伧酵豕骞庑魇辏ü�1886年），设吐鲁番直隶厅。考古上，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公元4…8世纪）墓群及文书为中国近代重大考古发现，遗址距吐鲁番市42公里，是古代高昌城乡官民的公共墓地，埋葬有高级官吏和普通百姓。
第一部分：三晋大地开放的大唐
只有一个强盛的王朝，才能够海纳百川，兼容并包，允许来自叙利亚、波斯的基督教“异端”在东方传播其思想。 唐代高僧玄奘在佛学人才汇聚的印度那烂陀寺学习，是少数通晓50部经论的“三藏法师”。离开印度归国前，印度的戒日王召开五年一度的无遮大会，18天之中，玄奘大师先后与500位高僧切磋佛经教义，500人中无一人能辩过玄奘。不过此时印度大乘佛教，已由鼎盛走向衰落。 游学十七载 行程五万里 玄奘回到长安后，最初的心愿是在洛阳少林寺设译场译经。唐太宗把地点安排在长安，他便欣然接受…… 玄奘俗姓陈，名袆，河南偃师人。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松赞干布成为吐蕃赞普。这一年，高僧玄奘历经周折，启程赴天竺（今印度）求取佛法。玄奘西去印度“留学”前，已在中原各地多处游学，他听到众僧对佛经真义众说纷纭，便立志到佛教发源地天竺学习。然而，唐朝尚有内忧外患，官府明令，严禁百姓、僧众出关。 玄奘先因天灾，随灾民西迁天水，由天水，一路讲经西行，于公元630年到达天竺，在最著名的那烂陀寺就学，前后5载，主要学习大乘有宗。之后，他又到天竺其他地方向高僧请教，了解小乘佛教，学识越发深厚。那烂陀寺是当时天竺各国的佛教中心、佛学最高学府，曾汇聚1500名教师和1万名学生。玄奘在此学习大约100年后，莲花生大师也曾在此学习，后到西藏弘法半个世纪。那烂陀寺后毁于公元12世纪。 玄奘在印度一呆就是十多年，其间他学习了所有大乘著作，公元642年，他准备启程回长安，曲女城的戒日王正举办五年一度的无遮大会，特邀玄奘做论主。玄奘的思维缜密、敏捷，连续在18天里，与500名高僧辩论，被认为是最出色的。当时的辩论形式，不知道是否与现在常在藏区见到的辩经有相似之处。玄奘连续18天与500人比“高低”，又好似中国武林中的擂台赛。 唐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玄奘正式向天竺戒日王辞行，东归长安。他经过今新疆南路、于阗、楼兰等地，走了大约两年，其间被西域一个国王留住说法。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玄奘终于回到长安，受到房玄龄带文武百官的迎接。 玄奘大师取经路上17年，行程5万里。17年当中，他主要是博学众家，悉心研究佛经，还参加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的辩驳。往返西域的路上，他为僧众讲经。最后又从印度带回佛像及佛舍利150粒、梵文经典657部，包括大乘经论416部、小乘上座部经律论15部、说一切有部经律论67部、外道因明论36部、声论13部。 玄奘离开印度第6年，基督教传教士来到西安，并受到太宗礼遇。传教士为波斯人，先耐心译经3年，获得太宗欣赏，帮助传教士建造寺庙。 此时，开放的大唐，依然允许景教勤恳地争取自己的信徒。景教力图把基督教义在中国本土化，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行文上可以领略不少。 佛经新译“五不译” 一场新译佛教的活动，在唐太宗支持下，迅速展开。