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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有没有为写作苦恼的时候？
陈：有的，常常很苦恼。然后就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我就是那个斯人，所以你就好好的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去吧。这是一个玩笑，我不认为天会降大任给我，但是我觉得你克服困难，要有这种东西，要有这种气势推动你。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去采访《上海的红颜遗事》，采访非常辛苦，自己承担着很多感情上的压力，最后好不容易这件事情是一段非常好的故事，固定下来了，全都好了，在电脑打印出来，拿去给这个人让她看一遍。她说：我想了很久，你不要用这个故事。我觉得简直连回去的力气都没了，上海大太阳特别热，一路上，我使劲哭，一路哭一路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好。这条路走不通，我一定要走别的路，我一定要把它走通。回想起来，那时候真有一股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劲儿。一定要有这种东西。回忆起来那是很好的日子。
傅：我记得您说过，欧洲是您自己真正的精神故乡。人选择一种它认同的某一种文化，是一种自然选择。但就中国来说，它有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这种选择可能会被有些人所不接受，甚至会被认为是另类。我知道您是生在可以说是革命家庭，比如说您的父辈、您的父亲接受吗？
陈：我父亲的标准是，你是不是真诚，你如果是真诚的，他接受。我觉得他没有很强的在这上面的反感，他知道我们小时候天天在家里听的音乐是什么，看的书是什么，然后跟他讨论切•；格瓦拉。他说格瓦拉的弱点在什么地方，他不是真正懂得继续革命，所以他去选择一种比较容易的革命的形式。不是他回避最艰苦的那一部分。我们有的时候不能同意他的想法，可以跟他争论。这个没有问题。我觉得我这么说是因为我真的是这么体会到的，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正常的文化背景，这个文化背景并不正常，但是它发生了。我觉得我可以说它的原因在什么地方，然后也可以说这个会给一个人带来什么东西，而且我想这个东西也会有很多缺陷。是这样子的一种认同，它本身会给一个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缺陷的，我想这不是一个骄傲的事情，但这是个事实。
傅：您还说过上海离欧洲文化越来越远了，似乎也正在变。这是不是对您所认可的欧洲精神一种遥远的出走？
陈：我觉得欧洲的文化变成我的精神家园，但这是有选择的，因为在建立精神家园的时候，是通过翻译的作品，翻译者翻译了什么东西，在翻译中他添加了什么东西，那些东西全都是我的文化背景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是说它就是欧洲真正的文化。我觉得这是时代造成的一种人，有点像 “五四”时代的一大批知识分子似的，特别西化也特别中国化。他们有很强的国学底子，他不会认为他的精神故乡在欧洲，他承担的责任是把那些书介绍给中国人，把欧洲的文明普及给中国人，把欧洲的民主制度带给中国，把它的科学带给中国的学生。只有在我们这一代人，是在自生自灭的情况下成长的，一个人身体的成长和一个人心绪的成长都是在一个脱离了管束，看上去是非常禁锢的，其实是非常荒芜的一个时代才有可能出现这样子的情况。以后我也不认为再会出现这样子的情况，因为我听到过有年轻人说，我们同样看民主，但是没有你那样感受。我觉得是时代不一样了。
傅：你同时表达过你对传统文化的一种疏离感，或者是隔离感，跟您那一代人成长的经历有关，但您毕竟是生活在传统文化浸润的土地上，它带来的矛盾对您有没有伤害或者负面的影响？
陈：我觉得很多的情况，我们都不能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传统文化深厚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文化已经被破坏得非常厉害了，所以我们看到的是零零星星的碎片。如果它是一个传统文化非常深厚的地方，可能多少你会接受传统文化精华的那一部分。现在我们想，大概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是清扫“四旧”，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是批判孔子，在一个孩子的心理对文化的丑化有很大的影响。我觉得那种时候，再加上当时社会环境从一个小孩子的角度的不满，小孩最容易采取的态度就是我不理你，你说的所有的东西，我都不听，也不看、然后讨厌。会有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其实应该很仔细地去划分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很多的分支，比如儒家的文化和游民的文化完全不是一回事情。我们非常讨厌游民的文化，但是在没有办法区分的时候，我们都说这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傅：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也许更多地表现出来的成分和体现出来的东西，是游民文化的影响。
《生命与创作》 第三部分陈丹燕：虚构的提供比非虚构更大的空间（8）
陈：我不知道，但有的时候我想，创造埃及文明的埃及人，都已经死了。现在都是混血人在那里，他不是真正的埃及人了。我觉得也许中国人也是这样子，创造灿烂文化的中国人已经都不在了，我们都不是他们真正的子孙，所以我们没有去承接他们最好的那部分。
傅：是不是也是这个促使您到欧洲，并在欧洲您体味到对精神故乡的一种认同？
