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一时间宜昌人满为患，食住和交通极端困难。
叶圣陶还在宜昌的时候，先期离开重庆的凤子已经回到了上海。虽然一路上见到的景象都十分混乱，但当人们回到家乡时，还是抑制不住自己兴奋的心情。凤子一回到家就迫不及待地在《良友》上发表散文，抒发自己感慨的心情：“我像一个同风浪搏斗的舵手，经历了八年岁月的漂流，船身被风雨吹打得已非旧日面目。我顾不及拂去身上的尘土，顾不及换掉破陋的行装，我跑向大街，跑遍每条小巷……”
但回到上海不久，凤子即发现，上海的混乱更甚于其他城市。战后的黄昏，到处充满着嘈杂、混乱与不平，物价高得惊人，虾1斤3 000元，肉也要八九百元。1947年，白杨主演的电影《八千里路云和月》就纪实性地描写了抗日演剧队员们战后的遭遇和接收大员们的腐败生活，再现了当时上海混乱的场面。
提到中国重工业的发展，就不能不提到翁文灏和钱昌照，不能不提他们领导的资源委员会。这个经济组织在抗战初期只有1万多人，可到战争结束时，已经成为多达18万人的庞大组织。在胜利来临前夕，曾经当过教育部次长的钱昌照常叹息中国人才的不足。他担忧如何面对胜利的局面：“我们要从敌人手里接过那千千万万已经受到破坏和没有破坏的事业，可我们的人才在哪里？我们虽然不一定办得怎么好，但也不能办得比在敌人手里更坏吧。”
在他小小的办公室里，挂着几张图表，其中一幅是标着台湾资源的地图，那是他自己最注意的一幅，也是最容易引起每位来宾注目的。在1943年开罗会议以前，台湾问题还是他想不到而且不必想的问题，但当到了胜利突然到来的1945年，这一切都纳入了考虑之中。钱昌照说：“战后我们要收回我们失掉的土地和资源，我们不能够不立即从事了解和准备的工作，再也不能够耽搁了……”
起初，大后方的法币与沦陷区伪储币的实值相差不太大，但国民党政府不久后规定，将法币与伪币的兑换率定为1比200。一纸命令下来，沦陷区经济迅速崩溃，在重庆只能买一些油条的钞票，可以在上海的酒楼摆上两桌酒席。携带大批法币的接收人员大发横财，立成暴富，而许多沦陷区的民众顿成赤贫，根本难以维持生活。
《白杨传》里记述：“弄堂内，一些衣衫褴褛的乞丐正爬进善堂门口停放的空棺材里，了此残生。在他们看来，能死在一口棺材里，不暴尸街巷，就是最大的满足了。”
看着接收大员们在沦陷区兴高采烈地接收敌伪产业，身在西南的胡厥文心里焦急不堪。这时，整个后方工业界由于连年战乱变得奄奄一息。食盐产量下降了五分之一，数千家棉纺织厂停业，面粉厂、酒精厂和各种矿场也纷纷倒闭。
作为抗战迁厂最坚定的工业家，胡厥文本来希望从敌伪资产的接收上得到补偿，而政府却并未给后方濒临破产的民营厂家丝毫的补偿。面对残酷的现实，胡厥文困惑了，他一心支持抗战，为此几乎毁灭他的所有事业。“炸出云舰毁了长城厂，南京中华门之战百城厂又没有了……到后方来，重庆只有最少的一部分，想不到今天也就是只剩这一点！”可如今他对政府的协助，已经失去了信心，他带着嘲讽分析说：“今天能办机关业务的已是第一等，能办自己的事情是第二等。谁来管民生疾苦呢，那就不必谈了。”
他愤慨地说：“我不明白，是鸡生蛋呢，还是蛋生鸡？这也就是说，这样的政府产生这样的人民，还是这样的人民产生这样的政府呢？”
这便是胜利前夕一个奋勇抗战的工业家的悲凉感言。
1945年，有日本女孩和老人冒着严寒站在沈阳街头贩卖香烟，满面愁容。日本战败之后，当年随“满洲开拓团”来到东北的日本侨民们失去赖以生存的基础，大量难民在逃难中死亡。侥幸活下来的人，很多被中国家庭所救，并最终留在了中国，而有的只好在难民所苦苦等待回国的机会。
在日本本土，战争让国内变得满目疮痍。生产陷于瘫痪，物价不停飞涨，粮食和物资都极度匮乏。700多万军民从殖民地涌回日本本土后，困难局面更趋严重，唯一还能神采奕奕的只有接管日本的美国大兵。这时，在日本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巡逻的美国士兵。复员的日本士兵则只能黯然地从他们身边走过，有时甚至要向美军致敬才能通过。
这时，在占领日本的美国大兵床头，好莱坞女明星照是必不可少的。这一年，好莱坞迎来了一位新人，19岁的诺玛·简·贝克尔。从春天起，诺玛就成为了一个让所有摄影家都渴望见到的著名模特儿，她身上的秋装代表了那时美国流行的趋势。然而，初入好莱坞的诺玛并不是一帆风顺，片约并不多的她还得应付美国战后的物资短缺、暴乱和通货膨胀而引起的物价飞涨。《纽约每日新闻》中有一文标题为：“物价飞涨，买主气涨。牛肉价高，高过月亮。”
为了获得更多片约扭转生活困境，年轻的诺玛此后脱胎换骨，改走性感路线，并变换了她的头发颜色和名字，成了迷人的玛丽莲·梦露。但直到1953年出演《绅士爱美人》一片，梦露才真正开始她的璀璨星途。
10月中旬，在青岛，百姓们惊奇地发现，崎岖的山路上行进着一支庞大的外国军队。基本控制住日本后，美军打着帮国民党管理城市的旗号，派出9万多人先后在中国沿海登陆，并与八路军频频发生冲突。国民党４万多人也沿平汉线北上，进攻晋察鲁豫解放区。在东北，国民党任由苏联将东北的工业品作为战利品带走，只为把共产党军队赶出城市。而这一切，就发生在国共刚刚达成和平的“双十协定”后。
《一个时代的侧影》 第三部分1945年：胜利与返乡（6）
丰子恺在抗战结束后创作了漫画《炮弹做花瓶》。抗战的硝烟渐渐散去后，人们利用各种场合呼吁和平。在张治中和美国特使赫尔利陪同下，毛泽东飞抵重庆。在机场，人们蜂拥而至，争相目睹这位中共领袖的风采。一位记者描述说：“我看到他的鞋底还是新的。无疑的，这是他的新装。”
