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定能导出大便决定生死的结论。首先不拉大便会憋死，你无法反对吧；其次，乱拉大便传染痢疾、霍乱、甲肝，都会使人致死，你不会不同意吧；再其次，大便不规律，证明肠胃有问题，肠胃有问题不治疗早晚得胃癌、直肠癌一类的病，那就死得更快，更难看，这你恐怕也无法反对吧……诸如此类，我还可以引出几百个关于大便同生死密切相关的话题，最后横竖告诉你一个你信也得信、不信也得信的事实：大便，决定生死。
由此观之，畅销书是畅销书，真理是真理。如果抱着经过商人们精心策划的畅销书寻求真知灼见，那真应了《圣经》说的：富人要得救赎，比骆驼过针眼还难。
《岁月与性情》：
一本乏味的流水账
□书评人一泓秋水
第三部分《细节决定成败》：自我证伪（2）
在没有读到周国平的《岁月与性情》之前，我曾经固执地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大概是世界上最考验读者阅读耐心的一本书，虽然我最终还是怀着一些感触看完了它。然而，在读过《岁月与性情》之后，我却惊奇地发觉，写作于21世纪的这本书几乎让我无法卒读，那些事先的期待被作者不厌其烦的絮叨消磨得一干二净，最让人疑惑的是，发生在几十年前的历史事件，从作者笔下流露出来之后，竟然不能让我的心为之产生丝毫震撼。这不仅与读《死屋手记》时的感觉大相径庭，而且多出了一些如同嚼蜡般的无味。从《岁月与性情》中可以看到一个令人悲哀甚至绝望的事实：昔日的苦难和沧桑在作者的笔下已沦为琐碎往事的连缀，然后缩略为岁月河流中的细小波纹。
从周国平的作者简介中可以看出，他出生于1945年，在他二十岁刚出头时，正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1968年7月他从北大哲学系毕业，先去湖南洞庭湖农场劳动，1970年3月到广西资源县，一直呆到1978年10月才重回北京，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学习，之后步入学术圈，以《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举成名。无论从哪方面看，其经历不可谓不曲折，人生不可谓不坎坷，然而，这一切在书中描述出来时，只剩下一些再普通不过的陈芝麻烂谷子，既没有一个哲学家应有的深刻和智慧，也欠缺作为一个作家或诗人的才情与隽永，有的只是一种机械的流程：一个敏感内向、早熟的少年成长为一个清高、才华横溢的文学青年。与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的来往对他的人生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后就是下乡、回城，再步入知识阶层，与一帮圈子里的人交往。其间经历了两次婚变，在妞妞夭折以后成为啾啾的父亲。
作为一个读者我知道，即使是卢梭，对于自己的劣迹在《忏悔录》里也多有隐瞒，在惊人的坦率之中，同时暗含着对自我的美化。人性的弱点使个人无法完全排除固有的自恋和自爱，这一点也没有人会去苛求。对此，我相信作者认真的态度，也相信他也认真地要求自己诚实。从作者对性爱的反思上，我看到了一种成熟的观念和豁达的心态，因而我也相信作者并非以本书来作秀。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作者的态度：“我试图站在一种既关切又超脱的立场上来看自己，看我是怎样一步步从童年走到今天，成为现在的我。”由于这种对自我的“关切”与“超脱”，使得作者笔下的文字只是一种泛泛的记录，它无法让读者走进作者的内心，也不能从中感受到作者亲身经历过的那些历史的脉搏，它留给读者的印象是，在那些发人深省的历史事件中，作者由于有着丰富强大的内心世界，加上他的博学多才、清高自傲而保持了难得的清醒和冷静，因而得以独善其身。而在《往事与随想》中，赫尔岑在对别人缺点和错误批判的同时，也在严格地解剖自己而不是全然的辩白，更非美化、关切与超脱。抛却两者经历的差异，从对自己采取的审视立场和角度而言，两者相差何其之远！
批判精神和反省意识的缺乏，使得《岁月与性情》充满了“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悠闲意味，沉重的历史再一次被不经意地背叛并丧失了其应有的警示作用。从书中流露出来的信息，只能再一次印证我们集体记忆的贫乏，表现在个体身上便是淡漠和遗忘，以及记忆力的严重衰退。这不是周国平一个人的弊症，而是群体精神被扭曲的结果。我们无法在周国平的心灵自传中透视一个民族多舛的命运和它经历的磨难，更不能从中得到振聋发聩的教训和启发；即便是作者反复强调的“心灵历程”，也不见深刻的人性剖析而只是执著和超脱，这样的一本“心灵自传”，其价值与一般明星八卦、名人逸事并无两样——遗憾的是，它却出自一位以研究尼采著称的哲学家而非其他人之手。
在本书的序言中，周国平认为自己写自传不算太晚，而读完本书后我可以做出如下判断：他早二十年或再晚二十年写自传基本不会有什么太大区别，不过是一个还算成功的男人在那里反复地宣讲着自己早年的清白与脱俗，曾经的光荣与梦想。他的自传，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只是有限度的诚实，就像一本写满了数据、枯燥乏味的流水账——仅此而已。
第三部分想做贝蒂娜的周国平？
想做贝蒂娜的周国平？
□书评人萧武
周国平出自传了。我想了想，周国平？不就是那个跟台湾刘墉差不多、整天写散文又号称哲学家的人吗？
