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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华夷秩序观，形成了中国各统一王朝处理对外关系的模式和政策，也导致了清政府以看待传统夷狄的眼光来对待西方，以至于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西方与中国交往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优越之处。事实上，中国那时也的确看到了西方在军事技术和科学知识两方面的优越性。明清两代在许多军事活动中，由于充分认识到了西方铳炮的威力而开始利用欧洲人的军事技术（主要通过澳门的葡萄牙人）。西方传教士南怀仁曾经编辑《神武图说》一书，以文、图两种方式详解西方铳炮原理，并把此书献给康熙。但中国顽固地认为这些只属于“奇技淫巧”的范围，以至长期以来对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没有大规模地引进。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军队大多还使用着弓矢刀矛之类的冷兵器。鸦片战争中，西方军队仅靠几艘兵船、几尊大炮和几千军士就可打败几十万中国军队，武器落后是清朝战败的重要原因。至于西方人在中国周边和外围显示出的优势力量，中国对之更是一头雾水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已在三四百年间先后突入了中国的外围地区，并把集文化、政治、经济、军事四位一体的西方文明完整地展现在东南亚和南亚。东南亚的霸主历经葡、西、荷、英，其地区霸权已几经易手。而南亚的霸主也最终归于英国。对于发生在家门口的这些事变，明、清政府虽有所耳闻，甚至明朝政府对马六甲的政局变化还曾一度口头干预过，而在1751年，清朝的福建巡抚对东南亚的最新局势还向清政府作过报告，但明朝和满清统治者基本上采取“蛮触相争”，天朝从不过问的态度。至于这些“蛮夷”从何方来，意欲何为，天朝上国就几乎“不知秦汉，更无论魏晋”了。
更为惊奇的是，就是这个从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几方面同中国已做了三百多年交流的对手，中国的主要社会精英竟然连它们的国家名号都没有分辨清楚，更遑论这些国家的地理方位、政治制度和历史沿革了。这期间中国的“世界”地理知识最多局限于传统的“西域”（中亚）、“南海”（东南亚和印度）和东夷（日本、朝鲜和琉球）范围。“儒者著书，唯知九州以内，至于塞外诸藩，则若疑若昧，荒外诸服，则若有若无……徒知侈中华，未睹瀛环之大。”清人张廷玉所编的《明史》中虽然录有“意大里亚”、“佛郎机”、“和兰”和“吕宋”等四个欧洲国家的名称，但也只知在“大西洋”中。后来经过礼部官员“查证”，“《会典》止有‘西洋琐里国’无‘大西洋’”的记载，因而这个“大西洋”的信息最后变成“荒渺莫考”，或“其真伪不可考”了。至于“佛郎机”一名，在中国的史籍和各类著作中，竟然包含三个国家和一种武器四种含意。由于中国长期分辨不清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因而一律把它们通称为“佛郎机”。后来又添了葡萄牙人所使用的“大炮”一意。在法国来华后，由于“法兰西”与“佛郎机”读音相近，法国一度也被称为“佛郎机”。以至于来华最早最久而且占领了中国领土几百年的葡萄牙人也只好按照中国的地名被称为“澳门夷”了。所有来华的欧洲人因而有时也被笼统地称为“西洋澳夷”。其实利马窦所著的《万国全图》，早已给中国人指出世界存在有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了。另一部由西方传教士艾儒略所著的、经杨廷筠润色的《职方外纪》，于1623年在中国出版。这是汇集了17世纪最新材料的世界地理著作。书中更为详尽地记述了世界五大洲国家的风物和历史，还特意记下了由东、西两个方向经海路来华的路线。但中国知识界主流在明清两代一直继续漠视甚至嘲讽和抨击书中展现出的“新知识”。“直气人以其目不能见，足之所不能至，无可按验算。其所谓画工之画鬼魅也。”在清代《四库提要》中则称其“所述多奇异，似不免多夸饰”。在乾隆年间修纂的《皇朝文献通考》对世界的描述仍然是：“大地东西七万二千里，南北如之。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中国对西方人的类别不仅不能，而且也不愿分别。其实，在海路已经大开，西方人已作环球航行之后，中国只须派遣一支舰队或几艘商船出访就可证实西方传教士们书里叙述的“新知识”，并完全破除中国长期以来拥有的这种腐旧的地理概念。虽然明清两代西方国家的使者、商人、教士来华甚多，但中国三百多年间竟然未有一次主动浮海前往欧洲和美洲“新世界”。连席卷亚洲和美洲并引起中国国内白银价格比值发生重大变化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这一在世界航运史和贸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事件，当时中国官方竟然毫无察觉，以至在中国史书中无片言记录。
