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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2003年）
定价：24。00元
本书是作者获诺奖前两个月最新出版的一部小说，被称为是最复杂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年近七旬的女作家。全书以复调小说的对话关系为叙述核心。整部小说的结尾，科斯特洛念叨着“文学的，太文学的”，戛然而止——她在寻求冥冥中的一个声音来为自己的文学生涯做出价值判断。
《政法笔记》：
从来如此的，便对吗？
□书评人王小山
但凡一本书是说道理的，能把要说的说清楚，是头等难能可贵的。我读书也有近30年了，却依然有些书读不懂，总觉得有些遗憾——我指的是我本以为自己应该读懂的那些，不包括一看书名就知道读不懂的，比如《线性代数》或者《相对论研究》。忽然找到一本能读懂的说事的书，自然很高兴，我指的就是冯象先生的《政法笔记》。
《政法笔记》是冯象先生25篇文章的结集，这些文章讲的大都是跟法律有关的道理（只除了最后介绍自己读书经验的一篇和写2000年美国大选的一篇，没兴趣的可以不读）。一般说来，他喜欢从一个具体的事例入手，分析事例背后的法理学意义，无非是从法理、类似案例、约定俗成的解决办法等方面相对照，把事情说清楚而已。比如其中一篇名为《取名用生僻字该不该管》的文章，从国家语委的一项名为《人名规范字表》的“工程”谈起，最后得出“不该管”的结论。其间反复论证，涉及到的文本有《汉语大字典》、《康熙字典》、《同源字典》、《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宪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修辞学》、《红楼梦》等等，甚至有《性心理学》；人物有毛泽东、圣奥古斯丁、蔡文姬和她的三个丈夫、王熙凤等等，可谓融古今为一炉，收中外为己用了，虽然有嗦的嫌疑，但道理确实是讲清楚了。
书中的文章大多都是这个套路，涉及的问题也是多种多样，从婚前财产公证到鲁迅的肖像权，从性贿赂到官员的名誉，好就好在作者一般都会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婚前财产公证没有实际意义，性贿赂不是贿赂……对于法律，如我这样的门外汉实在太多，汗牛充栋的法律条文书和律师资格证考试辅导一类的书对我来说，读起来与《线性代数》也没什么两样，同样都是看不懂，需要的就是这样有明确结论的书。
这也就引入了另外一个话题：这本书是给什么人看的。简单的结论上面已经有了，这本书是给一般对法律有兴趣的普通读书人看的——在“普通”和“人”中间加上“读书”两个字，意思是，如果不经常读书的人，看本书也会有障碍，因为作者实在太爱掉书袋了，引用很多前人的话，讲很多古今中外的典故，但有时候并不试图去说清楚这些典故之间的内在联系，须仔细考虑才能明白他的“深意”，如果一个不经常阅读的人看本书，会存在一些障碍。也就是说，《政法笔记》讲的是法律，能够深入浅出，但虽然不高，也还是有个门槛的。在读本书时，跳过作者设置的这些障碍，直接读论证过程，也是一种办法，我试了试，这么做并不会把作者的意思理解得太歪。
前面说过，这是一本容易读懂，但多少又有些障碍的书。除了一些转文外，还有另外一方面的障碍来自作者的文字，因为作者的文字并不那么晓畅易读。虽然在法学博士之外，冯象先生还是文学博士，但我个人觉得，他的法学知识超过了文学能力。
同类书中，林达先生的《历史深处的忧虑》就基本没有文字问题，林达先生的文字感觉很好，节奏感强，甚至可以读出声来；类似的讲事的文章中，王小波的文字也是好的，自然通畅，不矫饰不造作。不同的是，王小波先生不习惯给出个明确的结论，总是希望他的文字能“其义自见”。这两种风格，并无高下之分，但作为一个还算经常读书的人，总希望看到的书内有更平淡从容的文字，这要求并不过分，而冯象先生文字的书卷气则偏浓了一些。当然，只是个人喜好，冯象先生这种近似典雅的文风也许很多读书人会喜爱。
其实，在我看来，这本书最大的意义是：冯象先生得出的很多结论与我们想象中“应该”的结论完全相反，但沿着他的思路跟踪下去，你会发现他的道理。这等于给读者提供了思维的另一个方向——我们以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并不总是对的。
有人可能会说：可是，这是从来如此的。
但“疯子”们考虑问题会有另外的方式——我说的是鲁迅笔下的狂人，他反问道：从来如此的，便对吗？
第三部分阅读始终不缺席的克里玛
阅读始终不缺席的克里玛
□高兴
“为了一种无与伦比、至高无上的自由的感觉，所有那么多年的剥夺是值得的。”
——伊凡·克里玛
提起捷克当代文学，几乎所有捷克以外的读者都会不由自主地首先想到米兰·昆德拉。阴差阳错，在世界各地无数人的心目中，昆德拉已然成为整个捷克文学的代表。有趣的是，一些土生土长、地地道道的捷克人对此却颇不以为然。谈到昆德拉，他们往往会耸一耸肩膀说：噢，就是那个早就跑到法国并已加入了法国籍的捷克人。
