遇，他们会是好样的。”
当时，国内战士们的待遇日渐低落，与物价高涨形成反比例，他们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隆冬腊月都是裹着一袭单衣。上将的月收入甚至不如一个普通工人，若以生活指数计算，只抵得战前文书上士的收入。军人的待遇不仅偏低，而且还时常拖欠，而军饷到部队往往又被一些贪婪的军官克扣。伙食的恶化带来士兵体质的恶化和衰弱。当年，国内空运了1 800名新兵去兰姆伽接受训练，其中有68％的士兵因体格不合格而被淘汰。士兵体质之差，由此可见一斑。
后来成为历史学家的黄仁宇，随国民党第十四师作为先遣部队也征调到了兰姆伽。不过，对于训练营中的生活，他在《黄河青山》中有着自己的看法：“多年后，我读到西方作家写的文章，指出在训练营中，我们多么感激享有物质上的福利。这话既对也错。最满意的当属战地军官。排长和连长不用再担心士兵会脱逃，他们都吃饱穿暖，身体健康。军官不可能像我在云南时一样烦恼：当时一名士兵眼睛发炎，第二天整排士兵的眼睛也跟着红肿，泪眼婆娑；脚上的坏疽永远也好不了……对我们来说，食物就不甚精彩了。经历过云南的军旅生涯后，我实在不该这么说。不过营养不等于美味，饮食无聊乏味，晚餐绝对不值得期待。任何人只要连续三个月吃白饭配腌牛肉丝，就可能了解我的意思。制服也让我们显得可笑，衬衫上没有扣环，腰带无从安放。靴子和袜子永远大上很多号。”
但对于部队中的中国士兵来说，这里的环境和生活比他们来这里之前还是好了很多，他们中很多人在当兵之前是地道的农民，兰姆伽系统的训练课程与物资供给让他们的战斗力大大增强。过了不久，兰姆伽的中国部队就已经是另一个面貌，从军装、皮靴、钢盔、背囊，到步枪、冲锋枪、机枪、火炮和车辆，全都换上了美式装备。长期营养不良的中国士兵平均体重增加了近20斤，整个部队士气高昂。1943年底，中国驻印军的进攻在缅甸于邦打响，拉开了反攻缅甸的序幕。
这一年，作家周立波在延安鲁艺教书已经快4年了。他是一个来自上海亭子间的作家。
毛泽东曾说，延安的文化人主要是由两部分人构成的，一部分是来自中央苏区等革命根据地的山顶上的人，另一部分是从上海等大都市来到边区的亭子间的人。在30年代的电影《风云儿女》中，男主角所住的地方就是亭子间。
1930年的上海，周立波常常怀揣一把防身用的小刀子，悄悄走出校门，来到上海繁华的街区，参加地下党组织的“飞行集会”，张贴标语，散发传单。
此后，周立波参加左联，并且翻译了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和基希的报告文学《秘密的中国》。
七七事变后，周立波担任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翻译，深入到八路军根据地。经过炮火硝烟的磨炼，上海亭子间的文人周立波简直变了一个人。在给朋友周扬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打算正式参加部队去。烽火连天的华北，正待我们去创造新世界。我将抛弃了纸笔，去做一名游击队员。我无所顾虑，也无所畏惧。我要无挂无碍地参加华北抗日战争。我爱这种生活，战斗的，而又是永远新鲜的。”
1939年，延安鲁艺文学系的学生见到了这位传说中带着刀子去参加“飞行集会”的作家。他身材瘦高，身穿一件破旧的深色呢大衣，戴一副断了一条腿、用绳子系在耳朵上的近视眼镜。
在延安，周立波先后创作小说《牛》和《麻雀》。小说《牛》以第一人称的手法描述了“我”眼中陕北农民张启南的生活，其中还细致地描写了张启南对母牛和小牛的精心照料。在小说的结尾，当人们在乡政府的窑洞里“谈说着天时、鲁艺、共产党的福气、统一战线的掌柜和北欧艺术里面的不穿裤子的婆姨”，张启南一个人悄悄去看自己没有吃奶的小牛。夜深的时候，张启南告诉“我”，小牛吃奶了。“我”吹灯睡觉后，“想起了牛、微笑和革命政权的意义”，心田里浮荡着“亲切的温暖的东西”。
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周立波的创作思想发生了改变。4月，他
