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企业廉价“处理”给私人资本家，直接扶持和保护民间资本发展。伊藤博文担任内阁总理大臣期间，先后颁布了许多促进近代产业发展的经济法律，如取消棉花进口税和棉制品出口税，就对改变农业生产结构、扩大贸易出口具有重要意义，制定《航海奖励法》和《造船奖励法》，则有力地刺激了航海、造船业的发展。
李鸿章和清政府实行“唯兵”、“重官”的片面产业政策，伊藤博文和明治政府实行从“官营示范”到直接扶植“民间事业”的全面工业化的产业政策，产生了两种明显不同的效果。在伊藤博文组成日本第一届内阁后的1886至1890年间，日本出现了产业革命的热潮，棉纺织业成为当时民间近代工业的中心，开始成为纺织品出口国，私营铁路、航运、造船和其他轻重工业均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李鸿章批示“不准另树一帜”，阻止中国商人自办航运企业时，日本民间机器厂从1885年开始为政府制造军舰。李鸿章和清政府在洋务运动期间未办起一家银行，而其时日本办起多家银行。1893年，横滨正金银行还把分行办到了中国上海。到1894年，日本私营铁路达2473公里，为官营铁路929公里的两倍半以上；而同年底，中国仅有官办和官督商办的铁路425公里，仅为日本铁路里程的1/8。到1893年底，日本以民营为主的航运业有16万吨船舶，航线通达亚洲各地；中国只有一家被李鸿章自诩为“开办洋务四十年最得手文字”的轮船招商局，有吨位不及日本船舶的1/6。到1894年，日本已初步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而中国的工业却在畸形的轨道上爬行。
李鸿章在奏办江南制造局时说过这样的话：“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照洋机器制作以求利益者，官法无从为之区处。”这段话向被视为李鸿章预见到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史料，但细察李鸿章这段话所流露的心态，他对中国将出现许多“富农大贾”显然不是站在资本主义立场上欢呼的，而是表现出基于封建官府立场的对“官法无从为之区处”的无可奈何。何启、胡礼垣批评李鸿章和清政府重官抑商时曾言：“今之国若有十万之豪商，则胜于百万之劲卒。”历史表明，李鸿章重视“劲卒”，不重视“豪商”，结果中国没有“豪商”，也没有“劲卒”；伊藤博文重视“劲卒”，更重视“豪商”，结果日本既有“豪商”，又有“劲卒”。
应该说在晚清大员中，李鸿章是“采西学”主张的一位着力鼓吹者。早在60年代初，他就称赞“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主张“师其法”专设一科取士，以转移风气，造就人才。此后，他极力鼓吹改科举、兴洋学、创办洋务学堂，又多次奏派学生出国留学，从而开拓了中国早期近代教育事业，造就了一批新式人才，并促进了西学的初步发展。但其兴西学的举措，“大率皆为兵事起见，否则以供交涉翻译之用。”他在70—80年代所奏派的200余名正式留学欧美的学生，全是学习军事和工程技术等，没有学习西方哲学、政治和文史等学科的。他所抱有的“中国文物制度迥异于外洋榛之俗”的自得观念，妨碍他在深层次上吸取西方近代文化。70年代中期，美国驻华公使卫廉士劝李鸿章积极推行“西化”。李表示：“西化为必须，但不能行之过急，中国环境不成熟。”美使报告说：“鸿章若过于急进，将不能久于其位。”而伊藤博文是明治政府中倡导“欧化政策”的主要代表人物。早在明治维新始初，他已“具有新文化思想”，木户孝允称赞他“欲在日本做新文明的开拓事业”。1872年，随岩仓使节团在美国逗留期间，他在草拟的《奉命使节要点》的长篇意见书中说：“以我东洋诸国现行之政治风俗，不足以使我国尽善尽美。而欧洲各国之政治制度、风俗教育、营生守产，皆超绝东洋。由之，移开明之风于我国，将使我国民迅速进步至同等化域。”1879年他提出建立近代资产阶级教育体系，反对以“仁义忠孝为本，知识才艺为末”的儒学复辟逆流，坚决主张把“知识才艺”放在所谓“道德之学”的前面。80年代，他支持外相井上馨提出的“欧化政策”，大力推行“文明开化”，在日本开辟了所谓“推行欧化主义时代”，力图使日本在对外关系和文化上“脱亚入欧”。他“喜好洋风”，甚至带领大臣举行化装舞会，自己装扮成为威尼斯商人。尽管此事闹得满城风雨，一时传为笑谈，但从中也可看出他在推行“文明开化”、转移社会风尚方面的煞费苦心。
第二编 视野PK李鸿章往左，伊藤博文向右（3）
在晚清大员中，李鸿章是一位“喜闻谈洋务”的“洋务”论者，也是一位极力呼吁“今当及早变法”的“变法”论者。李鸿章所主张的“内须变法”，突出地表现在主张改变兵制和科举这两个方面。事实上，洋务运动时期，除对淮军等部分清军采用了一些洋枪洋炮、进行了一些新式训练以及后来建立新式水师外，兵制的改革十分有限。而日本早在1868年12月，伊藤博文就建议统一兵权，“并参照欧洲各国兵制进行改革”。1869年8月，明治政府成立兵部省，到1872年4月，又分设为陆军省和海军省，实行兵制改革。到1873年1月，根据“国民皆兵主义”颁发征兵令。1878年12月，成立了军令机关参谋本部。在1885年后第一届伊藤内阁期间，日本将以“镇压草寇”为主要目标的“镇台制”改为适应野战和境外作战的“师团制”，大体上完成了近代兵制改革，从而拉大了中日军事近代化的差距。
应该说，李鸿章把改革兵制和科举制作为他“内须变法”主张的重要内容，还是颇有眼光的。但是李鸿章对改革官制使政治体制近代化却一直是噤若寒蝉。虽然在80年代后期他说过“变法度必先易官制”，但又感叹“中国文守千年，谁能骤更？”表现出在政治改革方面既囿于识见，更缺乏胆略。
