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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消解崇高。
周：我想活着应该是站着，是本色的。我说句不客气的话，北京文化当中就有这个，越是纯粹的北京文化当中越有这个。为什么说老舍伟大，老舍恰恰在这个文化当中，真正贴近了人民。它不是奴性文化，是灵性的，人性的。他能在这里找到人性文化，太不简单了。西安文化里就有那个奴性文化，流氓式的文化，变脸的，今天是奴才，一转眼就变成主子。这种文化是中国传统地方文化的压抑下产生的一种畸形的怪胎，我们至到今天还在津津乐道，还在崇仰那种东西。
傅：也就是皇权文化。
周：我不喜欢这个，无论走到那我都敢说，我永远不做那样的人。
傅：看来您对那种“辫子戏”、“清宫戏”一定非常反感。
周：反感。
傅：那里总是主子、奴才，喳喳喳。
周：我对演那种什么皇帝、皇城戏有那么大的兴趣，不能理解。一个被异族统治了三百年的民族，怎么可以如此热爱人家。光明，我还得说两句，那种文化里面就有什么呢，就是能欺负的人往死里欺负，该巴结的人往死里巴结。
傅：这是二主子心态。
周：啊！鲁迅骂的就是这种东西，实际上这是一种最流氓的东西，比土匪还坏。我跟你说，生抢硬杀的土匪有时候动了人性，还挺善良的，匪亦有道嘛。但这种东西，已经把人性磨得干干净净了，纯粹剩下一个奴才了。而这种东西，我们在电视上大规模地播演。
傅：鲁迅批判的就是这种媚骨奴性十足的民族劣根性，但今天这种东西还现在很多场合在泛滥、延续。
周：现在演的电视里面，我看《激情燃烧的岁月》是最好的一部片子，我很感动。真实、亲切，没有深刻的体验，决写不出那样的对话来，那样的人物来。石光荣是活活的一个形象，非常感人，老少大家都爱看。写这样的题材让青年人爱看可不容易呀。
傅：连我三岁的女儿都喜欢看。
周：这样的片子，从题材上从人物上从精神状况上，都体现了我们这个军队身上最可贵的东西，甚至现在这种东西我们已经快丢了嘛，不多了。
傅：您最早是以诗歌写作步入文坛，写了很多年的诗，到了不惑之年，诗集《神山》获奖了。在您获奖之前，写了那么长时间，中间有没有出现过创作中的困惑，甚至恐惧感，就是您肯定不会为获奖来写作。但获奖无疑是对写作很好的认可。在您获得这种正式的认可之前，您对自己有没有一种创作上的持续不断的自信，中间有没有出现过那么瞬间的不自信？
周：可以这样讲，我对文坛上的现象，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是经常发生困惑的。但我从来没有对自身的才能产生怀疑。只要我有一天怀疑我没有才华了，我立马不写作了。反正我越是早期，这种对自身的认可越是不坚定。肯定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啊。但我给你讲一个特别有意思义的故事，就是1975年《将军，你不能那样做》还没有发表的时候，叶文夫到了新疆，到了我那儿，当时在我家吃了一顿便饭。他在当时，那才叫狂，从北京来，又是现役军人，才华横溢，已经在中国诗坛上大名鼎鼎。我是一个在边疆小城什么都没有写过的诗人。
傅：小边塞诗人。
周：那还谈不上。然后他又朗诵了诗。我听了非常感动，而且可以说，我当时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不可想象我能跟他比呀。但到吃完饭，最后他临走的时候，我送了他一句话，这表明了我当时内心有一种自己都不明白的力量。从现实意义上说我对他五体投地、望尘莫及，永生都不能超过他。不知怎么搞的，从内心窜出来那个声音，我说老叶，你确实厉害，了不起。但是我希望你走到哪儿都别忘了，就在新疆喀什这个小屋里，有一个人，就是我，肯定要超过你。他当时听了以后，非常自然的反应，你怎么可能超过我呀。这是不可想象的。我不是说我能超过他，但当时这个声音是什么声音，它不是理智造成的，是来自内心深处的一种力量，它告诉你一定要超过他。
傅：是否能超过他是另一码事。
周：但精神上没有被打垮，没有完全折服。完了以后我感到很惊讶，我哪儿来的这个力量，其实客观上讲我完全服了。
傅：那个时候您已经开始写诗了。
周：也写了。
傅：写多长时间了。
周：就在小报上发表一下，一般写的小歪诗。
《生命与创作》 第一部分周涛：接受命运之神的一切馈赠（4）
傅：反过来看，获奖对您的诗歌创作有没有促进？按理说您性情上比较狂狷，并不在乎获奖，但是获奖对您进一步创作是不是有一个促进和推动。
周：它有了这样一个刺激，画了一个句号。我非获这个全国奖不可，不获全国奖我不能干别的。 傅：如果您到40岁的时候还没有获奖，您还会继续写。
周：我还得写诗，
傅：直到获奖。
周：对，我必须把这个句号画圆。
傅：您心里还是把获奖作为对自己诗歌艺术成就的一个认可，终结，然后给自己一个圆满的理由：我可以干别的。有一些评论家、有一些学者说，您从诗到散文的转向是周涛江郎才尽了。