陈：那个故乡更多的是在我成长的过程，是从欧洲的小说获取营养。我记得我爸爸跟我讲：你看《红楼梦》吧。我说我不喜欢《红楼梦》里边那个感情纠纠葛葛的，很烦人。他说：你真的是不懂。我说：我看奥斯丁，也不看《红楼梦》。我那是孩子的气话，但是也真的是这么想。在欧洲，在成长的时候认同的东西，那时候我很认同《神曲》的世界，我觉得是非常均衡的世界。《基督山恩仇记》的精神是世道清明的精神，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的那种东西。喜欢的是那样子的东西，它的音乐，它的画，它的歌剧里的豪迈的精神。我很喜欢歌剧里的合唱，非常豪迈的，比中国的合唱好听。再去欧洲，我体会很深的就是我们的文化是死了，但是欧洲的文化活着，它有，它会很好地保护，然后和现代发生了很深的联系。有一个英国人跟我讲，我很认同他的讲法，他说：因为我们有过莎士比亚，所以我们才会在后来有现代艺术。它的现代的文化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一层一层地往前走。他说：你们的孔子死了，所以你们没有现代艺术。我认为他是对的，文化是承接的，文化不能把它打死再重新生一个新的，它不是像竹子一样生长，它不是这样的。它断裂了，新的东西是没有的。不破不立是错了，它是不能够破的。但它可以改良，英国的东西它从很病态的维多利亚时代过来，它可以把维多利亚的因素拿来用。但是我们是不会这样用的，我们没有能力这样用。
傅：我记得您说过一个人终身都要去旅行，这种旅行不但可以了解世界，还能够学到很多东西，同时还有助于了解自己。对您来说，现在旅行是不是成了您生活、生命的一部分？
陈：如果很长时间我不能旅行，自己会觉得我这个人焦躁，身体也会觉得不舒服。我觉得旅行可能有两点对我来讲是很重要，一点是把你的背景全部忘记，因为一个人是没有背景的，也不用照顾家什么、什么都不用，管好你自己就行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自由。还有就是，我需要真正独处的时间，旅行是可以一个礼拜不说话，没关系，你一个人走。如果是在一个社会里，不可以这样子，人家会觉得你这个人变得很怪。这两点对我都是很重要的，我真正的休息和我真正的体会，都是在这个阶段完成的，所以旅行对我来讲非常的重要。
傅：有读者说从您的作品当中透出一种很浓郁的小资情调，小资情结。您自己怎么看？您觉得它小资吗？
陈：我觉得这是我自己选择的生活，所以别人怎么说，对我没有特别大的影响。你说是无产阶级生活，我肯定是这样的生活，你说是小资产阶级生活，我肯定也是这样生活，不能因为贴一个标签然后自己要去改变。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标签是不能够代表一个人的，但是很多地方是需要一个标签，是别人需要，而不是我需要。所以我觉得他有他的权利说，我无所谓。
傅：现在人们有这么一个普遍的看法，认为成功的女性事业和家庭、婚姻幸福很难两全，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您家里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陈：从我自己来讲，如果不能两全的时候，大概是应该要保护家庭。因为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或者是你应该离婚，应该让这个人选择他的生活，因为他的生活跟你的生活冲突了。但是我们家的情况，是我丈夫比我忙，所以是他选择事业和家庭两头，不是我选。所以我没有选择的问题。
傅：从这上面来说您够不上一个女性主义者，更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您是家庭至上。
陈：我觉得口号我都搞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女权主义者、女性主义我都搞不清楚，我要一个家庭，就是我要对它负责，各人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来，我要承担起自己的一份责任，我不能说我要事业，所以你承担家庭的责任。
傅：你觉得对一个女人来讲家庭是至关重要的？
陈：对一个作家来讲家庭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一个作家他工作的状态是非常孤独，特别是写长篇的时候，我体会特别深。如果你白天一个人写作，跟那个虚构的世界做斗争，晚上一个人吃饭，没有人去照顾。不是你需要照顾，是你没有机会去照顾别人的话，这是很痛苦的。他一定要有日常生活的小重量拉住你，这个生活才是均衡的。
傅：家庭把您从虚构的、创作的、艺术的世界里拉回到现实来。
陈：对，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对我来讲，你有的时候被别人照顾，还不是特别实在的满足感，而你在照顾别人的时候，才是实在的满足感。
傅：现在有一些女性，特别是老高喊着女权、女性口号的女性，另外还有一些张扬个性、张扬欲望在写作的女作家，有评论家送给一种提法叫“身体写作”甚至是“下半身写作。”您对这种现象怎么看？
陈：如果她出什么事情，法律管，这不是我要管的事情。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不会这样去做，因为我的兴趣不在这里。而且我觉得一个人的生活最好跟他的写作是有距离的，当中是间隔的。我不喜欢我的生活变成一个真人秀样的，我觉得那个让我不舒服。但是我对她们没有恶意，我觉得天大地大，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没有恨的意思，也没有爱的意思，你是这样，我是这样，没关系。
傅：我写我的，你写你的。
陈：是。这是很大的一个天地，不需要排除，你去做你的好了。如果哪一天违反法律，那法律会来管，也用不着我管。
傅：有人说您是张爱玲的接班人，您自己也好像特别喜欢张爱玲，您欣赏张爱玲什么地方？认可这个称呼吗？
陈：我不认为我会成为他的接班人，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生活和写作的道路都是不一样的，没有一个人能够成为另外一个人的接班人，因为没有人