螅己颖涑闪艘惶跣樱坪用磕暌狭�100多天，而大水更是时时威胁着陕西省。2003年陕西省5年一遇的小洪水竟然酿成了50年一遇的大灾，225万亩良田绝收，500万人受灾，这一切，不能不说是三门峡水库的原因。而此时的黄万里，已经不能再面对这条他情牵一生的大河了。
黄万里境况不佳，在困境中，黄万里既没有走上绝路，也没有放弃独立人格，当年清华校党委宣布他是“右”派的时候，黄万里说：“伽利略被投进监狱，地球还是绕着太阳转。”赵诚说在那个万马齐喑的年代，黄万里真正做到了俯仰无愧于天地，此言非虚。
黄河之痛也就是黄万里之痛，而黄万里的命运恐怕让黄河也不得不叹息。几十年来，这位中国最杰出的水利专家却始终不能介入水利工作的前沿。上个世纪90年代，三峡工程论证的时候，黄万里只有依靠自己几十年前徒步勘测时得到的数据，因为新的资料他无法得到！
2001年8月20日，清华大学为黄万里举行了90寿辰的庆典，大家都知道，留给这位当代大禹的日子恐怕不多了。7天之后，8月27日，黄万里走完了90年的人生旅程，这个时候，黄河还依然断流，而长江三峡也正准备着“旧貌换新颜”。
第三部分小说像稗草一样蔓延
小说像稗草一样蔓延
□书评人苏七七
要说张大春的《小说稗类》，先从张大春的小说说起吧。就我目力所及，没能看到张大春长篇（比如《城邦暴力团》与《聆听父亲》）的大陆简体中文版，最常见于选本的，是早期的一篇《将军碑》，黍离之悲，家国之思，非常合乎正统文学观的鉴定标准。但我喜欢他，是因为零散看到的几个中短篇：《欢喜贼》、《我妹妹》、《我和我妻子的赋格练习》等等。他写作的题材、技法变化很大，《欢喜贼》很民间，《我妹妹》很文艺，《我和我妻子的赋格练习》很先锋——但他民间得生动新鲜，文艺得真诚深切，先锋得不故作玄虚，而是从内心与世界的问题出发。
张大春是个非常自觉的小说家，因此，对于小说被视为“稗”一样小一号、次一等、差一截的东西，自然要奋起反抗，说：“我半生的志业（以及一生可见的作业）都是小说，看人不把它当成个东西，自然有抗辩不可忍。”——这话说得很骄傲，也很可爱。在为小说正名中，张大春从庄子与太史公出发，为小说在“发明另类知识、冒犯公设禁忌”之处，找到了自己的存身要义，正是在边界之外，小说像稗草一样成长，把感受与观念可能性向预设的藩篱之外扩展，在书写与阅读中，引发作者与读者的“轻盈的迷惑”，而迷惑，正是接近自由的漫长晚餐的头一杯开胃酒。因而，这部书先是表达了一个小说家对于小说的敝帚自珍，接着他就开始如数家珍。
比方鲁迅那句著名的“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另一株也是枣树”，它为什么不能修剪为“墙外有两株枣树”呢？张大春的回答“简单得令人失望”：“一旦修剪下来，读者将无法体贴那种站在后园里缓慢转移目光、逐一审视两株枣树的况味。”“枣树只是鲁迅为了铺陈秋夜天空所伏下的引子，前面那四个‘奇怪而冗赘’的句子竟是写来为读者安顿一种缓慢的观察情境，以便进入接下来的五个句子：‘这上面的天空，奇怪而高……’”这种解释很让人敬佩，因为它很简单，但说在点子上，有着写作者与写作者之间的惺惺相惜之意。而看这本《小说稗类》，看得最高兴的，也在于张大春对于作家作品的品评论次。读者在读书时不甚清晰的体会，看着它们在张大春的笔下“显影”出来，心里头真是很愉快。他这么评价汪曾祺：“新文学运动以来，汪曾祺堪称极少数到接近唯一的一位写作‘中国小说’的小说家，一位深得笔记之妙的小说家。”——我看着，几乎要对着书点头称是。