不看也罢。可朋友偏偏说，里面牵扯到了“文化：中国与世界”的一些事情，还牵扯到甘阳。
“文化：中国与世界”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运动”中三个主要学术团体之一，其中大多数当事人至今仍活跃在学术思想界，在精神血统上算是我们的父辈。只可惜我们无法躬逢新启蒙之盛，只能从当事人的追忆里看个一鳞半爪。所以，去书店闲逛的时候就顺便翻了翻。
作者自己开篇就提到，卢梭写《忏悔录》时是58岁，尼采写自传时60岁。虽然他自己澄清，提到他们并不是自以为自己的自传就跟《忏悔录》是一个档次了，而是想表明，他也快60岁了，写自传也是理所当然的事，算不上过分。
不过，我还是有些疑心，他的题目《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究竟是什么意思。说到“心灵自传”，我就难免要想到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的《自我认识：思想自传》。既然是心灵自传，想来跟如今流行的畅销书——名人传记——多少要有些区别的。
即使整个90年代都在写散文，现在既然都到了写自传的时候了，多少总该讲些思想的事情吧？当然，这也是我的错觉。
毕竟，“思想自传”与“心灵自传”该有不同之处。既然是思想，就免不了要反思，照老黑格尔的讲法，所谓哲学，就是对思想的反思。也因此，思想自传总会写得像是哲学作品，而不像文学作品。
看这本书可以知道，周国平成长在建国后，1978年后考研究生，后来又读博士。中间参加了80年代的文化热，还是当时的台前演员之一，写过轰动一时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其实这种事情我们知道得已经足够多了，1990年以来，这类忆苦思甜式的回忆录遍地都是，故事也都大致相同，根本用不着哲学家去写。
到了90年代，“思想淡出，学术凸现”，一时之间，专著不如论文，论文不如随笔，许多曾经的精神战士都只好改行写“学者散文”去了。但是，说实话，我印象里像周国平这样转变得彻底的人倒还不多，干脆就写散文，不写论文了，而且大多是“论友谊”、“论责任”一类。
上中学时一位老师教导说，“某某论”这样的标题只有大师才用得，比如马克思写了，就可以叫做《资本论》，我们写了只好叫《论资本》。后来读书知道，就是我们写了《资本论》，不光是《资本论》的题目用不得，就是《论资本》的题目也用不得，只有西塞罗这样的人才配用“论友谊”、“论责任”一类题目。
大概是散文写惯了，《我的心灵自传》竟然没有思想的事情。到处都是个人的爱情、经历一类，跟《日子》这样的书显得区别不大。除了个人回忆录，唯一让我感兴趣的就是关于“文化：中国与世界”的追述。
就我所知，关于“文化：中国与世界”，除了王晓明与许纪霖分别有研究论文之外，大概是因为大多数当事人只把这当成经历，而没有看做历史，也就没有特别多的回忆。周国平说，当时的一位副主编对甘阳的跋扈、霸道很是不满，又说甘阳自己曾说他很讨厌民主制那一套。因此早就中下了祸根，要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恐怕也难免会走向分裂。照这样说来，当年的新启蒙同人后来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阵营，就带有必然性。
可是，“文化：中国与世界”除了甘阳是主编外，只有两个副主编，一个是刘小枫，一个是苏国勋。90年代三联书店还以此为名出过一套丛书，只是少了原来那一大串编委，只剩了主编与副主编。我不知道，周国平所说的对甘阳久怀不满的是哪个副主编？苏国勋还是刘小枫？传说，歌德与贝多芬散步时，王后走过来，歌德脱帽致敬；贝多芬把帽子往下拉了一拉，抄起手照样走自己的路，王后反倒来向他致敬。
后来，米兰·昆德拉在《不朽》里考证说，这根本就是歌德与许多文化名人的密友贝蒂娜的创造，而她创造这个故事，不过是为了自己的不朽，而且1924年就已被新发现的资料推翻。不过，看起来这个故事流传得太久，到今天人们记得的还是那个向王后脱帽致敬的歌德。这样看来，所谓历史，往往与书写者有关。人们总是愿意相信一个最先出现的说法，而不肯相信后来的翻案。
“文化：中国与世界”对当事人来说，不过还是记忆，而对我们这些后来者而言，已成历史，许多事情只有靠当事人的追述来建构。昆德拉考证说，歌德生命中最后的岁月几乎全都用来与贝蒂娜做斗争，因为他已经预感到了贝蒂娜可能会篡改他的历史。昆德拉一语中的，贝蒂娜就是渴望自己做历史的祭司，即使马克思不愿意跟她散步，她也一定要想方设法实现这个愿望，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她获得不朽。
周国平难道是想做贝蒂娜？
第三部分永远在路上的林达
永远在路上的林达
□书评人张弘
林达的写作有着不可模仿的独特性，这不仅因为他习惯于用引人入胜的故事娓娓道出背后的历史和文化渊源，而且因为其特殊的身份和经历，使之对于两种制度下的文化有了深入、全面的了解。
其深思熟虑之后选择的关注焦点，更体现着他的良苦用心和人文关怀。这其中，蕴涵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悠久情怀，即便身在异国他乡，也难以割舍对于故土的眷恋。
人文之旅和思想之旅从一种文化环境到另一种文化环境，林达在逐渐融入美国社会的同时，也在有意识地了解支配这个社会得以运行的那些机制和规则，他还追溯了这些机制和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