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维新后一系列政治改革的主要推动者，人称他的业绩是“足以遮蔽维新以后明治年间的一切政治、文化史。明治年间的日本的一切进步的设施，可以说的均由他创始由他完成”。他作为明治政府的主要成员，参与或支持被称为明治维新“三大改革”的制定学制、实行征兵制和地税改革。而他的突出作用更在于主持了有明治维新第四大改革之称的“编纂法典”的工作。1875年，根据伊藤博文所拟的政体纲领，明治天皇颁发立宪政体诏书，使明治政府朝着“国家立宪政体”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以后伊藤博文逐步掌握了制宪权，主张采仿德国宪政体制。在赴欧考察宪政归来后，他于1884年出任制度取调局长官兼宫内卿。1885年10月提出全面改革政府机构，用内阁制取代太政官制，“清除了朝藩体制的残渣，创造了适应制定宪法和开设国会的主体”，提高了政府工作职能和办事效率。由于伊藤博文按既定目标推行“立宪主义”，日本于1889年颁布了《宪法》，1890年召开了首届国会。伊藤博文在推行政治改革时，认为日本没有像欧洲基督教那样使人心“归一”的宗教，因而可以利用“皇室”来“归一”人心，所以他推行的“立宪主义”是“天皇制的立宪政体”。将日本天皇制立宪政体与欧美近代民主政体相比，固然还相距甚远，但拿李鸿章力图加以修葺、“皆务增其新而未尝一言变旧”的清政府与之相比，一个仍只是中世纪封建王朝的苟延，一个毕竟已是近代资产阶级国家的开端。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生平三次会晤，一次是1885年在天津会谈朝鲜问题，一次是1895年马关议和，一次是戊戌政变后的北京会见。天津会谈之初，李鸿章说过一些硬话，但最后又因“虑事机决裂”，签订了“授人以柄”的《中日天津条约》。10年后，再见于马关，他是以纳款乞和失败者身份出现的，再也没有傲慢之气。甲午战争固然是一场侵略与反侵略战争，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中日近代化成效的一种检验以及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生平事业的一种总结。清政府战败，使“洋务自强”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希望破灭，也使李鸿章自叹“一生事业，扫地无余”。马关归来，李鸿章名为“入阁办事”，实是“久居散地”。而伊藤博文则于1895年8月晋赐侯爵，赐金10万。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北京第三次会面，是两人的最后一次会晤。李鸿章虽“身居事外”，但向以“顶奉慈禧为神圣”，所以在政治上采取一种中间偏“后”的态度。
1901年12月26日，即李鸿章死后50天，梁启超写成《李鸿章》一书，并与伊藤博文作了比较。梁启超认为，在早年的“栉风沐雨之阅历”方面，“伊非李之匹”，而李在政治识见和政治处境方面有难比伊藤之处。梁还把李鸿章放在近代“国民国家”的政治理性标准下进行评判，批评他“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体之本原”“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事，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只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指出：“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
还有一点，李鸿章除主观的政治识见不及伊藤博文外，他的客观政治处境也比不上伊藤博文。正如梁启超说：“日本之学如伊藤者，其辈无数；中国之才如李某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则又不能专为李咎者也。”
众所周知，日本明治政府是在倒幕斗争和戊辰战争中建立的，是在自身的不断改革中发展健全的。虽然三条实美、岩仓具视等开明旧公卿任高职10多年，但掌握政府主导权的一直是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下层武士出身的官员，明治政府的主要官员绝大多数曾留学或考察过欧美，以“内治”为主的治国方针一直居于主流地位。如1885年12月组成的首届伊藤内阁，内相兼农商务相山县有朋、陆相大山岩、海相西乡从道，都曾赴欧洲考察过兵制。文相森有礼曾留学英美，是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外相井上馨是“欧化政策”的首倡者。藏相松方正义是日本80年代新产业政策的制定人。这样“异体同心”的领导核心自然能使伊藤博文的政治主张顺利推行。中国清政府在洋务运动时期除新设一个总理衙门外，原有封建政治体制未作变动，“执政大官，腹中经济，只有数千年之书，据为治国要点。”整个洋务运动时期，没有一位实授尚书和督抚以上的官员跨出国门一步。少数号称开通的大员，对近代政治原理也几乎是懵然无知。在政府中，李鸿章有过很多的反对势力，如封建顽固势力和反淮系势力。但总的政治特征是比李鸿章“保守”；伊藤博文也有过很多的反对势力，如“自由民权”势力和反萨、长势力，但他们比伊藤博文还“激进”。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中日两国政治声望都很高，但他们实际拥有权力并不一样。伊藤博文从1873年访问欧美归来后，一直是明治政府实权人物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的左右手。1878年5月大久保被刺后，他接替了其参议兼内务卿的遗缺，成为“事实上的首相”。以后2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