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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健提到了在全面抗战以前，国内生产的铁矿石99％卖给日本的辛酸事，他说：“那一年，我特地找到交通部部长叶恭绰的家里去，对他说道铁轨一定要自己铁铸，差一点不要紧，只要你提倡，一定会好的。可是他说这样困难，那样困难，结果还是为了一大笔回佣订了外国货，而且不只一国。”但让他想不通的是到了抗战了，许多事情依然没有变。“为什么今天还是这样呢？战时都过不去战后还得了，政府要不要自己有工业呢？”
吴健这位老工业家气愤了：“失败的路子不能重演了，除非不要国家民族的才不要自己的工业；学学人家先进国，工业的成就也不能一步登天的，要在政府的保护之下慢慢成长；就算是开头不行，不要紧，给他改进的机会，一定可以成功的……怕的是自己不相信自己，有私心，想拿回佣，这种人害了国家，也害了工业。”
11月8日，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节约献金救国运动总会会长冯玉祥从重庆出发，奔走20多个县市，呼吁民众捐款献金。
冯玉祥对献金规定了三个原则：“有钱人出，贫苦人不出。不要勉强别人出。要感动别人出。”但在捐献的人中，既有富绅巨贾，也有低薪的公务人员，有穷工人、农民、学生，还有缺手少脚的抗战负伤军人和衣衫褴褛的小贩、乞丐等，甚至连看守所的犯人也节食捐钱抗日。
冯玉祥每次在群众大会上亲自演讲，指明抗战必胜，介绍前方战士的艰难，说：“前方战士浴血奋战，四川后方才能过着安定的生活。大家应该同仇敌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前线！”为推动捐献，冯玉祥采取了多种形式。当时他的书画非常受人欢迎，在献金活动期间，冯玉祥利用空闲时间作书作画，除部分赠送爱国献金突出人士外，大都标价义卖，当场捐献。每逢义演，冯玉祥都会登台唱上一首民歌《爸爸在家》：“爸爸在家受欺凌，孩子们在外真心疼。一定打回老家去，救我父母，救我弟兄！”每唱完这首歌，捐献的现场都是一片哭声。
一年间，四川前后献金总金额达到7亿元，多数用来购买了飞机、坦克等武器，部分用来慰劳前方战士。
10月，汪精卫为表示与日本主子“同生共死”的决心，抱病前往东京参加“大东亚会议”。汪伪政权、伪满洲国、泰国、菲律宾和缅甸等几个日本扶植起的政权在日本导演下，签署《大东亚共同宣言》，宣称要相互紧密提携，实行文化交流，进而开放资源，建设共存共荣的新秩序。
在汪精卫向东飞往日本的时候，蒋介石向西飞越喜马拉雅山，前往埃及开罗参加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会商联合对日作战以及战后大计。会议通过的《开罗宣言》宣称：“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绝不为自身图利，亦无拓展领土之意。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
中国继苏、美、英之后，跻身四大国行列，这也是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地位的高峰。
11月底，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第三课课长政信赶到浙江奉化为蒋介石的母亲扫墓，他对蒋介石的乡邻谈话时，表现出对蒋介石的友好和善意。时局的变化，已经让日本军官的气焰收敛了许多。
根据开罗会议的协议，中国驻印军在印度兰姆伽训练基地集结，准备第二次入缅作战。撤至云南的中国远征军集结在滇西，并在昆明开设训练团加紧训练。年末，远征军的士兵从滇西和印度北部向缅甸进发，两年前大撤退时悲壮的一幕仿佛就在眼前，带着愤怒的远征军很快即取得孟关战役大捷。
《一个时代的侧影》 第三部分1945年：胜利与返乡（1）
1945年：
1945年2月13日，农历乙酉年春节。这一天，从华中到西南普降大雪，《中央日报》报道说，在湖南西部，雪是10年少见，而贵阳的大雪则是20年来所仅见。
这一年，中国的抗战进入最后时刻，但忍受8年离乱的百姓们却并不敢奢望战争立刻结束，年初一的《大公报》社评写道：“今后一年是我们国家最艰苦的一年，已经吃了七八年苦，再吃苦一年，就有苦尽甘来的展望。”
作为战时的首都，重庆从元旦开始就没有太多的喜悦。寒冷的严冬中，天气已是十几天阴霾不开。每个星期，市内所有的街区都要轮到一个晚上无水无电。即使有电，灯泡的亮度也只有一根蜡烛那么大，被人们形容为像鬼火一般昏暗。
新年前不久，蒋介石的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按惯例要为蒋介石撰写新年文告。
18年前，已经成为《商报》主编的陈布雷放弃了自己蒸蒸日上的事业，投入北伐总司令蒋介石的麾下，并逐渐成为蒋介石最信赖的执笔者。
在拿到蒋介石1945年文告要点后，陈布雷感到愁绪满怀。上一年，国民党在豫湘桂战役中一溃千里，后方的政治经济也没有丝毫起色，这成为全国舆论和共产党的声讨之处，如何不失体面地总结这些事让他费尽心思。在日记中，陈布雷这样写道：“横看竖看，狂抽了几根烟，仍感到无从下笔。”
但陈布雷素有“文胆”之称。文告还是及时写了出来。元旦的凌晨，蒋介石以演讲的形式准时发布文告，表达努力扭转军事和政治颓势的决心。
完成文告，陈布雷得以摆脱繁冗的公务，住进与重庆闹市区隔江相望的黄山官邸。陈布雷的《新春杂记》里留下了这样一段话：