在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28年过去了，毛泽东和蒋介石再次坐在一起。经过40多天的艰苦谈判，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署《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协定提出，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来到。当时发行量最大的《大公报》发表了充满激情的社论，对协定的实现寄予厚望。
面对“双十协定”，西南联大的教授费孝通并没有抱多少希望，他敏感地察觉到一种不祥之兆。刚刚胜利，蒋介石已经利用武力赶走了云南省省主席龙云，透露出不和平的信号。
上一年，原本对政治没有多大兴趣的费孝通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不断呼吁成立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费孝通后来这样解释说：“进民盟没有别的理由，就是爱国。当时我们连农村调查都无法进行，再那么搞下去不行了，要当亡国奴了。”
在访问美国时，费孝通也写文章对国民党表示强烈不满：“我在每篇文章中，都把美国当一面镜子，他们的通货膨胀不到一倍，而我们的已超过千倍；我们前线的士兵饿死行军路上，后方则花天酒地；我不禁要问，这么下去怎么得了？”
抗战胜利的时候，滇缅公路的公务局局长龚继成住进了医院，这位工程师的血压超过了200kpa。他曾经组织打通中印公路，这是中国第一次在国外筑路，他还筹划建立了中国的第一条输油管道。但他最得意的是自己组织生产出来的经纬仪。他在测量工程上干了23年，深知它的重要，他说：“这是一件没有人注意的基本工作，绝对不可以看轻它。”病重以后，他除了随身的衣服，就只有它了。
战争结束前后，《大公报》记者徐盈一直忙着到各地采访，他也采访过龚继成等许多人，他把自己在旅途中最大的发现记载了下来：“我在中南和西南走了九省，最大的收获就是从广大人民的面孔上，发现了我们韧性的民族同时也是一个会笑的民族，就是再有多少愁苦，我们的民族也能够用笑将它冲淡了。会笑的民族是不会失败的，他的心情始终乐观，他们真是在‘以时间换空间’，只有用笑来支撑着。”
1946年，龚继成病故了，没有什么人会再记得他。同样的，在抗战的那个大时代，千千万万的士兵倒下了，千千万万的民工倒下了，像蚂蚁被踩在脚下似的一点声息也没有。一个默默于自身工作的人是不容易被更多的人知道的，但战争是靠他们才能够坚持下来。历史会记住他们，哪怕只是留住他们的一个侧影。
《一个时代的侧影》 第三部分后 记（1）
这里结集的是我们制作的30集纪录片《一个时代的侧影：中国1931－1945》的文案，也就是电视节目的初稿。
200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因此，国内各种媒体都把抗战作为今年的报道重点，我所在的电视台也是这样。在年初的选题会上，许多栏目根据自身特点申报了有关抗战的选题，我们《见证·影像志》也不例外。
这个片子的想法是几年前就有了。这之前，我已经做过《百年中国》等一批历史题材记录片，对历史资料的熟稔程度已经足以向我的同行炫耀。但是在制作过去那些片子的时候，每次总有遗憾——大量的编余资料静静地躺在边上——并不是说这些资料不够珍贵，而是出于主题或节目长度的原因，许多观众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历史镜头无法在屏幕上显现。那时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们能把这些资料作为节目的主干呈现给观众，而不强加给它我们主观的解释和评说，这对于中国观众更加真实地认识和了解自己先辈曾经走过的路，的确善莫大焉。
于是从2004年春节开始，我们以记录片《申年记忆》开始了我们的实验。在节目中，没有个体的口述或采访，没有事先设定的主题，而是以年度为时间框架，把我们能够搜集到的当年的所有影像素材进行类型化梳理。实验的结果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观众的认可程度，该片的收视率和音像制品的销售量都出乎我们的意料；二是对我们熟知而观众相对陌生的影像素材进行了有效的挽救。
这次实验显然增强了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在选择抗战题材制作纪录片的时候，决定沿着这条路子继续走下去。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这15年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显然无须论证，我们选择这个时间段作为我们的叙事出发点，抗日战争肯定是贯穿于始终的主旋律。但《一个时代的侧影》不是单纯的抗战史，我们给它的定位是抗战时期的社会史、生活史和民间史。因为关于抗战的更多的文本在宏大叙事、重大事件、精英人物和悲情述说方面，已经做了比较充分的展示，我们不必重复。可以说，《一个时代的侧影》是上述这些主流电视节目的有效旁证和补充。
中国离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