《小说稗类》中，有几篇读着觉得真好，比如《寓言的箭射向光影之间——一则小说的指涉论》，从种种引例中，说到“倘若寓意果真能缩减、撮要、归根到底成这样一句话，这则寓言之中最珍贵的秘密，就豁然而解，同时丧失了所有的趣味”。这话说得很对，但寓意是最方便的阐释法，有时连张大春自己也不免犯这样的常见病。在讨论速度感时，他举了老舍的《断魂枪》作例子，但是叙述中的一缓一急，能在“沙子龙与沙子龙所象征的精神”中找到原因吗？读到此处，总觉得还没有说深说透，只是用“有说服力的语言”给收梢了。所以张大春的这本书，不能算是很完美，还是觉得有说理涩、举例浮的地方，一个好作家的好语言，有时也会给他带来“文字障”，因为他能用文字给滑过去，所以反而留下了没有补上的缝隙。
张大春以一个小说家的身份而自豪，但他的小说，却越来越“不像小说”了。我最近看到的一篇，是《本事三则》中的《猴王案考》，收在《小说三城记》的台北卷中，但读着，无论如何觉得是一篇学术论文。而这篇小说发表之后，还引来读者淮上客状告抄袭，说张大春抄袭了一篇发表在《江淮学刊》上的、署名李元泰的学术论文。张大春的回辩文章妙极了：原来这位李元泰是他的一个笔名，是“拙作《大荒野》系列中的一个人物”。——连看几篇相关文章，笑得不行，真是比小说还好看！读过《小说稗类》，我忽然又想起这个作品，如果《猴王案考》都能算是小说，《小说稗类》是不是也可以看做一个小说，一个不出场的主人公在小说的各种向度之间游历探险，最后留下的一部罗曼史？
第三部分白先勇：为昆剧招魂
白先勇：为昆剧招魂
□书评人杨彬彬
少年一心西化，老来回归东方，这是不少中国文化精英共同的人生规律。白先勇先生少年时代即与昆剧结缘，但真正浸淫其中不能自拔，其实还是人到中年回到祖国以后的事。这之后，白先生始终以“昆剧终身义工”自许，先后两次促成《牡丹亭》在台湾的上演。这次27折的青春版《牡丹亭》则是第三次，也是规模最大、最成功的一次演出。年轻时种下的善因，要到老年才能结果，昆剧之作为“老人艺术”，由此也可见一斑。
不过，尽管白先生投入了最大的热情和最多的心力，堪称昆剧功臣，看完这本《姹紫嫣红〈牡丹亭〉》（这是白先生排戏之外的一点文字因缘，可称为“戏余”），我仍然不得不说：姹紫嫣红的“青春戏”也好，字字珠玑的“戏余”也好，恐怕都只是白先生自己的一场大梦，既不是昆剧本身，也不是昆剧观众的梦。因为作为一门剧种，昆剧已死，垂死之人，自然无梦可言。从另一个更极端的角度来说，谁都想救昆剧，但是谁也救不了昆剧；试图救昆剧者，结果都可能更加速它的灭亡。
盖因为当下“昆剧义工”们的善举，多数只是在重建，而非抢救。这和文物界任由真古董毁去，另建一堆假古董其实没有什么两样。在这本洋洋洒洒数十万言的书稿里，除了青春版《牡丹亭》剧本这样一件假古董（让我不解的是剧本前的一段附注，华玮、张淑香、辛意云、白先勇四位改编者称：本剧本改编权为改编者所有，非经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演出或出版。这好比一支古建筑队以“修旧如旧”的原则翻新了故宫某处建筑，完了还要主张其“翻新版权”一样。如此专美，令人不解），大部分论文其实只是白先生这样的昆剧爱好者在抒发自己对于昆剧、对于中国古典文化的满腔热情而已。