自去年春节间，国外舆论受共产党影响而有显著之变迁之后，我中枢对国事之措置更觉艰难，自此迄今有一年矣。以我国当前之人力，悉力从事抗战尚且不遑，而何堪更加以政治上、外交上之应付耶？
欧洲战场上，德军出动仅存的熟练飞行员向比利时马尔德海姆市的盟军基地发动空袭。这次德军损失250架飞机，德军的战略后备力量已消耗殆尽。
太平洋战场上，2月19日，美军进攻距东京仅1 200米的日本空军基地硫磺岛。日本出动568架自杀性“神风”特攻机，重创措手不及的美军。《香港日报》报道这场战役为“太平洋战中流血最多之战”，“整个小岛成了人间地狱，尸骨如山”。3月26日，在伤亡2万人后，美国国旗在硫磺岛最高点折钵山山头艰难升起。至此，整个日本都进入美军飞机的轰炸半径。
硫磺岛失败的消息传到日本民众，50岁的松下电器公司董事长松下幸之助对刚造出的木飞机由兴奋变得黯然起来。从两年前开始，与美军的海战使日本的战争资源消耗殆尽，“神风特攻队”更使日本对飞机的需求大增。战争的狂热让日本人丧失了冷静，日本军方发疯般地试图以高强度木材代替铝合金，制造飞机，这项任务交给了一直为军方提供电子产品的松下电器公司。
《松下幸之助传奇》一书中描述了松下幸之助接受这个任务时的情形：受舆论的鼓动，松下对战争的失败并未想过，听说有可能输，更是热血沸腾。他对大西中将说：“国家有令，即使要我扛枪冲锋陷阵也在所不辞！”
这年春天，投资3 000万的木飞机终于成功试飞。但是当第三架飞机飞上天时，日本已经无力扭转战局。
此时在中国的长江以北，八路军各部开始执行“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战略任务，发起春季攻势，华北、华中各大城市都已处于八路军、新四军的包围中。
延安，中共根据地的大本营，年初开始的减租、减息运动正在进一步开展。从当时的影像资料可以看到，农民正高兴地将地主退回的租子扛回家去。
在延安保育院里，孩子们过得也很愉快，三年前开始的大生产运动使他们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以前偶尔才能喝上的豆浆现在是孩子们的必备早餐，体质弱的还能得到一个鸡蛋；午饭的主食是馍，也有肉，蔬菜则是尽量地吃，并保证吃上水果，缺钙的孩子可以喝专门的肉骨汤，服乳酸钙来补钙。
延安保育院，正式名称叫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七七事变后，全国出现大量的逃难儿童。为救助这些孩子，全国的妇女界组织战时儿童保育会，在全国设立11个分会29个分院，延安保育院就是其中之一。在延安保育院的救助下，边区的许多儿童得到了很好的照顾，为边区家庭和前线的将士解除了后顾之忧。
春末之际，延安迎来这一年最重要的一个会议。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央大礼堂召开，此时，距离中共六大的召开已经过去了17个年头。会上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规定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
在中共七大召开的时候，中共驻重庆代表董必武得到国民政府颁发的一份特派状，他和宋子文、顾维钧等一起，被委派作为中国的代表，出席即将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成立大会。
1944年，随着二战接近尾声，为了维护和平及建立未来世界的新秩序，中、美、英、苏四国在美国敦巴顿橡园会议上讨论，决议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
《一个时代的侧影》 第三部分1945年：胜利与返乡（2）
临行前，在重庆机场，摄影师为董必武拍下了几张照片。照片上的董必武看起来十分平静，气度从容。
董必武在美国的出现一下子引起轰动。当时，一般美国人印象中的中国共产党人是迥异于常人的三头六臂式的人物；可董必武却是一个八字胡须稀疏下垂的和善老人，演讲时更是有理有据，没有强加于人之处。一些西方记者形容董必武“通晓国际事务”，“为人和蔼可亲”，但又“颇为机敏”。
在美期间，董必武代表中国共产党以1万美元捐助《华侨日报》。不过他在美国接受华侨爱国同胞的赠款更多，这些钱用来替《新华日报》买回了3万美元的印刷设备，还为有关部门买了其他急需物资。
为了节省开支，董必武自己和他的秘书没有住宾馆，而是租用一位华侨的宿舍，自己做饭。根据一本已经保存了60多年的笔记本上的记录，他们每人每天的房租只有1个多美元，伙食费只有两个美元多一点，在所列20项收入中，有三项是董必武捐出或上交的，合计美元2 540元。董必武在签字仪式上穿的那套西装，只花了25美元置办。
两个月之后，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签字的时候，大会以抗战开始最先，特地推中国为《联合国宪章》第一签字国。中国首席代表顾维钧首先签字，董必武代表中国共产党，也代表中国，用毛笔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芷江，湖南雪峰山区一座古老的小城。4月中旬，日军对芷江发动了进攻，这是日军在中国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了。近20万中国军队第一次在战场上全面击溃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