第二编 视野PK从中心到边缘：一个帝国的死亡拼图（3）
中国与西方交往几百年而不愿也不必费心知道它们的准确的居所和名称。因为它们必定是中国之外的茫茫大海中寸草不生的僻远荒岛，其人民也根本不配“文明人”的称号，充其量是生番、红毛夷和大脚怪。“和兰，又名红毛番……其人深目长鼻，发眉皆赤，足长尺二寸。”这是堂堂的中国正史中对荷兰人的描述。对于后期才来到广州的英国人，中国人也搞不清他们的来路，而一律称其为“红毛鬼”或“番鬼”。诗人就曾有“时时番鬼笑，色色海人眠”之诗句。该诗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常常听到洋鬼子们在咯咯坏笑，从海上来的乱七八糟的妖人在呼呼睡觉。”中国书籍中对西人的国名、人名记载本来就语焉不详，数量很少，有时笼统记作“夷人”、“夷酋”或“夷首”，即使有所记载，也极尽中国象形文字的优点来侮辱之：“英吉利”这一国名写作“咭”，英国人的姓名被记作“啵唧”、“哑哩兔”、“吗嗄呢”、“吗庚哆嘶”、“喀喇生”，“法国”为“国”，法国人的姓名有“味的哩”、“嗒唤”等，英国的船名则有“”……而在16世纪中期一位支持剿灭葡萄牙走私商人的一份战报中，记下了如下西洋俘虏的名字：浪沙罗的哔咧、兀亮别咧、喇哒、哈得哩、鹅必牛。这些“老外”个个都像张着嚎啕大“口”、等待喂养的野兽。直到1858年6月，在中国与英国签订的城下之盟《天津条约》第五十一款中，英国人对中国这一“绝妙之招”耿耿于怀，终于以大英政府的名义郑重其事地告诫中国人民：“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由于西方各国在中国都享有最惠国待遇，从此其他西方国家也像英国一样，起码在中国官方的文书中可以连带着被免除这种从文字上虐待他们的境遇了。
随着18世纪中叶广州口岸通商贸易制度的基本确立，清政府不断完善了对外国人的“管理”。在近100年的时间里，先后制定过《防夷五事》（1759年）、《防夷四查》（1777年）、《防范夷人章程六条》（1831年）、《防范夷人新规八条》（1835年）等规范西方人行为的各种章程。这些规定从西方人的饮食起居，直到性生活，事无巨细，悉数包括：外商只许在贸易季节的夏秋两季居住在广州的“夷馆”，平常不得随意外出；只有每月“逢八”（初八、十八和廿八）才可由专人引领到河南“花地”出游一次；到冬季时必须回到澳门过冬；外国妇女不准进入广州城；禁止外国人雇人传递信息；外国人不得直接向官府申诉冤屈；外国人不得学习汉语……其中除一条“外国兵船不得进入内洋”是正常规定外，其余的规定不仅使西方人像候鸟一样地被驱逐，而且在广州居住期间几乎等于把西方人软禁了起来。西方人当然也曾经企图与中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来保障通商利益和外国公民的权利，但这些尝试无一取得成功。中国以一种主奴关系与这些新兴的“蛮夷”打着交道。中国人可以把私自入华的西洋商人作为匪徒全部剿灭，可以把西方派往中国的使节关在中国监狱，甚至去北京申冤的外国商人都会遭到被拘禁的命运（如轰动一时的1759年洪仁辉案）。1787年曾在中国作过短暂停留的法国人拉佩鲁斯后来写道：“人们在欧洲喝的每一杯茶无不渗透着在广东购茶的商人蒙受的耻辱……”康有为在评价这一阶段的中西关系时，也认为“当时之中国，何其倨也！”
西方花了三百多年，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全面了解了中国，西方内部的发展和外部的扩张却从来没有受到来自几乎统治全球半壁河山的中华帝国的任何干扰。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夕，葡萄牙（从16世纪起）、荷兰（从17世纪起）、英国（主要从18世纪起）和法国（从18世纪起）经印度洋从西而来，西班牙（从16世纪起）、美国（从18世纪末起）经太平洋从东而来，俄罗斯（从17世纪下半期起）则经陆路从西北而来。这三股力量最终形成了西方对中国的战略包围态势。西方人不断积累下的有关中国的知识再加上自身力量的不断增长，此时已经完全可以构成对中国致命一击了，剩下的只是等待和选择对中国下手的时机而已。
从万国来归的世界中心走到列强争屠的亡国边缘，中华帝国终于完成了一次命运的轮回。
但机遇是平等的。西方也给了三百多年的时间让中国了解他们，这等于西方人给了中国三百多年的预警时间。这一预警期不可谓不长，给予中国方面的征兆不可谓不多。但中国人除了对耶稣教会士带来的科学和西方技术有选择地表示过一时的兴趣外，对这个崛起的新兴西方世界的认识还远没有超出对中国周边传统“蛮夷”的认知水平。这当然与强大的思想传统有关，但也与明清两朝先天的缺陷相关：明朝是以推翻“外族”元朝起家的，从发动反元战争到重新建立汉人统治，它一直都是以复兴汉家天下，驱逐蛮夷和强化中国传统作为其不二法门的原则和既定国策的。清朝则是相反的情况。由于本身出自于“蛮夷”，强烈的文化自卑心理，使清朝统治者更加宣扬和实施包括“华夷论”在内的中国传统，用来加强统治中国的正统性和合法性。明清两代统治者由于各自特殊的国情，比过去各朝代显得更加确信儒家价值观，这也使得他们更加固守传统和极端排外，以致面对外部世界的变化，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