许多捷克评论家和作家甚至已不承认昆德拉是捷克作家（实际上，昆德拉本人也早就把自己当做法国作家并直接用法语写作）。这里面自然涉及到不少文学及文学以外的因素，比如，特殊的民族心理和民族自尊，更为特殊的历史渊源和社会背景，等等。捷克人最最推崇和喜爱的是几个“始终没有缺席的”作家。伊凡·克里玛便是其中的一位，而且是最让捷克读者着迷的一位。
伊凡·克里玛（IvanKlima；1931—）算得上捷克当今文坛最为活跃的作家。他生于布拉格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二战期间，曾有过三年多时间的集中营经历。中学毕业后，到著名学府查理大学攻读捷克语言文学。1969年，应邀到美国密歇根大学当访问教授，本来完全可以留在美国，可第二年，重又回到祖国，从此一直在布拉格生活。
同200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一样，他对集中营经历也有着自己特殊的视角。他认为，除去恐怖，那段极端的经历还给他带来了对幸福和自由的全然不同的理解。他甚至觉得：“为了一种无与伦比、至高无上的自由的感觉，所有那么多年的剥夺是值得的。”也正是在集中营里，他首次听从了写作的召唤：“当我周围的每一个人，包括我的父母和祖父母都一一死去时，我却幸存了下来。这时，我被一种类似于责任和使命的情感所压倒：去变成他们的声音，去变成他们的叫喊，抗议将他们的生命从世上抹去的死亡的叫喊。”这样的出发点实际上很容易让人走向偏激和狭隘。但让人惊奇的是，在克里玛的作品中，我们却几乎看不到“仇恨”两字，因为，克里玛及时地悟到：极端的经历并不打开通向智慧的道路。我们若是和自身的经历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们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这种开悟在将他的创作引向一种更高境界的同时，也激活了他内心源源不断的创作力。在半个多世纪的写作生涯中，他已出版了《我的初恋》、《我快乐的早晨》、《我金子般的生意》、《爱情和垃圾》、《风流的夏天》、《被审判的法官》、《一日情人》、《爱情对话》、《绝对亲昵》等几十部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此外，还写下不少剧本以及《布拉格精神》、《在安全和不安全之间》等随笔集。尽管“布拉格之春”后，他的作品在捷克遭禁，他本人也迫于生计，当过急救站护理员、土地测量员、小商贩等等，但他的大量作品依然以地下读物的形式同读者见面，不少还传到了海外。因而，上世纪90年代初，当他重返捷克文坛时，实际上已是一位在国际文坛上享有声誉的作家，作品被译介到了五十多个国家。只不过当时昆德拉正在中国迅猛走红，让我们对其他捷克作家视而不见。而欧美文学评论界早就将克里玛和移居法国的昆德拉、当上总统的哈维尔以及已经故世的赫拉巴尔相提并论。
但同这几位同胞相比，克里玛走的显然是另一种路子。他不像昆德拉那样讲究作品的结构、形式和哲学意味，不像哈维尔那样注重文学的使命、职责和斗争性，也不像赫拉巴尔那样追求手法的创新和前卫。他更像他的前辈哈谢克：随意、散漫，有将任何悲剧化为幽默的天赋。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和哈谢克更能体现捷克文学的传统。
克里玛的小说手法简朴，叙事从容，语调平静，结构松散，讲述的往往是一些小人物的小故事，整体上看，作品似乎都很平淡，但平淡得很有韵味。一种大劫大难、大彻大悟后的朴实，自然和平静。如果说昆德拉的笔触最终是朝天的话，克里玛则是向地的。昆德拉总是不断地从小说背后跳出来，打断读者并引领读者去沉思、去发问，自觉地扮演起导师的角色。这可能也是我每每读到昆德拉，就会首先感到他的骄傲，他的炫耀，甚至他的自私的缘由。昆德拉是个文学野心很大的作家。他也的确取得了令人钦佩的文学成就。而克里玛却要谦卑得多，只诚恳地给你讲几个故事，一段生活，然后完全由你自己去回味，去琢磨。如果你觉得没什么可琢磨、可回味的话，他也一点不在意。他有从第一刻就消除同读者之间距离的本事。他的作品无疑更加接近生活和世界的原貌。他笔下的人物一般都有极强的幽默感，有极强的忍耐力，喜欢寻欢作乐同时又不失善良的本性。而这些正是典型的捷克民族特性。没有这样的特性，一个弱小民族在长期的磨难中，恐怕早就消亡了。昆德拉就时时担心自己的民族随时都会灭亡。克里玛相反，他相信捷克民族早就练就了一套对付生存的超级本领。读读哈谢克，认识一下那个胖乎乎的帅克，你就会同意他的看法。他在谈到布拉格这个城市更愿谈判，甚至投降，而不是反抗时，也正是在谈论捷克这个民族。
克里玛作品中有两个基本点：情欲和死亡。情欲是宣泄口，是真实生活和生活意义的具体体现，也是调剂品。他小说中的主人公一般都有无数个情人，而且基本上一见面就做爱。做爱成为情人对话的特殊方式。在这一点上，他和昆德拉有着相同的策略。死亡则是前提，是背景，是潜在的敌手，是压舱物，也是悲观或乐观的最好的理由，甚至还涉及到克里玛最初的写作动机：用创作来抗衡死亡。许多思考也都围绕着这一前提展开。这两个点恰恰最能反映人的微妙心理和精神风貌。它们既互相依赖，互相衬托，又互相抵触，互相瓦解，形成一种张力。抓住这两个点，我们就更容易理解克里玛的小说，也更容易理解捷克民族。此外，克里玛在捷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