周：那肯定不是，哪那么容易尽，他们不理解我。
傅：那您的这种转向，您觉得是您生命流向当中一个自觉、自动的转向呢，还是有一种什么外力推动您突然把诗笔放下了。
周：和那获奖没有本质关系。我20多岁时就说过，我40岁以后不写诗了。这很多人可以证明。我根本就没有明确的计划，我为什么这么说，也是不可知的一种力量让我收笔的。
傅：您20岁时就给自己定下一个谶语，到40岁的时候不写诗了。
周：对，我说过。
傅：可要是您没获奖。
周：那我还得写。
傅：那那个谶语就不灵了。
周：不获奖那我完不了。起码说，只有获了全国奖，你才好意思说，我是全国性的诗人。否则人家老把你闹成是地域性的。
傅：比如边塞诗人。
周：地域性我是不接受的。虽然地域性本来不是对文学的一种限制。
傅：就是说，您还是看中这个获奖对您作为一个诗人的价值的认可，也是说自己对自己作为诗人的自我价值的认可。
周：但我不认为中国诗坛对我的诗有真正的理解。
傅：您主要指哪些方面？
周：直到今天我不认为他们了解了我的诗，真正理解了我的诗，而且我不承认他们对我的诗的那种低估。我去年在你们文学馆演讲过一次，后来《文学报》给我发了一个消息说，周涛在现代文学馆出语惊人，说自己的诗比散文好。我说了这个话，有人说我撒娇。
傅：这一点不惊人，您说的是事实。
周：我说的是事实，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我的诗比散文好。我后来又编了一本《英雄泪》，回过来再看我的诗的时候，我没想到它这么好，三步之内必有芳草啊。现在还有的评论家说我这个缺乏情感，我的作品里冷冰冰的，没有情感、没有激情。我都不知道这些评论家，是外星人呢，还是哪国的人呀。我不知道。
傅：我也看到一些评论说周涛很娇情，读着读着自己的诗就说，我没想到我的诗这么好。我觉得这是您对自己诗歌的一种……
周：我一点也不矫情。他敢拿来他的诗跟我比吗？他能超过我的诗吗？他能超过就算我娇情。读懂了没有？他们好多人根本就没有读过你的几篇东西。凭那么一二篇的印象就给你下结论，你要是做学问就得认真呢！现在这个文坛上有好些人，有一种不好的作风，就是胡说八道。你得有理有力啊，你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啊，必须和客观实际有所关系吧。你不能明明是东你偏要说西，那就不是东西呀。说的话得沾点边是不是。
傅：我再跟您拉过来谈散文啊，就是在散文写作上，像我小学老师就教给我形散神不散，这似乎是中国历代对散文审美的一个判断吧。似乎写散文形可以散，好像只要神聚即可。那个时候我是接受这个的，但慢慢的我对这个约定俗成的说法就不敢苟同了。那么您呢，我记得您引用毛泽东一句词叫：“万类霜天竟自由”，其实我倒更愿意用这个“竟自由”来界定这个散文的“形散”，真正好的散文是不能形散的。您自己在写作当中，或者是看待散文时，对这个形散神不散在审美的价值判断上有没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周：我当时有一篇访谈里说到这个事，我觉得是当时啊，是求得文体解放的一种借口。
傅：就是从骈体文解放。原来是讲四六对丈。
周：对！人讲普通话，随便写了，不就散了。然后就说，我是形散神不散，它其实是找一个借口。它要求的是什么呢，是从这个四六句对丈的因文害义中解放出来。
傅：但到了现代尤其是当代，把这个借口扩大了，学散文的似乎形散是可以被原谅的、被接受的。就是写散文是可以形散的。我想问您，您是不是觉得真正好的散文是不是形也不该散？而是形神相聚。
周：我们应该承认一个口号，一个提法，一个说法，在当时的条件下有它特定的历史意义上。但使它成为一种规范，永远套在人物的身上，是不可取的。因为社会在发展，现在不是讲与时俱进。散文也好，小说也好，越自由越好。先说小说吧，可以说，小说每一次的进步都是更自由，造成一个巨大的震动，嘿，还可以这么写啊。
傅：您的散文有的也是被很多读者看到的时候说，散文可以这么写。
周：假如是这样的话，那我做了个好事。是不是？我更注重的是小说，在小说家里面，最优秀的小说家就是最自由表达的，找到了他的表达方式。
傅：但同时它又不是不讲文体。 周：当然。比如莫言的小说，当时它为什么造成这么大的影响？没有想到它像诗一样，灵魂的暴发嘛，是不是？像喷泉一样出现的那种语言状态，更自由表达的一种心态，多好，没有说写着写着回归到章回体上去了。
傅：我对您早年诗中有一句话印象特别深：我愿意接受命运之神的一切馈赠，只拒绝一样——平庸。从您开始走上文学的道路，不管是在做人上，还是作文上，您有没有把它当成，是座右铭也好，或生活指向标也好，你有没有以“拒绝平庸”来立意要追求创作上的精神崇高？
周：跟你说老实话，我估计呀，最后说不定我得到的就是平庸。虽然我拒绝它，虽然我最不想要它，兴许到老了以后，回头一看，恰好得到的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