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围一望，并无其他神像，只见四壁上都是雕刻的图案景物，山石、海涛、竹林、树木……皆有，玲珑剔透，令人真觉新鲜可爱。再细看时，又见那绿竹林中，有小观音菩萨端坐，小善才童子侍立；而这壁桃林中，还有一个小猴王在那里作耍！小雪芹完全被这一座小巧的《西游记》艺术宫迷住了，舍不得走开。他觉得比什么玩具都好玩得多。
在宫门外，临河是一大片空场，人山人海。场上面挤满了百般百样的货摊，游艺棚，叫卖声，锣鼓声，联成一片。游人如蚁，男看女，女避男，扶老携幼，构成了一种人间的仙境。从崇文门到此，循河三里，都是垂柳，比一幅画还要美。哪里有“天上”？这就是人们自己创造的天上乐园了！
这是一块对小雪芹影响颇大的地方——一直联系着他日后写作小说的构想。
往东。北京的庙宇之多，可称世界之最，明清两代尤为昌盛，寺庙的建筑之景与僧道的钟鼓经呗之音，彼此接连呼应，令人叹为观止。
对曹雪芹的创作发生重大关系的还有崇文门以东的东岳庙，民间俗称东岳庙为“天齐庙”。每年的三月二十八日——中国春季的结尾，北京的东岳庙庙期，从江南来的，从天津等地来的，都云集到朝阳门外，客店不能容了，还须临时安排设备住处。民间“过会”的时候，可以称之为万民簇拥，盛况实非语言所能表达的。
对于少年的曹雪芹来说，来到东岳庙，感受与别人又不一样了。他读了康熙帝的御笔碑文，方知此庙于康熙三十八年遭了火灾，皇帝拨了“广善库”的专款，命裕亲王监办，费了三年的工夫，将庙重新修好，碑是四十一年所立。一进正殿，举头先见一方巨匾，上书：“灵昭发育”，是康熙帝的大字御书。对此，雪芹心中立即想到：那时爷爷正好活在世上，正是家里家外的全盛时代。
雪芹一层一层地逐个观赏：
——西殿的天齐大帝，两旁侍女、太监、相臣、武士。
——东西殿神君、道士、仙宫、将军……无不神妙绝伦。
——三皇殿，供奉的中华文化之祖——伏羲、农桑医药之祖——神农、衣冠、文字、典制之祖——黄帝。
——正殿后的寝宫。
——最后一层是玉皇阁。
在这其中，有两层最使雪芹惊骇与赞叹。
但是他觉得最奇特的是这座庙里竟然会有“阎王殿”，殿的东西厢两边有“阴曹地府”的“七十二司”。这是由佛教滋生的一种纯属迷信的说法：人世是“阳间”，另有“阴间”的世界，是人死后灵魂之所归，由“阎罗王”掌管，凡在世时犯有罪恶，则必在“七十二司”内分罪情受到不同的惩治。阎王殿两厢分布着七十二司，这里面，各种鬼卒的形象极其狰狞可怖，酷刑的场面也惨不忍睹，胆小的人和孩童不敢进去！
更妙的是有些鬼卒脚下暗装活轮，通连着地下的“机关”，一脚踏上，那鬼卒会动起来。据说真有人活活吓死。雪芹只觑了一眼，就心惊胆战，异常地憎恶和反感。
但是当他到了正殿后的寝宫，却使他屏住了呼吸，张大了眼睛——他所见的是一百多个千姿百态的侍女塑神群！这些少女，都美丽可爱，她们各自在“做着活计”，简直就是活的人物！雪芹惊呆了，脚下不肯移动了。
中国的古老文化就是如此复杂地把好的、坏的、美的、丑的、真的、假的、善的、恶的……都缠结在一起，没有极高的智力，是难以审辨取舍的。然而，年少的雪芹却从这里汲发了他的灵源智府——他把“七十二司”和“侍女群”这两个绝不相干的、性质全然异致的意念，忽然一下子结合起来了，他产生了一个绝顶奇特的想法。
“七十二司太丑恶了！寝宫太美了！人说七十二司掌管人的亡魂；我则也可以另创一个“世界”，非阴非阳，那儿是少女们的灵魂的归处，有一个美丽智慧的仙姑在掌管她们的“命运的簿册”。