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后悔与前瞻》，对自己的思想和创作进行了一番清理和“反省”。他觉得自己所写的《牛》和《麻雀》一类的小说，题材不够重大，与现实结合不够紧密，“不是太琐碎”，就是太陈旧，没有好好地反映他所热爱的陕甘宁边区。他还断言，在不远的将来，“革命历史上和现实生活里的真正的英雄，会光彩夺目地走进我们的书里”。
不久，周立波离开鲁艺，参加以三五九旅旅长王震为首的南下支队。5年后，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问世。这部以松花江畔一个叫元茂屯的村子为背景的作品，相当完整地反映了东北地区土地改革的过程。周立波塑造了他早就期待出现在他书里的真正英雄——以赵玉林为代表的革命的新农民形象。
这一年，长江西陵峡峡口的石牌要塞成为中国军队在长江上的最后防线。1937年淞沪会战失利后，日军侵入长江，从上海溯江而上。中国军队在长江上设置七道防线。1943年，日军已经突破六条防线。
4月下旬，东起湖南滨湖，西至石牌要塞，10万日军向鄂西的第六战区发起进攻。6月10日，日军在中国守军进攻下从鄂西后撤，日军损失1万余人，中国军队阵亡官兵25 400多人。在石牌要塞，就有1万多中国军人阵亡。
在日本国内，由于越来越多的资源被调去支援军队作战，每个人都面临着填饱肚子的问题。在食品进口量下降的情况下，为了弥补大米的供应不足，政府就把米和小麦及大麦掺杂在一起。为了使口粮达到规定的重量，甚至连土豆都被加了进去。家庭主妇们不断试验着新的烹调方法，以把这些大米的混合物变得可口一些，但并不是所有试验都能成功。有一种叫作“nukapan”的东西，它是用小麦粉和米糠做成，就使很多人感到反胃。有一位失望的妇女写道：“它看起来就好像吃的蛋糕，但尝起来是苦的，闻起来就像马粪，你一吃就会哭。”
1943年夏，史学家陈寅恪从桂林前往成都，到成都燕京大学任教。一路上他饱受疾病摧残，途经贵阳、重庆，到达时已是岁末。从桂林到成都，一家人竟然走了半年多。到了天府之国，陈寅恪发现自己还是摆脱不了生活窘境。
当时，全国经济状况急转直下，货币贬值与物价飞涨在恶性循环。在四川成都地区，40年代初的两年半中，职工平均工资增长2－4倍，而一般物价却上涨10倍，大米上涨35倍，一般每月伙食费用由4元提高到100元。从国外留学回到西南联大任教的华罗庚回忆：“回到昆明以后，吃不饱，饿不死。那个时候，有句话叫：‘教授教授，越教越瘦。’记得有这么个故事：教师在前面走，要饭的在后面跟，跟了一条街。前面那个教授实在没有钱，回头说：‘我是教授！’那个要饭的就跑掉了。因为连他们也知道，教授身上是没有钱的。”
《一个时代的侧影》 第三部分1943年：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4）
陈寅恪的一首诗这样写道：“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双俸指的是在1942年底，教育部核选西南联大资深教授73名为“部聘教授”，其中第一名就是陈寅恪。当时规定“部聘教授”每月工资600元，学术研究费补贴1 000元，但在所有教授里面级别最高的“双俸”还不到大约320斤大米的价钱。
1943年末，教授每月收入大约在3 700元，实际购买力只合战前9块银圆。为了生存，教授们只有自力更生、自食其力。他们大多到其他的高校或中学兼课，或者像冯友兰、罗常培卖书法，闻一多卖图章，朱自清、王了一卖文稿贴补家用。卖文为生的教授们还组织起来，明码标价，从署名杨振声、郑天挺、罗常培、罗庸、浦江清、游国恩、冯友兰、闻一多、沈从文、彭仲铎、唐兰、陈雪屏等12位教授的诗文书镌联合润例中，可以看到文人的开价：
文值：颂赞题序五千元，传状祭文八千元，寿文一万元，碑铭墓志一万元（文均限古文，骈体加倍）
诗值：喜寿颂祝一千元，哀挽八百元，题咏三千元（诗以五律及八韵以内古诗为限，七律及词加倍）
篆刻值：石章每字一百元，牙章每字二百元（过大过小加倍，边款每五字作一字计）
收件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王年芳女士代转
而在当时，1943下半年的100元仅可以购买大约5斤米，合20元1斤，再过一年每斤米价会涨到42元。从这算起来，教授们的辛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