除了“古典艺术集大成”、“中国的莎士比亚”这样连篇累牍的赞美外，并没有什么太多新鲜见解。我个人觉得，真正有价值的倒是书中南京大学吴新雷教授的一篇短文《1911年以来〈牡丹亭〉演出回顾》（很荣幸，四五年前我在南京时曾有幸每周和吴教授同场排曲，他的《乔醋》是得过俞振飞先生亲授的），这其实也可看做一篇昆剧灭亡史。从文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明清以降，昆剧剧目已百不存一，昆剧艺人更是烟云散尽。作为物质遗产的古建筑即使烟熏火燎，总有图纸尚存，修复有望；可作为口述及非物质遗产的昆剧，一旦失传便如同雪泥鸿爪，只有消亡一途。
所以，对作为“舞台艺术活化石”的昆剧来说，当下要务首在抢救，而非重建。昆剧之必将灭亡，非关艺术，非关人事，而在世道人心。世道变了，作为载道抒情的艺术形态自然也会跟着变。一个剧种的兴起，背后必然是一个社会形态的改变；一个剧种的衰落，也必定与社会整体审美旨趣改变有关，“巢之将倾，卵将安附”？曾经写出过《游园惊梦》这样不朽小说的白先生，其实心里是明白这个道理的，所以接受采访时他也袒露心迹：这样大张旗鼓筹划青春版《牡丹亭》，根本深意还是为呼吁内地剧团能够珍惜传统，接通现代。不过对昆剧这样一件活文物来说，接通现代不易，珍惜传统更难。在中国、在曲界，从来就不缺少真正的爱好者，当年“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的盛况也好，如今“知音少，吾谁与听”的窘境也好，变化的只是人数，昆剧的薪火其实一直未灭。
当下昆剧真正缺少的恐怕还是俞粟庐、穆藕初、吴梅这样能挽危弦于不坠的传承者、扶大厦于将倾的担大任者。否则一任爱好者抛弃真古董，大造假古董，只会帮助昆剧速死；一时的风光热闹，也只不过是在为昆剧招魂而已。
第三部分《狼图腾》：慷慨激昂地媚俗
《狼图腾》：慷慨激昂地媚俗
□书评人魔鬼教官
很多中国文人最爱的智力创造是这样一种东西：先编个故事，然后根据故事讲述一番很大的道理。如果你不明白，建议你看看炒得正热的《狼图腾》。看到封皮，我就猜得出作者打算说什么，它的确没给我什么意外——只是我没想到作者会终于按捺不住讲道理的冲动，在小说结尾干脆把主人公陈阵当成自己直接的传声筒，整页整页大谈其“狼性民族”与“羊性民族”的历史观。在他看来，农耕民族是羊性的，游牧民族是狼性的，只有游牧民族的狼性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原动力。
我笑了。
就像“罂粟”二字如果入了通俗读物的标题，书中一定会出现一大片罂粟花，并且它将成为主要场景，罂粟花的妖艳诡谲、不可抗拒的神秘诱人，将会成为主旋律反复出现。所以，在你捧起《狼图腾》时早该有心理准备，这本书中的狼，不过是作者心中的图腾，是试图向你兜售道理的工具。
我没义务去一一反驳纠正作者历史常识的错误和荒谬的逻辑，不过，倒有必要提醒，你崇拜游牧民族对中原文明的破坏可以，但不要随意替俄罗斯人总结，说他们能追赶西方，乃是因被蒙古人占领强暴而得了高贵的蒙古血统的缘故，这愚昧的话最好不要让普希金听了，否则他会气得从坟墓里跳出来。
我很能理解姜戎对他祭出的狼图腾的崇拜心理。
然而个人审美体验是一回事，历史本身又是另一回事。
古代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