少年雪芹的这个想法，是一种对俗世迷信的嘲讽调侃，也是对妇女命运的一种最新奇最圣洁而又最沉痛的“社会主张”与“哲学思想”。
这是一种神奇的“结合”的产物。他头脑与心灵中爆出了这样一个火花，成为他写小说的构思契机，天才光焰的火种。
在曹雪芹所写的《红楼梦》一书中所描述的“太虚幻境”，其实就来源于这个东岳庙——山门外有一座引人注目的大牌坊，殿门内两厢分列着“薄命司”、“痴情司”、“春怨司”、“秋悲司”等众多名目的“分司”——也就是分类分部管理的意思，这正是仿照东岳庙的建筑布局而得出的艺术联想与文采创造！
东岳庙里的“七十二司”、“地狱”的鬼卒和灵魂，寝宫的百十名侍女群，给了雪芹以反、正两面的启发。
他思索：绘画家有言，“画鬼易、画人难”，因为谁也没见过鬼究竟是什么样子，所以就可以任意地去发挥；但是人则不然，画出来要像活人，而且不能雷同，“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这就悟到：塑那侍女群的艺术家，比那塑鬼魂的匠人不知要高明多少倍，百十个侍女，年纪相仿，身份地位相同，而能塑得那么神态各异，绝无“千人一面”之病，这本领太高超了！于是雪芹深深领悟：画人、写人、要向塑像者“学艺”，当徒弟。他家是世代出画家的门风，但从他为始，又恢复了专喜欢画人的老传统——唐代诗圣杜甫咏过的曹霸，就是画马、画人的高手。
侍女群像是雪芹熟悉的。在现实生活中满洲八旗富贵之家，都买有大量的侍婢、使女、丫环及丫头。她们个个都是可爱又可疼，可怜又可痛——贫寒被卖的，孤伶无依的，被拐骗落难的，还有大批“犯罪”官员人家的妇女“入宫”派给仇家作奴受辱的！
更令雪芹难过的是当时贵家豪族对待使女的残忍态度。用使女的眼珠做菜的，遭府主荒淫蹂躏的，至于用红热的烙铁烫胳膊等只能算是小菜一碟了……
曹雪芹把这些和东岳庙的“少女”联在一起，心想：古往今来，可有谁把这些可怜可痛的女儿写进书里？
在少年曹雪芹的心中忽然萌发了这样一个念头：我要写一写，不是像死板的史传那样，宣传什么烈女贞妇，而是要“传神写照”——让人看了不仅如见其形，更要如闻其声，如睹其丰神意态，而且领略她的内心世界。
这个念头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坚定，以至最后竟成了他毕生的事业。
但是他想，从古代以来，一篇短的，只写一个女子的故事不少，写得数量多的，要数比他早的《聊斋志异》了，可是也是以一个为主体而分散为多篇的，而且活的真人太少，却大多是狐仙魂鬼之类。他的祖父时代的文人写了一部《女仙外史》，也是女仙而非女儿。明代的《金瓶梅》，写了一个富家之内的妻、妾、婢和私通的女人，不但淫秽，而且完全不能撰写女儿的智慧才能，尤其是她们的精神心灵的深秀美洁的境界，反而只写成了一些庸俗淫妒、争风吃醋的下流女人。
雪芹想到这种情形，深深感慨。
然后他又想到了从小熟读的最出名的《三国》和《水浒》。从中他又悟到了一条重要的道理——从古以来，小说主题是什么？是人，是人物、是人材——更是人材的遭际和命运。
这个巨大的主题涵盖所有的民间文学、野史剧曲，都是表演这些可钦可慕、可歌可泣的人材的故事。
雪芹再一个思索的环节是什么呢？
那就是帝王将相、强盗英雄，这两种人是不必重复写了，惟有一种人物人材，历来无人下工夫抛心血去集中着力地表现——妇女中的人材和英秀豪杰人物。
他立志要写写她们，为她们传神写照，并且他写出来的这部书要与《水浒》相对照！