玄奘起先请求在少林寺组织译场，翻译佛经，但皇帝定下“三藏法师”的译场为长安，征召译主，聘请文字学勘定和精通梵文的僧玄“梵呗”等10种高僧能人。玄奘当然也就欣然接受。译场最先设在弘福寺。 据说长安译场内的工作人员多时达到600人。高宗李治为方便玄奘译经、存放经书，先后建大慈恩寺、大雁塔。大雁塔建于公元652年，为密檐楼阁式砖塔，塔高64米。译经活动一直持续了17年，共译出经论75部、1335卷。主要经典包括：《大般若波罗密多经》600卷、《大菩萨藏经》20卷、《瑜珈师地论》100卷、《俱舍论》、《成唯识论》10卷、《唯识三十论》、《摄大乘论》、《大乘广百论释论》。大师将在印度之所学俱传中国。 玄奘大师本人精通梵文、印度方言、印度俚语。他批评过去对佛经的翻译借口达意而信笔直译，不能忠于原典。玄奘大师特为众人总结出“五不译”，即在下列五种情形下，只采用音译，而不用意译： 1、 佛经中诸陀罗尼，是佛之秘密语，微妙深隐，不可思议，故音译。 2、 具有多种含义的词。如“薄伽梵”，具有自在、炽盛、端严、名称、吉祥、尊贵等六意，不可择其中一意翻译。 3、 中国没有的东西，如产于印度等地的树木。 4、 遵循古人的音译。例如，保留音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译为“无上正等正觉”。 5、 存敬重心。般若、释迦牟尼、菩提萨等，一概不按智慧、能仁、道心众生等来意译。 另外，每卷经书翻译过后，都必须向诸位能人宣读，直到译场中不再有人对译法提出不同见解为止，确保翻译准确、文辞优美。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0种参加翻译经书的人中，第7种为参译，负责校勘原文，并将译文返译成梵文，再与原文核对。这种认真态度，此后很少再有。 高僧到西域全为求法，而唐太宗更急于了解西域、天竺等大唐之外的世界。在他催促之下，玄奘回到长安第二年，就口述全部西行见闻，与弟子辩机共同完成12卷的《大唐西域记》，书中包括西域、印度、锡兰等138个国家的宗教、历史、地理、风土人情，其中110个国家是玄奘亲自到过的，另有28国，是他听说到的。此书至今仍然是研究当时亚洲地理、历史、文化的重要著作。 玄奘在唐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年），69岁（另有63岁之说）时圆寂。唐高宗李治为之罢朝三日。
第一部分：三晋大地敦煌盛名
神性、佛性与人性 玄奘大师的弟子不少，以窥基、辩机、嘉尚、圆测等人最为著名。在玄奘的弟子中，最有成就的是窥基。而窥基正是名将尉迟恭之侄，玄奘回到长安时他还只有13岁。17岁出家为玄奘徒弟，25岁参加译经。窥基后长住大慈恩寺，世称“慈恩大师”。辩机比窥基年长，也是玄奘徒弟，落笔极有文采，所以玄奘在回到长安后的第二年，选择自己口述、辩机执笔，完成《大唐西域记》。 辩机实际上比窥基更为一般人所熟知，他早年出家，家世不详，因罪被朝廷诛杀，学术生命非常短暂。至于他究竟因何获罪，正史没有记载，野史则说他与唐太宗李世民的女儿高阳公主有私情，而高阳认识辩机时，已嫁给房玄龄之子。另外，有人推测辩机是犯了谋反罪。究竟辩机因何被处死，已经很难考证。我倒是由此联想到当时正在长安耐心传播的景教，这个在公元431年（中国正处在北宋初年），就被教皇宣布为异端的基督教的一个教派，其最初的倡导者聂斯脱利认为，耶穌基督兼具神性与人性。 关于耶穌人性的一面，西方艺术多有表现，像著名的电影《基督的最后诱惑》和《基督受难记》。当然，这些作品也因此引发不少争议。