中国奇妙的汉字文学，极喜欢对仗。曹雪芹立即想到：我的这些“红粉佳人”正好与施耐庵的“绿林好汉”是一副绝妙的对子！
曹雪芹的选择要认真实行起来，却有重重难关挡在面前，阻碍他顺利地前进。
第一个难关，他得打破历来已久的社会心理所造成的俗套。这种俗套最常见的是：“淫妇型”——受《金瓶梅》的影响，而且变本加厉。
“神异型”——受《女仙外史》的影响，与“人”的真实生活越来越远。
“佳人才子型”——这个俗套来历最久远，可以追溯到汉代。以后千百种小说剧本都被它牢笼住：总是一个绝代美人，遇见一个才子，二人“一见钟情”，缔结婚姻，又遭曲折苦难，最后才子做了高官，佳人成了太太，团圆荣耀，美满幸福。
这些已经成了模式，人物不过改换名姓，大同小异，变成一种“文学符号”，而且毫无精彩的文笔，动人的灵性。这种小说大量出现，使人倒尽了胃口。
为此曹雪芹首先要打破这些枷锁。写妇女中的英才，不能让她们神化仙化，而是要写出她们的实际外形与内心。中国古代妇女一直是封闭式生活，不许与外界交流，不许会见外姓非至亲的男子，只许在自己的秀房之内做花红，操持家务。那么曹雪芹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必须从最平常、最琐屑的日常生活中去表现和撰写他心目中的人物，这个难关之巨大，可说是超过了其他的一切。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期间，曹雪芹练就了一手好画，尤其擅长画人，画妇女。他画的不是传统式的高髻长袖的没有个性的“古装仕女”，而是当时现实里的美好的少女。
从八岁到十二岁这几年，雪芹的家境日益好转了，中国的古话说得好：“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家的遭遇不幸是严峻的，但历史的条件仍然足以使年少的雪芹逐步恢复了“公子哥儿”的身份和生活环境。
在《红楼梦》的卷头，留有他的一段自叙：“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辈，背父史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记……”这是他在三十岁时回顾他幼少时期的一次自白，话是十分简约，内容却是十分丰富复杂的，可惜现代人已经无从知道其经过详情了。然而从这段话也可以看出他与父兄师友之间的种种矛盾冲突，说明他确实度过了一段丰衣足食的少年生活。
清代八旗人的奢侈享乐风气是一般的汉民富人所不能比拟的。旗人的初期，入关以后渐渐受了明代汉人的熏染，很快就失去了原来的艰苦朴素的品质，而流向奢侈玩乐。他们的政治地位使其享有特权，发财致富，追求享受是必然的。早期的皇帝常常以此为忧，时时加以告戒，但无济于事。再加上经过了康熙六十年的盛世，八旗人口迅速增长，财力日富，这些人不必也不许经商做工，就可以有官定的收入，因此大多数都是游手好闲，一味寻乐戏耍。所谓“纨绔”，就是对这类子弟的一种雅称。
至于曹雪芹自白中的“潦倒”一词，对其来讲，就是不务正业，不守礼法，任性纵情，放浪行骸的意思。正因为如此，这种人大抵到了最后总是流于贫困，无职无业，于是“潦倒”又有贫窘无路的引伸意义。
这也正是曹雪芹日后的形景。此为后话。
就在曹家的日子蒸蒸日上的时候，清代历史上的一件重大事件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