高僧鸠摩罗什，曾被前秦大将苻坚部将强留在西域，并时常用美色诱惑他，按后人说法，鸠摩罗什干脆也就“自暴自弃”了。假如辩机果真如文艺作品中所推测的那样，矢志于佛学，但终究不能抵受诱惑，那便无疑是佛性与自然人性产生冲突，也不得不说是人生悲剧之一种。 吴承恩的《西游记》，其中主要人物唐僧，显然受到玄奘远赴天竺求法历史的启发，按一般人的揣摩，吴自然地设置了一些女色诱惑僧人的情节。无论历史记载还是文人演绎，玄奘比起鸠摩罗什来，意志终究是坚定的。 玄奘求学时的那烂陀寺，其时正处于大乘佛教有宗发展的极盛时期。也许出于多种考虑，玄奘并没有创建教派，而是选择翻译佛经作为自己最主要的事业，这样的选择其实也很有意思。其实，唯识学说在窥基以后就开始衰落。宋代虽略有复兴，但占据中土佛教主导地位的是其他教派。近代，欧阳竟无大师曾竭力倡导唯识宗，在南京兴办支那内学院、金陵刻经处等。后有学者熊十力作《新唯识论》。在古代新罗（今朝鲜），僧人太贤曾继承玄奘、窥基学说，被誉为“海东瑜迦之祖”。 大慈恩寺 法相唯识 （寺庙门票25元） 玄奘法师和他的译场译出的佛教经典，其中《瑜迦师地论》、《显扬圣教论》、《辩中边论》、《摄大乘论》、《成唯识论》等，都是法相唯识的重要论著。《成唯识论》是玄奘对护法、德慧、安慧等10人学说的一番总结。唯识宗总取《华严经》、《瑜迦师地论》、《唯识二十论》等6经11论，并特以《解深密经》、《成唯识论》为凭据，成就中国佛教八大宗之一宗。 龙树在3…4世纪创大乘空宗，以“遮”的方法，阐述一切法自性皆无，试图破除大小乘人之迷执于有。在中国佛教演变中，最有特色的无疑是后来盛行的禅宗，禅宗提倡不立文字，顿悟成佛，并溯禅宗源流到古印度，认定迦叶为禅宗初祖。迦叶曾在佛陀拈花示众，众皆默然时，独独破颜微笑。禅宗说，此为“拈花一笑”，以心传心。当然，印度的佛陀与中国儒家创始人孔子，他们其实都没有“立文字”，大概正是担心语言本身所具有的遮蔽性吧。佛陀入灭不久后，迦叶召开500人参加的结集大会，就是听过佛祖教诲的高徒，把自己曾经听到的佛陀的话记录下来，而在场的其他人都没有疑义。佛经中，常见“如是我闻”的字句，就是“我听佛陀说，……”的意思。 中国大乘佛教“先空后有”，与佛教在印度的发展一致。畅通的汉、唐丝绸之路，高僧不畏艰辛，东西求法、传法，保证了佛教真义流传。而在印度本土，由于受小乘佛教和伊斯兰教影响，大乘佛教后来不再占据印度宗教的主导，佛寺被毁严重，所以日本、朝鲜学者后来都到中国取经。 大师灵骨今何在 佛教为贴近大众，弘扬教义，喜欢开凿大佛，建造佛塔，保存佛骨舍利。西安的法门寺地宫就出土了佛指舍利。玄奘大师在西安和南京有过两座灵塔，分别在黄巢起义和太平天国年间毁坏；而大师的灵骨顶骨在1943年日本侵华战争期间，被日本人在南京附近找到，日本人原想将全部顶骨和文物据为自有，后经汪伪政府交涉，日本留下一块，将其余部分留在中国。 如今在台湾日月潭玄奘寺内，保有一份玄奘顶骨，那是在1953年秋，由章嘉活佛、印顺法师等在台湾的佛教人士向日本争取到的，玄奘寺附近建有慈恩塔。此外，到2004年为止，玄奘大师的灵骨分别奉安在日本琦玉县慈恩院、奈良市药师寺、中国南京灵谷寺、玄武湖山塔、成都净慈寺、西安大慈恩寺玄奘三藏院、台湾玄奘学院，以及印度那烂陀寺的玄奘纪念堂。原北京广济寺和广东六榕寺分得的两份已毁于“文革”时期，成都净慈寺保存下的遗骨，是当时佛教人士日日系在腰间才保存下来的。在印度的那份，则是1957年当时印度总理访华时，由周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